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办公室见到方兴东时，他正忙着发一封邮件。偌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类书籍：《工业4.0》、《冒险经济》、《塑造世界的1001天》……对于他来说，这恐怕是每天工作的常态。

在国内，方兴东最为人熟知的头衔是“中国博客教父”，2002年他发起成立博客网，想要建立一个中立、开放和人性化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到2003年底，博客网已经成为全球中文第一博客网站。其实早在这之前，方兴东就一直致力于互联网领域研究，1999年他和几位朋友创立了互联网实验室，这是国内第一家专业的互联网研究和咨询机构，被称为“中国网络空间第一智库”。

自此，方兴东的研究兴趣就一直没有离开过互联网领域，先后出版了《歼击伏击：华为思科之战启示录》、《黑客微百科》、《网络强国：中美网络空间大博弈》，最新的成果是刚刚推出的《网络空间安全蓝皮书（2013-2014）》，解读这一年来国内外重大网络安全热点事件，洞察未来网络安全全球博弈的特点，探索中国的网安战略与实践策略。

正如这本蓝皮书中提到的，2013年至2014年是网络空间风云变幻莫测的一年，从棱镜门到微软Windows XP事件，再到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网络安全”成为被提及最多的话题。中美网络安全领域存在哪些冲突，又是如何沟通的？下一个三十年，网络世界的规则该如何制定，中国又如何占有一席之地？对此，观察者网专访方兴东，详细解读中美网络安全博弈。

观察者网专访方兴东，解读中美网络安全博弈

我们需要尽快形成清晰的网络安全战略

观察者网：2013年斯诺登事件后，中美网络安全博弈迅速升温，包括美国不断指责中国黑客攻击，对中国网络治理指手画脚，不断挑战中国的网络主权。您能不能详细讲讲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冲突，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这种冲突？

方兴东：应该说中美网络安全博弈过程中，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是个重大转折点。在这之前，国家比较关注的是新媒体产业，之后开始发现，实际上我们在网络安全能力方面和美国存在着巨大落差，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战略和制度上也存在着更大的落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战略清晰、技术先进、产业领先、攻防兼备的网络强国，其中第一条就是战略清晰。

其实中美网络空间冲突在斯诺登之前就已经开始升温了，比如美国对华为的“封杀令”，这其中有历史的必然性，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互联网科技和企业的崛起，比如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对美国真正形成了竞争力。之前，美国完全单方面主导整个网络空间，但后来逐渐受到了中国的竞争与威胁，动摇了一家主导的原有格局。美国整个网络战略尽管表面上还是强调防御性，但实际上已经慢慢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国防部越来越强势。美国之所以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指责中国，包括前不久发动对朝鲜网络的行动，就是因为它已经能够深入到别国内部来。

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来讲就需要提升产业和技术能力。我个人认为网络空间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产业和技术的先进性，是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长期较量，它不像传统安全主要靠军事武器就可以了。互联网空间有非常时期和正常时期之分，有军用和民用之分，网络安全的基本面还是以民为主。所以在这点上，我们需要补课，而且这个课不是一两年就能补上的，仅仅围绕战略清晰这一点可能需要的时间就比我们想象的要长。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战略问题，目前来讲，我们在网络安全方面有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战略方针？

方兴东：网络空间发展有三种战略选择：进攻型战略、积极防御型战略和消极防御型战略，目前全球唯一有能力采取进攻型战略的只有美国——当然我并不认同这种战略，长期来看这种战略损人不利已，只会加速自己的衰落；采取消极防御型战略的有朝鲜、叙利亚和伊朗等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基于我们的实力和能力，我觉得我们应该选择积极防御型战略。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采取进攻型战略，但中国要成为和美国平起平坐的网络强国，也不能采取消极防御型战略，那意味着要牺牲发展来换取安全，那么我们肯定应该是积极防御的，通过先进的技术和有竞争力的产业来保障安全。

但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我们缺乏一个上下一致的战略选择。网络安全工作千头万绪，部门职能分散重叠而且缺乏整体协调，而我们在策略上也明显缺乏博弈智慧。比如最近和美国的网络安全冲突，其中有美国对中国的偏见，也有我们自己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从战略上明确目标，不断建立机制和规则，一旦这些规则建立起来，一定会对美国的进攻型战略构成有形无形的冲击。

观察者网：我们的能力有限，战略也不是很清晰，那么是否有能力对美国的网络安全战略构成挑战？

方兴东：目前从实力上来说，我们还没有办法和美国比，但中国握有庞大的网络用户，时间更对我们有利。目前我们的手机用户是美国的3倍以上，互联网用户是美国的2.5倍以上。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占据了全球网民数量的三分之二，现在已经跌破10%了，目前全球有30亿网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概占了10亿，只有三分之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大概占了三分之二，其中中国就占了25%。而且下一个30亿网民中，只有10%来自于发达国家，90%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这其中又有20%来自于中国，其他70%来自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网络空间的重心已经开始转移了，大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以美国为中心，以发达国家为重点，逐渐转变为以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中心的新阶段。我个人把它定义为，第一个30亿网民是互联网的上半场，美国在其中起绝对主导作用；第二个30亿网民是互联网的下半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一定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当然，接下来的动力在我们这里，势能还在美国那里，像苹果在高端市场很长时间都会有竞争力，我们目前不可能去超越它，但是在中低端市场，我们有华为、小米这样的企业，苹果肯定没法和我们竞争。所以中美在网络空间会形成一个错位竞争，实际上也是互补的，而且无论从产业还是从能力上，包括规则制定，基本就是中美两国主导了整个网络空间。而且美国主流IT企业以后的中国市场收入会超过美国本土市场收入，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筹码。未来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有它的优势，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这样就可以进行比较对等的博弈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

互联网下半场的规则应该由中国来制定

观察者网：你提到了互联网的上半场和下半场，那么上半场是什么样的规则，下半场呢？

方兴东：网络空间话语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在上半场制定的规则和下半场的规则可能会有相当大的不同，就像现在的30亿网民和下一个30亿网民，完全是两拨不同的人。上半场的规则以发达国家为中心，基本上以英语网民和西方价值观为主导。在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上是高收入、高教育水平和高科技素养的“三高”群体，有着相对的一致性。而下半场的主力是新兴国家，它们的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包括网络使用的行为和习惯以及这些网民的文化背景，和上半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主要是低收入、低教育水平和低科技素养的“三低”群体。这个群体多元而复杂，他们使用互联网的行为特性和需求偏好，与上半场的群体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美国还希望下半场的30亿网民能够接受上半场的规则，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目前的网络空间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地位完全不对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下一个30亿网民的代表，应该倡导一种有利于互联网全球化的新规则，让全球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进入到网络时代，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不带有西方那一套民主自由的政治化色彩。很多人在理解互联网时都有一个误区，把美国政府的价值观等同于互联网的价值观，实际上这是偷换概念。互联网在美国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实际上它的文化基因都是反美国政府、反工业时代的。所以它的很多理念，和美国政府“开放、自由、平等、共享”的政治话语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互联网精神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代表着人类共享的价值观。美国政府的价值观只代表它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其实并不符合互联网精神。

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下半场的规则制定，塑造一个更加普世、普惠的互联网世界，有利于互联网在全球的渗透，不能说美国已经达到80%-90%的普及率，整个互联网革命就结束了，应该是全球各个国家，包括很多欠发达国家的人都能上网，都能进入网络时代，互联网革命才算完成。这些国家进入网络时代，不是用美国的一套价值观，而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发展互联网。所以我觉得，从上半场到下半场的这个转换过程中，原来的那套规则已经不适用，但是新的规则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既要认可美国的那套规则，同时也要让美国认识到将来它对这种趋势和变化也是无能无力的。

观察者网：但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上半场的规则制定者，很可能放不下身段，也很难认同和接受下半场不是由它制定的规则。

方兴东：改变规则，不是说下半场一定要颠覆上半场，而是上半场的很多东西已经不适合下半场了，那么该调整的调整，该改变的改变。对于美国来说，它独占了互联网的核心技术与核心资源，在下半场里，它最大的痛苦就是把很多权力分出来，从它的角度来看，这和割肉一样，但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对于中国来讲，也不是简单地把中国的理念强加于互联网，把中国的利益最大化，还是要顺应时代的趋势。我们必须得承认，在上半场美国虽然滥用了很多权力，但它也为互联网的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下半场是中国怎么样为整个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做贡献的时候。终究，一个国家在网络空间的领导能力，是和你为全球网络空间做出的贡献是成正比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战略上要有更高的起点，这一点就像亚投行一样，不仅仅是为了我们国家自己的利益，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为了全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利益。互联网上半场基本上的全球中产阶层的互联网全球化，而互联网下半场基本上是全球更草根、更底层的“贫下中农”阶层的全球化。中国的使命和事业可能比上半场更有意义。

互联网在美国已经存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了，有一个慢慢演变的过程，而互联网到中国是突如其来的、外来输入式的，实际上20年来，我们是边干边学，一边反思一边改进。我们要有自信有底气，同时也要承认自己某些地方做得不对。

比如最近被叫停的银监会317号文件，也就是去年4月由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应用安全可控信息技术推进指南（2014—2015年度）》，目的在于建立银行业安全审查制度，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把外企排挤出去，也不是简单的国产化，而是既要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最好的产品为我所用，但也要遵守我的制度，保障我的安全。2012年我们就提出了源代码托管，但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当时把它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叫全托，比如军事等敏感领域，如果外国的产品要进入中国，必须把源代码交给我们；第二种叫半托，比如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行业，可以找一个第三方机构来托管源代码；第三种叫自托，主要针对一些不是特别敏感却又很重要的行业，外国企业要进入中国，就需要自己同时建立一个实验室，源代码和产品编译都在这个实验室完成，其中有些岗位由中国政府派人执行，我并不是把你的源代码拿走，更不是窃取你的源代码，而是保证整个流程的安全，企业无非是增加一些投资，但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赚回来，同时也不用担心知识产权问题。这一点我完全赞同华为轮值CEO徐直军的观点，只有完全开放竞争，把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来，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外企对于中国政策的担心也是过度了。如果我们真的想把外企排挤出去，用别的办法岂不是更好？银监会317号文件的目的并不在于排挤外企维护中国企业利益。还是双方沟通不够，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巨大的偏差。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反思我们的工作方式。

但美国政府的理解正好相反，这其中就有我们工作的问题，也说明中美两国的沟通机制存在巨大问题。美国企业如此惊恐，他们是被自己想象的东西给吓住了，动用了这么多舆论造势，连奥巴马也跳出来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么重大的事情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策略，起码和外企保持良好的沟通，知道他们的诉求。当法律推行的时候，起码这些欧美领军企业都已经认可了，不能说我们的法律还没有实行就已经搞得大家非常紧张，这都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认真反思我们的工作方式。

2015年上海论坛，方兴东主讲“全球互联网治理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之间应建立多层次的沟通机制

观察者网：说到中美沟通机制，去年4月，美国司法部起诉5名中国军人，指控他们通过网络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随后，中国发起反击，中止了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那么，在网络安全冲突下，中美如何保持沟通机制的畅通？

方兴东：中美之间最急需的是更多的对话与合作，而不是争吵和指责。我们正在做网络空间中美合作指数，这种吵架和冲突都是要扣分的。

中美之间有很多利益冲突，需要长时间博弈。首先需要建立沟通机制，而且这个沟通一定是立体的，智库和智库对接，企业跟企业对接，政府跟政府对接，民间与民间对接，还包括智库、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交叉对接。现在我们的整个沟通机制管道太窄了，而且太单一，主要是政府。而且政府层面的沟通也存在极大问题。我们相关政府部门，有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等等，是九龙治水；美国也有国务院、国会、国防部、商务部等，其实也是九龙治水。很多时候，双方都搞不清到底是谁做主。所以我觉得中美在网络安全上的沟通，最大的分歧在于“模式问题”，是政府主导模式还是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其实，中美两国政府都不应该到处一马当先。美国从政府到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网民，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有多个主导力，而且利益高度一致，这样政府就能够超脱出来，很多事情不必亲自做，只要在幕后操作就可以了。相比之下，中国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力量比较弱，所以整体治理能力较弱，这样很多问题最后都积压到政府这里了，形成了负循环，影响了网络空间的整体治理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不是说要政府不作为，而是要把我们欠缺的能力补上去，构建一个多层次、网络状的沟通机制。

美国一直否认网络主权，否认政府的主导作用，实际上除了政府主导，不可能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承担网络安全的问题。所以美国的很多理念和主张也是偷换了概念，它不提政府主导，而是强调多利益相关方。实际上政府主导也好，多利益相关方也好，这两种方式并不矛盾。两者模式的理念来自企业治理，一个是股东（Shareholder）主导模式，一个是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主导模式。其实两者模式不是一个层面，更不是对立和冲突的。比如一个企业像阿里上市那么成功，企业的利益相关方都会受益，杭州市政府、上下游网商也好，大家都愿意积极参与和分享。但是如果一旦公司出了问题，工资发不出来，那时候谁来帮忙？政府也不可能来发工资的，最终还是要股东来解决。这个道理在网络治理和网络安全里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划一条线，在这条线之下的网络犯罪、网络安全问题，只有政府具有这种惩戒能力，由政府来主导对付负能量的东西。在这个线之上建立激励机制，弘扬正能量，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这两种方式不是“或”的关系，而是“与”的关系。两者模式应该齐头并进，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一起发力，网络空间秩序才能建立，才能良好维护。

因为中美在网络安全治理上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于，大家的能力都有限，都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问题，更不足以应对未来更复杂的问题。如果中美之间不能携手，达成不了共识，整个网络空间就没有秩序。中美两国承担的使命要远远超过两国的利益。对于中国来说，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自身利益，也不仅仅是把少数和美国对抗的国家团结起来，实际上新兴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很多利益都和中国更相近，更一致。比如欧洲和中国的处境就非常相似，欧洲的经济规模很大，但网络产业也逐渐走下坡路，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也受制于美国，它也希望美国能够改变规则。放眼全球，在打破美国网络空间一家独大的霸权过程中，我们要形成的局面是两百多个国家对一个国家，而不是三五个铁杆兄弟对美国。我们应该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美国这个孤家寡人进行博弈，才会有成效。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网络主权”问题，这也是美国比较敏感的话题，对于中国来讲，目前“网络主权”面临的挑战有哪些？如何维护我们的“网络主权”？

方兴东：网络主权的概念之争，其实还是停留在泛泛的理论之争。与其比拼嘴上争论，不如更务实地多做实事，多占实地。我们该坚持的东西还是要坚持，该避免的冲突也要避免，像网络反恐、网络犯罪、网络黑客、网络色情，这些实际利益不能松手。因为网络空间是跨国的，只能通过主权国家的良好合作才能制止。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些方面和美国的合作大有可为，先把大家能够共同合作的合作起来，我们既是利益共同体，又是命运共同体。考虑到中美两国已经占了全球网络的百分之九十，如果双方在网络反恐、网络犯罪这方面加强合作，把能做的事情先做大做深，不就等于是承认主权了吗？

我们现在拼命维护网络主权的概念之争，反倒会刺激美国，无谓提升冲突。实际上，美国IT产业的很多利益都在中国，这些企业和美国政府的利益诉求经常不一致，美国政府的这种进攻型战略往往最大的牺牲者就是美国企业，这种时候反而是美国企业可以和我们有很多的合作。有些事情我们推动不了，就让美国企业去推。互联网空间有很多层面，不是单点、单线的对应。所以我认为目前我们的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学界也好，还没有在战略层面上真正想通了、想透了。过去政府一直在拼命地当救护员，企业则是守着一亩三分地只顾自己赚钱，学界和政府基本是脱钩的，跟不上形势。各层面联动和协同的社会化体系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缺失，需要尽快补课。

中国如何建立网络空间新秩序
 
观察者网：这一届政府上台之后，我们在网络安全空间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去年11月，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互联网领域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会议。12月，第七届中美互联网论坛在华盛顿举行，鲁炜主任率领罕见规格的中国互联网代表团访美，掀起了一股网络外交旋风。中国在国际互联网领域的地位不断提升，这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中国如何参与和构建世界网络主导权？

方兴东：我们提出网络强国，成立网信办，组织和参加各种互联网大会，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就像中国搞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都是因为时机到了。而且我们也不用担心自己不能肩负起这么大的责任，我们在网络空间的崛起会比现实世界还要快。但我们自己确实要避免误区，要走一条比美国更开放、更创新的道路，我们要争取权利，原来我们就没有失去什么，只会得到更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用保守的、消极的战略，而是该调整的调整、该改正的改正。

另一方面，美国是一个守成者，会不惜一切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比美国高，取得道义上的制高点。中国不是为了自己而代表全球，而是为全球网络空间做贡献，就像我们的亚投行是为了整个亚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我觉得互联网也是一样，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目前严重不足，中国在这方面也可以大有作为。而且我们还可以提供包括互联网空间的价值观、国家纪律等很多规则。这次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举行，就是希望能够和中国多元包容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来塑造整个未来全球网络空间的秩序。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我们中国自己的利益不是直接目标，而是一个自然结果。

观察者网：但是我们这样做，美国能够理解吗？会不会就像亚投行一样，美国认为这是中国对自己原有秩序的挑战？

方兴东：我觉得美国能够理解我们的做法，但不一定一开始就愿意接受，因为不管怎样说，美国的利益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像亚投行一样，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先把盘子做大，然后或者让美国接受，或者让美国参与。

现在我们有很多理念，比如网络主权、政府主导等，想一下子让美国接受是不可能的。与其在这些字面上强行和美国争吵与对抗，不如大家先把分歧放下，不论主权在谁手里，网络犯罪、网络反恐总是要打击的，这些肯定需要主权国家配合，所以事实上它已经是网络主权了，美国也是承认的。同样，美国提倡多利益相关方，我们也积极参与，和绝大多数国家发起一个网络空间共同的基本准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一点点去推动，从而逐渐让美国接受和参与。

观察者网：谈到这里，我倒想起了亚投行申请创始成员国期间，英法德这些老牌西方国家加入之后，很多人也担忧中国反而会丧失主导权，那在网络空间秩序的建立过程中，中国是不是也面临这样的担忧？

方兴东：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看中国没有没这样的底气和自信，我们的实力到底能不能支配我们的理念和主张，我们的道德立场是不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现在很多中国人还是停留在过去没有自信，包括很多政府官员也理解不了。其实中国企业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出息，它不需要政府拉偏架，企业都说愿意和美国开放竞争，我们还多操心干什么？所以我觉得随着下一个三十亿网民的到来，我们必然更自信，时间在我们这一边，等到最后我们会发现自己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多，朋友也越来越多。而美国会看到自己在网络空间的力量被不断侵蚀，这时候我们就要站的比美国更高，中国的网络安全战略不能站在过去来制定，也不能站在现在，而是要站在未来，面向未来。

网络审查：需要从工具性的“术”层面上升到战略性的“道”层面

观察者网：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网络审查，这也是美国经常指责中国的地方，去年哈佛教授金加里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网络审查的报告，我们观察者网也做了全文翻译。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领导层允许社交媒体发展，容忍对政府、政策、领导人的批评。中国网民在个体上是自由的，但在群体活动上受到控制”。您怎么看待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

方兴东：网络审查主要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稳定，这一点上我们也是不会动摇的。但我觉得目前有些做法确实需要与时俱进，需要调整。十多年前，我们开始网络审查的时候，只是作为一个防御性的手段和工具，属于“术”层面的东西。但是今天网络审查不能再继续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必须站在战略性的“道”层面，来重新审视和考虑采取的措施。尤其是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很多做法是不是符合网络强国的战略目标。十多年，很多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体系化、制度化、阳光化，没有和国家战略层面匹配起来，这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

第二，我们的很多措施可能偏离了战略目的，以建立防火墙来说，是为了达到内容可控，维护制度稳定和社会稳定。但像Facebook这样有十几亿用户，其中可能有几十、几百个用户对稳定会造成威胁，有破坏性，那我们可以把这些用户屏蔽掉，而不需要把十几亿用户都屏蔽掉。因为我们真正需要屏蔽的网站数量其实是很小的，但像Facebook这样在网络空间的分量还是蛮大的。这里面会涉及到成本投入和技术提升，但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否则，我们的制度有可能对我们自己的科研、商业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自我损害。也会对国外企业和国外投资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第三，我们采取积极防御型战略，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提升实力，让我们中国互联网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的战略。但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开放的环境，别的国家也会担心，再加上美国在背后煽风点火，别人还怎么信任我们？所以一定要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建立我们的安全审查制度，还要把这种制度推荐给其他国家。能够对大量类似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提供良好的借鉴和参考。我们千万不能犯短时的错误：过去我们没有竞争力市场；而当我们今天的产业竞争力崛起，需要大规模走出去了，我们自己反而把自己封闭起来，那就是直接自己拖自己后腿。

如果网络审查开始影响到商业和普通网民的基本使用，造成了很多超越我们目的本身的负面阻碍，这个弊开始远远大于利，很多做法也必须调整了，应该从战略层面来考虑，还要符合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底线，通过法律旗帜鲜明地亮出来，这没有什么可妥协的，而且我相信这也是每个国家都需要的。但同时，很多东西必须与时俱进，既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又能避免很多无谓的自我损害和外在冲突。

我想，只要真正做到习总书记所要求的“战略清晰”，这些误区、弯路和代价就可以避免。

观察者网：在网络审查上，美国经常采用的是双重标准：一方面指责中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另一方面它自己其实也有一套严厉的制度来限制网络参与。您怎么看美国的这种做法？

方兴东：美国在互联网领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自身的内在矛盾。美国政府做事的根本原则是坚守美国利益至上，但它在很多事情上偷换了概念，将美国的利益就代替了全球的利益。为全球利益还是为美国利益着想，这是美国政府自己都无法调和的矛盾。这就像李克强总理说的那样，“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所以我觉得利益争夺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过去在互联网空间里太过于孤立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们在互联网治理方面成功的方法、制度和模式，完全可以代表大多数国家的需要和利益，我们在自信和底气上还需要再提升。

美国之所以会采取双重标准，一方面，它有很多历史包袱，很多制度和规则都是围绕它的互联网早期的技术治理和后来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产业治理，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现在互联网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新的社会治理和新的国际冲突，美国的很多观念和理念还停留在当年的技术治理阶段，并没有与时俱进。因为如果要与时俱进，意味着它原来的很多权力和优势要被削弱。

另一方面，在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实政府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美国政府还不是一个强政府。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美国其他层面的力量来合纵连横。美国的企业界、学术界和民众层面，与政府的矛盾与冲突是与生俱来的，斯诺登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又比如我参加几次中美网络对话，有些美国专家都忍不住站出来批评美国政府的观点，认为故意曲解中国的意思。这个时候，如果他们能够发声去和美国政府沟通，比我们自己去直接沟通更有说服力。所以，只要中国有使命感、有战略，站得高，比美国更开放、更包容、更创新、更讲道理，美国的企业、学者也会替我们说话，有时候这些也是我们可以团结的力量。当然，首先我们要改掉自身的很多缺陷，建立真正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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