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互联网中国从来有两个视角，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看半瓶空的和看半瓶满的，看到悲观的看到乐观的。从20多年前互联网进入中国开始，这两者视角依然如故，没有谁比谁更正确，没有谁比谁更多出多少。看待互联网，可以当作世界观的差异。多一个视角，始终比任何单一的视角好！

吴晓波对于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给予另一种全新的视角，大会闭幕之时他写文认为，乌镇大会被非常默契地开成了寡头们的联谊会：“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以轻喜剧的方式温婉落幕，它其实与“世界”无关，也没有留下太多让人回味的细节，但它确乎传达了某些非常鲜明和富有中国特色的讯息，指向于一个不再令人着迷的世界。”

“14年前，“西湖论剑”属于纯民间的自组织活动，何人参与、议题设计及言行表达，均行云流水，放任自由，而到了乌镇大会，则已被完全地纳入到政府部门的领导与规制之中，自BAT以下诸人，无论财富多寡，都以“被组织者”的身份与会，大大贺词，总理致辞，排位列坐，君君臣臣，井井有条，宛若八股文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互联网的江湖时代渺然已远。”

任何大会都是政府、商界与学界论次排座的游戏，尤其政府主导的会议。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不比别的大会更多，也不会更少。作为映衬，当下各种民间的互联网大会雨后春笋，也一样或多或少充满论次排座、山头派别的色彩。这是会议特性决定的，与互联网本身关系不大。博鳌如此，达沃斯如此，《财富》论坛也不例外。以此赋予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特别的政治色彩和寓意，是不合理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牛人云集，大腕群至，场面的套路还要，但恰恰失去了很多论次排座的礼数。有些场次搞得很多领导、大腕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更不要说找到一个座位。随着未来大会吸引力进一步发酵，更多国内外人士加入，越来越不讲究礼数和等级，将成为新的景观。当然，再开放、平等的会议，也得保持最基本的礼仪与规范。

吴晓波更尖锐的说法，就是中国互联网“从失控制造者到寡头维护者”、“利益切割替代破坏式创新”。“凯文·凯利的失控学说在互联网界被奉为“圣经”，不过现实的中国互联网却早已成为了寡头统治的世界，BAT势力无人可以挑衅。其他如雷军、周鸿祎等诸君也以跻身寡头俱乐部为己任，在此次乌镇大会上，所有的话筒时间几乎都给了八到九位明星级企业家，对失控的歌咏实际上成为控制者捍卫既得利益的武器。”

奥运会为冠军而来，但是奥运会不仅仅是冠军。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为各方精英露脸提供机会，谁都想多露一点。但是，寡头不是全部，更不是主体。互联网不是排斥寡头和拒绝权力的工具。互联网的草根精神不是厚此薄彼，而是草根和寡头一视同仁，都可以淡定、自信、从容地拥抱。人人都期待自己成为巨头，哪一个寡头都想成为控制者，捍卫既得利益更是如此。这些游戏是天然的，每一天都在进行，不会因为乌镇大会增加，也不会因为乌镇大会减少。因此，也不应该赋予乌镇大会的特别颜色！

说到这里，我必须展开一点。互联网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与巨头和寡头博弈的故事。只是早期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运行商为代表的国有垄断，雅虎、美国在线等国际巨头，以及九龙治水为代表的行政垄断巨头为主。而今天，互联网需要触及更多更广泛的垄断力量。尤其是，互联网自身也开始有了垄断巨头。多几个垄断巨头不会在性质上改变互联网竞争与格局。互联网如此诱人的领域，既然讲究开放，就不可能排斥国有垄断、行政垄断、国际垄断以及互联网垄断等各方面力量的窥探和挺进。当年中国互联网如此弱小的时候，也没有被这些巨头简单降伏和招安，今天全面爆发的互联网更是不可能被垄断所驾驭，否则就不是互联网。倒是让这些巨头和垄断多和互联网打成一片，各种变革可能就发生了。20年互联网历史，不是垄断巨头降伏互联网的故事，而是互联网一点点改变垄断巨头的故事。看看当年曾经被互联网故事视为三座大山的电信运行商，今天在互联网面前，不但声势，包括市值，也都得仰望互联网了。与狼共舞，是作为时代创新力量的互联网必须的常规动作。世界上不存在一个需要刻意远离政府、远离权力、远离垄断、远离权贵的互联网。当然，更不要为互联网多担心，互联网那可能如此娇贵和脆弱？！互联网从来不是象牙塔，更不是温室。而是积极深入和渗透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力量。

而最尖锐的说法来自阿里与工商总局“火拼”之后。他认为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便带有鲜明的权力宣示特征。“就在最近一月间，中国舆论界被两个财经事件频频“刷屏”，一是马云与工商总局的公开抗衡，二是安邦保险的实际控制人之谜以及其对民生银行的强势入主。前者已以戏剧性的方式“安然落幕”，后者则仍在发酵扩散中。这两个事件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些势力的身影：民营资本、国有资本、权贵资本及政府部门，而此四者，上下两千年间，从来便是中国商业利益博弈的基本势力。”

“政治权力及国有资本集团在未来的互联网经济中绝不可能甘于被动，它们将持续地探寻权力和利益的“效率边界”，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便带有鲜明的权力宣示特征，而此次工商总局对阿里巴巴的突然出手，尽管被各方解读为“擦枪走火”，但是，实质上则是战略性冲突的预演，这应该仅仅是开始。”

“种种迹象表明，金融与互联网两大“渡口”交叉碰撞，发生激烈的混战景象，这势将成为新一轮政商博弈的主战场。”吴晓波的担忧不无道理，随着互联网的壮大，利益的爆发，各种力量的介入必然与日俱增。但是，作为一直身在互联网领域的人士，我的观点与吴晓波完全不同。互联网只有到了今天，才有能力和胆识去挑战电信运行商和传统金融巨头。这在过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互联网产业本身的发展壮大是一方面，政府旗帜鲜明支持互联网创新的政策导向是更重要的方面！

就在两天前，我在朋友圈中写道：“互联网要感谢本届政府！为变革和创新保驾护航。否则微信、余额宝哪有如此顺风顺水？这两年，运营商超乎想象地温顺（估计很长时间注意力要首先关注中纪委），金融机构也收敛超级威力。唯有广电部门成抵制创新和变革更强势的堡垒。这个堡垒瓦解关乎重大，直接影响中国下一个6亿网民，影响中国中低层民众进入互联网时代的时间和程度。这个坚冰不打破，中国发展的代价难以估量！”互联网或许无法改变政商博弈的周期，但是政商博弈也很难主导互联网的周期。这两者之间要形成必然的联系，短时期还是不现实。我倒是很看好互联网的出现，将会让中国传统的政商博弈逐渐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包括民生安邦事件本身，不去简单评判谁是谁非，正是有了互联网，才能让事件走向更加多元、更加透明。有了这些，不就足够了吗？我们的现实总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的确走在越来越好的道路之上！

吴晓波的观点值得敬佩和赞赏！尤其是作为一种警示，值得我们政府、业界以及学界始终回味。但是，我依然认为，他的观点过于悲观，将互联网领域作为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中国式的政商博弈，似乎是一个轮回宿命。”我比他乐观，我认为互联网根本没有如此脆弱，也认为传统没有如此万能。否则互联网也太徒有虚表了！当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最终落空的概率很高。但是，我依然坚定地相信互联网是不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历史，也超越现实。

因为特殊性，中国互联网从一开始就从来不缺乏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各种权力的渗透，而且是权力最密集、最谨慎和最警惕的领域，超越任何一个商业领域。互联网从来就是在权力的亲密互动和洗礼中，一步步发展。推动自身，也推动权力的变革。这一点，过去20年已经充分证明了，未来还将继续证明。所以，乌镇互联网大会上的权力影子，在过去20年来从来不是新鲜事和稀罕事。类似阿里与工商总局这类的冲突从来不是开始，从来都在密集进行之中，只是这次更加激烈而已。过去20年，这种创新与传统的冲突与博弈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历史最精彩的部分。而且，从来就没有简单妥协和消停的迹象。这种常态，是中国互联网的必然命运，也是根本使命。

我的乐观来自于几个角度：首先在于互联网本身的特性，互联网内核和互联网精神本身，就是瓦解权力和权贵的最好力量。在博弈的大盘中，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超越自上而下的力量，是互联网的新常态。只要互联网不变成真正封闭的局域网，将根深蒂固。其次，互联网行业的特性决定了我们当下的互联网创新，不是开始衰落，而是开始更加深入和广泛。下一个十年，中国互联网创新必将进入全新高度，成为全球创新中心。我对于互联网领域的乐观在于互联网强大的创新力量。创新是抵抗权力、权贵入侵为数不多的有效手段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只要互联网创新之火熊熊，权贵要得手就相当烫手。最后，在于互联网指向的人类新文明，指向一个给予任何个体不断赋权的新未来，指向一个草根力量不断源源“涌现”的新时代。用过去2000年的规律来简单推导，是很不可靠的。历史将会证明，任何企图从此固化利益格局的努力，包括BAT这样具有相当垄断能力的互联网巨头，最终都将是徒劳的！

不过，这是我乐观主义的看法，坚信互联网这块领地能一直能与众不同。因为我坚信，互联网的生命力和权贵的战斗力相比，我还是看好前者终究压倒后者。我的“互联网例外论”可能很多人不会赞同，但是，过去20年已经证明了，我相信还会继续证明下去。我想，我和吴晓波都有着一样的价值观，但是我们两人还是差异在乐观主义的多少，以及对于互联网本身的认识程度不同。因此世界观有所差异。

吴晓波对我观点解读为“互联网冷战思维赫然崛起”。他说：“在乌镇大会开幕前，方兴东在《环球时报》发表《互联网大会终结网络单极格局》一文，认为此次大会是“第一次以中国为主场围绕网络空间治理为中心的全球性大会。可以说，本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互联网治理的单极时代开始走向终结。”在他的观察中，“美国政府对互联网超级能力的滥用，事实上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最大问题之一”，而中国互联网的崛起正构成了直接对抗的一极。这种带有强烈对峙和冷战气质的思维，在14年前的“西湖论剑”时代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我的视角完全迥然不同，我阐述的与美国博弈，不是传统思维下的斗争思维，恰恰是因为互联网给予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赋予”独特的机会和力量，能够跨越式地与美国这样根深蒂固、实力超群的第一强国进行平等博弈的机会。而且，在互联网进一步普及之下，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将和中国一样，获得更大的力量和能力。世界将因为互联网催化下的中国崛起和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而更加进入良性的竞争，和更均衡的博弈状态。这种博弈与过去单向度的斗争思维，无疑更加合理，也更加和平。单极走向多极，单一走向多元，霸权走向多维博弈，这是互联网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独特体现和重要贡献。

对于互联网的评价不同，决定了我和吴晓波观点的不同。比如关于中国创业史的划分。吴晓波认为，从1978至今，中国一共经历了五次创业浪潮。第一次创业浪潮始于1978年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许多农民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创业者。第二次创业浪潮则是发生在1984年，农村承包制被引进城市的工厂改革。1992年，中国经济逐渐复苏，邓小平第二次探访深圳，南巡讲话，开启了中国创业的第三波浪潮。1998年到1999年的第四次创业浪潮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互联网革命，新浪、搜狐、网易、阿里、百度、腾讯等互联网企业便是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崛起。而自2014年开始的第五次创业浪潮颠覆了过去的“从无到有”，是一波“从旧有到新有”的创业浪潮。

而在我眼里，要从根本特质上区分，中国创业浪潮迄今只有两拨：一拨是互联网之前的，一拨是互联网之后。互联网之前，无论是农民、工厂还是知识分子，都是中国本土特色的创业，都是今日互联网创业潮的铺垫和热身，也就是创业的初级阶段，充满了各种体制机制和模式上的原始性。互联网开始，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与国际开始接轨，“以有限的资源追求无限的梦想”的现代意义的创业。2014年和2015年的创业热潮其实多年之前早就已经大规模开始，不是新鲜事情。1999年“互联网泡沫”那一拨和2002年开始的个人站长这一波，以及2012年手机APP一拨，到今天，都是同一拨的不同侧重而已。如果说，未来还有第三波创业浪潮，那应该是因为互联网驱动中国真正的全球化阶段，一场超越中国市场视野，真正面向全球的创业浪潮可以期许。目前，这个苗头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但是，还没有真正浮出水面。

总之，因为有了互联网，我们研究历史，分析现在，是为了更乐观地面向未来！这也是我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我和吴晓波是好朋友，对于中国互联网的热爱，对于权力和寡头的警惕，对于中国顺利发展的殷切期待，我俩都是完全一致的。要说有差异，根源还在于如何看待互联网！对于互联网的认识不一样，造成观点的偏差。我认为不应该简单用历史的眼光看互联网，而更应该用互联网的眼光去看历史。同样，看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还需要从更高的角度，更开阔的视野，更深刻的思想，去领略其中的奥妙。使用传统的视角，很可能错过了最精彩、最生动的部分！

（早起随手写下的一点随感，发了出去，引起一些反响，所以到下午再补充了一下，以期更加充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