上周末，收到了朋友的邮件，说：“请注意，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华寻求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是否直接涉及软件商业性最终用户的刑事责任问题尚不清楚。”消息来自《新民晚报》的短讯：“为期两天的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高级研讨班今起在上海举行。此次学术活动中，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邀请国内司法专家、企业代表共同探讨中国如何进一步通过法律保护知识产权。”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会议是一些跨国公司和一些国内的知识产权专家最开心和和谐的时刻。在他们不懈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正在一步步与世界最高水平迈进。他们不朽的功绩将会书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之中。

今天一早，我又收到国外朋友的邮件，给我转发了一篇发表在《纽约日报》的文章，题目为《知识产权争论》。文章指出，实际上，所有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从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的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是在很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下，才得以起飞。以此实现非常容易和低成本的技术转移，直到本国的技能和本地产业发展到发达水平，这时才采取较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自身利益。但是，根据最近的报告，同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模仿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由于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而濒临绝境。CIPR主席John H. Barton说：“如果我们杜绝发展中国家的模仿战略，那么我们将彻底缩窄他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选择权”。Colorado大学贸易专家Keith E. Maskus说：“（WTO通过的）Trips协议是跨国公司主导贸易政策的工具”。

两份不同的邮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人感慨无限。连美国主流舆论都开始质疑美国的知识产权政策，而国内那些为着自己公司利益和学术私利的公司和专家，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人们，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正在为中国的发展设置根本性的障碍？是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中国进一步经济发展“挥刀自宫”？

下面，我把《纽约时报》文章的部分内容翻译如下，读者可以直接在网站上查阅原文：

19世纪，美国既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同时又是举世闻名（像狄更斯等人有深刻体会）的放肆大胆的知识产权盗版者。但是今天，美国在对待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时，似乎正在收敛自己恃强凌弱的传统，或者至少从最近CIPR的报告中显示如此迹象。这份报告建议世贸组织有关知识产权的协议应该对发展中国家更加灵活，使它们能够以自己的步伐实施规则。

全球围绕知识产权（专利、版权、商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几个前景看好的领域，比如计算机软件、药品和生物科技。但是美国应该回到历史，看看19世纪自己的国家在图书出版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更好理解发展中国家的观点。

那时候，美国法律也提供版权保护，但是仅仅是保护美国的公民和居民。而对英国作家的作品不保护，而极其廉价地出版销售给如饥似渴的美国公众。此举激怒了狄更斯，比如他的作品Christmas Carol在美国仅售6分一本，而英国为2.50美元。于是，1842年他专程来到美国，强烈要求接受国际上的版权保护规则，这样有利于美国作者和出版社的长期利益。

但是，这项请求事实上毫无成效，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891年，当美国的文学和文化欣欣向荣，出版业很需要在美国之外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国会才通过了知识产权延展法案，使国外作品享受美国作者同等的待遇。实际上，所有经济发展的成功故事，从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的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都是在很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下，得以起飞。以此实现非常容易和低成本的技术转移，直到本国的技能和本地产业发展到发达水平，这时才采取较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自身利益。

但是，根据最近的报告，同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模仿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由于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而濒临绝境。

CIPR主席John H. Barton说：“如果我们杜绝发展中国家的模仿战略，那么我们将彻底缩窄他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选择权”。Colorado大学贸易专家Keith E. Maskus说：“（WTO通过的）Trips协议主要是跨国公司实现主导贸易政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