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观察

惶者生存：硅谷全面掀起忧患意识
      虽然美国经济复苏，硅谷复兴指日可待。但是，以“惶者生存”为哲学的硅谷却没有因为复苏而发晕。2004年3月14日，硅谷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圣何塞水星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认为中国高科技崛起将直接动摇美国的中心地位。尽管，这些美国公司都将自己的未来押注在中国市场，比如Google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认为，Google未来20年的机会就在中国！但是，这些硅谷企业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而是从忧患意识放眼长远的未来。在题为《中国：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合作伙伴，也是快速崛起的威胁》的文章中，作者开始担忧中国高科技的崛起对于美国高科技产业和硅谷的威胁。硅谷著名IT专栏作家Dan Gillmor也在文章中赞同这个判断，认为美国高科技的艰难岁月就在前方了。随后，《商业周刊》等主流媒体也纷纷刊登类似文章，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潜在忧患和危机鼓与呼。
      “惶者生存”，这是英特尔主席格罗夫的名言和哲学，如今在美国主流媒体的渲染下，可能成为美国高科技公司的新理念，影响今后的发展、投资和合作。美国梦真的开始转移到中国了吗？谁也无法确定。2004年3月16日，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克瑞格·贝瑞特对媒体说，如果美国不大幅度的提高基础性研发费用的话，中国和印度完全有可能后来居上，成为高科技行业的领头羊。如果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在信息技术产业中的竞争优势，那么增加政府对基础性研究于开发的投入，大力提高教育的质量是必须做的事情。

  
“惶者生存”缔造者格罗夫和传人克瑞格·贝瑞特

      贝瑞特直言不讳的表示，美国的教育系统需要变革，他预测说，如果美国的政客们对此无动于衷的话，中国和印度的高科技公司将在市场上出人头地。他认为，当下的首要任务是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预算提高一倍，这个机构2005年申请的预算为57亿美元。 他说：“许多政治辩论让我感到担忧，他们不去说，如何保持我们竞争优势，他们老是说，我们如何保护我们已有的东西？”
贝瑞特警告说，反恐怖法以及签证政策削减了进入美国的海外留学生的数量。 “要么你选择去面对竞争，要么就成为一个保护主义者。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自己永远就该理所当然的成为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似的。” 
      在高科技行业内部，贝瑞特并不是唯一一个发出这样警告的人物。2004年年初，英特尔，戴尔，惠普，摩托罗拉以及IBM等公司的高层官员就警告说，美国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他们将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视为正在崛起的计算机硬件出口大国。 贝瑞特认为，美国的中小学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来提高教育的竞争力，他还表示，他永远不会将自己孙女送到自己洛杉矶家庭附近的公立学校去上学。

自我陶醉：中关村的“脆弱”
      中关村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出现了如此众多的问题。但是，无论从中关村政府部门，还是从各种主流媒体，都很难听到真正深入的批评声音和忧患的呼吁。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串串美丽的数据，一个个宏伟的计划，一项项伟大的工程。中关村在媒体上散发的好像只有成就和功绩。似乎现实美好无比，未来更是无比动人。
      微弱的呐喊也如星星之火，不经意地出现在媒体的一角，出现了网络世界不显眼的地方。更多的人们在茶余饭后，在会议讨论中，侃侃而谈，权作谈资。批评中关村显然要触及很多人的神经，这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局面。于是，问题和隐患就这样沉迷在媒体上，隐没在政府报告之中，不断积累，不断演化。
      作为中国高科技创新的大本营，中关村理应有一种最开放的文化、最豁达的心态、最广阔的胸怀来面对一切赞美和批评，经得住一切神化和指责。发展就是硬道理，以中关村的成绩和地位，完全可以非常坦然。但是，我们经历的中关村却是非常的脆弱。
      说来比较有意思，我的第一篇引起业界关注的文章，就是批评中关村的。1997年发表在《计算机世界》，题目为《中关村，硅谷的帽子顶得住吗？》，呼唤中关村在产业最剧烈的转折时期，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和严峻的危机感提升自己。结果这篇文章招来了有关部门的“教导”。而第一篇在业界引发强烈争议的就是1998年发表在《电脑报》的文章，主要关于中关村第一届电脑节前夕的“百脑汇”风波。这个来自台湾的电脑卖场准备以全新的经营理念，直面挑战中关村。而我们是这场竞争风云的摇旗呐喊者。因为，我们认为中关村应该更严酷地对待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不是消极的抵挡。结果，文章招致了更大的压力。
      1998年，是中关村成立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0周年之极。在总编刘九如的鼓励下，我又写下《中关村这十年》一文，发表在《计算机世界》上，依然让政府部门十分不满。
从1997年至今，已经7年了。到了今天，我们对中关村的危机感不但没有降低，而是大大增强。当年反应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当年的很多担心，如今变成了现实。
虽然已经是中关村的“老村民”，虽然以自己置身中关村而庆幸而骄傲，但是我们还是积极呼吁：“让IT竞争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因为，中关村应该成为中国创新的重要源头，应该有资格加入世界性的竞争。其实高科技领域，最好的生存理念就是格罗夫所概括的“惶者生存”。应该多以危机来激发动力，多欢迎批评和建议来直面问题。
      今天我们写下写书，也是内心惶然。究竟会得到什么反应，也没有一点底。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关心中关村发展的人，都应该会有一定的共鸣。中关村真的急需一次脑筋急转弯，以当下的问题和危机，而不是以过去的成绩和成就，对未来做出应答。

中关村是全球“八大新文化圣地”之一吗？
      大名鼎鼎的中关村需要虚名吗？2002年8月底，几乎所有重要网站都转载了一篇文章：《中关村入选美国《新闻周刊》全球新兴文化圣地》，文章都来自《北京青年报》的一则报道。文章写道：
“最新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选出了全球新兴的8个文化圣地，北京的中关村因为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而位列其中。这8个地方不是纽约、巴黎、伦敦这样久负盛名的国际大都市，而是一些近年才渐渐被人关注的地区，它们具有独特的文化氛围，富有创意和活力。
      在《新闻周刊》的报道中，中关村被称为“一个高新技术的孵化器”，致力于培养中国的比尔盖茨，中关村将带领中国进入信息时代。
文章指出了中关村的优势所在：在中国顶尖学府的环抱下，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和百万富翁最密集的地方。廉价的高素质人才吸引了全世界的国际巨头企业来此落户，中国成功的企业代表联想和方正也在这里。去年平均每天都有一家外资企业进驻中关村。
      《新闻周刊》还回顾了中关村的发家史：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这里的知识分子纷纷廉价租用一些空置的宿舍或教室成立高科技小企业，从卖计算机配件开始艰苦创业。近年来，中关村被政府辟为高科技园区，享受各种优惠政策，企业注册登记手续大大简化。筑桥铺路、新建高楼，基础设施建设如火如荼，中关村的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文中写道，虽然有人担心地区发展过快会给起步期的年轻创业者带来资金上的压力，但这些优秀人才大部分都没有离开中关村的想法，因为他们的理想在这里。”
     
      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多年来有关中关村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大大提升了中关村的形象，尤其是在中关村面临诸多问题、诸多批评的时候。
      那么我们找到这篇文章的源头，仔细阅读全文，却可以发现许多非常耐人寻味的东西。报道当然是真实的，但是《北京青年报》刊登的文章，其信息是完全不充分的。文章只是选取了其中最美好的部分，而略去了负面信息和中性的信息。
      我认为，客观引述这篇国外报道，起码应该读者了解一些基本信息：
      1、 这篇发表在《新闻周刊》2002年9月2日国际版的文章，题为《世界新文化圣地》，是配合另一篇主题文章《如何建筑一座富有创造性的城市》。这些文章都是在 《社会与艺术》栏目中，是真正从文化与艺术角度来，而不是我们所误读的广义的宽泛的新文化概念。
      2、 《新闻周刊》根本没有评选什么“全球新兴的8大文化圣地”，而只是在文章中列举了8个新兴的地方作为案例，分析它们的变化，完全不同于严谨的评选，因此谈不上“8大”，也谈不上是“入选”。
      3、 这8个地方的确不是纽约、巴黎、伦敦这样久负盛名的国际大都市，而主要是一些很不起眼的地方，按照文章内容顺序，分别是：美国的奥斯汀，墨西哥的提华纳，南非的开普敦，中国的中关村，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英国的纽卡斯尔，阿富汗的喀布尔和法国的马赛。不知道看过这些名字，大家还有多少神圣感。
      当然，更重要的是，文章中批评的内容全部没有反映，而读者应该看到这些内容：
      “一切都是从中关村一条街开始”，北京大学教授和中关村“村民”许虹（音译）回忆道：“而这一切都与政府无关，全是由草根群体促成的。”
      如今，中国政府成了其中最大的推动者，并把该地区化为特殊的开发区，为新企业提供税收减免、入租手续和企业登记手续简化。
      不幸的是，许多当地的居民担心政府可能会使中关村的创新氛围走向毁灭，不断上涨的价格成本使得那些奋斗中的青年人才们难以承担。许说，“来到这里耕耘种树的人越来越少，但是来到这里采摘果实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在了解了这些被处理掉的信息之后，再回头看看那篇经过精心加工的国内报道，我们知道，其中的差异不仅仅是一点。
      中关村在自己编织的舆论氛围里，越来越美丽了。但是，真实的中关村却在面临巨大的危机，越来越多的忧患声音开始响起，但依然非常微弱，更不要说产生真正的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关村潜在的问题不可能得到正视，不可能期望得到重视，更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如此下去，在下坡路上，中关村将畅通无阻！

忧患意识千金难换：中关村呼唤惶者生存
      2002年7月8日作者撰写的《正在消失的中关村》发表在业界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媒体《计算机世界》上，引发了极大的讨论。有学者专门复印装订后，送交北京市领导，得到了批复和重视。这篇长达1万多字的文章，就是本书的缘起。当然，文章主要以诸多观点构成，不断深化和完善其中的思想，成为我们几年来的重要任务。
      非常欣慰的是，如今，文章发表已经有两年了，我们的观点并没有因为过于主观和尖锐而失效，后来的趋势印证了当时的很多判断和结论。说明我们对中关村8年多来的观察和判断，虽然在一些措辞和观点上有所激情和偏颇，但是，核心的观点都经得起时间长期的检验。这也是我们能够自信写出本书的根本动力。
      中关村的问题其实已经引发很多人的关注，因为任何一位置身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可以如此深切的感受到这些问题。这种感觉和印象往往比那些理论和大道理更确切。当然比那些预制的、粉刷的宣传文字更更真实。
      批评的声音不但来自地层的草根们，也不仅仅来自热心者，同时也来自于那些中关村最著名的企业家和创业者。翻阅2002年以后的媒体，柳传志、段永基、郭为、王志东等人都对中关村的未来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和着急。成思危、吴敬琏、张维迎等著名学者更是很多年来一直为中关村机制和体制改革鼓与呼。
      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关村如此严重的问题绝对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产业界和媒体界，以及学术界和理论界，都基本处于漠视的状况，有限的批评和呼吁也往往掩饰在虚弱和委婉的文字之中。批评声音的欠缺和忧患意识的缺席，的确是大家共同的失职！
冯华在《中关村苦恼》一文的采访手记《理论界的缺席》从一个角度揭示了这个问题：
      在这场喧嚣的关于中关村未来的大讨论中，几乎很少听到理论界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初中关村这个地方可是经济学家云集，经常能碰到像吴敬琏、袁牧、周小川、刘济鹏等专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还找了很多经济学家专门来研究中关村，那时的中关村牵动着中国的改革。”曾在四通工作的朱希铎兴奋地回忆起当年遇到的那些国宝级经济学家。 
      “但是今天哪还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关注中关村、研究中关村？现在研究中关村的就只剩下北京市政府的官员和中关村管委会了。”从冠盖云集到斯人独立，朱希铎为中关村的被冷落而感到落寞。
“我觉得现在的理论学家们、经济学家们应该回到中关村来，再研究研究中关村。现在中关村的企业家对于中关村将来发展的战略、路线都很模糊。” 
      和朱希铎一样，记者在采访中一直试图寻找来自理论界的声音。结果发现几乎没有学者愿意谈论中关村未来的走向，“这不属于我们的考虑范畴。”学者的目光更多地向微观偏离，专注于中关村的创业企业研究。 
      事实上，今天的中关村依然牵动着全国的神经，采访中没有人否认中关村依然是中国高新技术的一面旗帜，它拥有的人才资源与知识积累是其他地方无法逾越的。许多人期盼着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从中关村开始突破体制的坚冰。 
      “理论滞后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理论滞后意味着头脑不清，头脑不清的话做事就容易犯错误。”朱希铎意味深长地说。

泡沫后遗症：中国IT媒体业步入“枪手时代”
      6年前，IT媒体刚刚呈现繁荣之势，气象万新，空中也漂浮着尘埃，但是天空依然纯净。刚刚进入IT业一两年的我，如此充满浪漫地写道：
      “枪，一种管形喷射火器，是人类自我解决的最简捷手段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和最智慧的发明之一。枪手，操纵枪械，又被人操纵，令人联想起腰佩枪支的西部牛仔和人群中冷不防伸出的一支冷森枪管，为生活平添一份潇洒和刺激。本文所说的“枪手”绝无半点火药和杀气，它仅指代人捉笔者，乃一帮脑力富余的文弱的知识分子所充当。当然，如果真象有人所说，“笔是最厉害的武器”，那么这个称呼倒是极为贴切。那些非本职工作的写作，且有金钱或金钱替代物作为交换的活动，都一律划为枪手的的职业范畴。如此一来，许许多多人都将难逃干系，被我不问青红皂白，纳入枪手队伍。
      计算机界是一个竞争白热化的行业，除了技术、产品、广告、销售等诸般竞争手段外，还出现了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竞争领域，那就是文字上的竞争。于是，从公司市场部门、公关部门，到独立的公关公司甚至包括媒体自身，都是枪手的需求方。从学生、读者，到大名鼎鼎的记者、业界分析家，以及博士、硕士乃至大学教授，都可以光荣地加入枪手的队伍。可以兼职可能全职，可以偶尔一为，可以乐此不疲。”
      4－5年前，IT媒体一片繁荣。我把IT媒体过去和未来的发展之路归纳为三个阶段：1、新闻时代；2、分析时代；3、洞察时代。我如此乐观地写道：
      “媒体与厂商这虚拟的庞大联盟决定了市场和产业的发展节奏。1998年，深入分析和全景式报道成为各大媒体角逐的重中之重，同时一股独立于厂商和媒体的第三种声音出现，一批有抱负的分析家初成规模，标志着作为产业枢纽的IT媒体，开始由初级和芜杂的新闻时代，迈向讲究细分与深入的分析时代。而且一个更具挑战的洞察时代在远方正向我们招手。从新闻到分析，从分析到洞察，这是中国IT媒体和IT业三次必然的飞跃。
      从定位上讲，新闻时代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分析时代讲究细分、深入；从媒体主角来看，新闻时代是记者与Marcom，分析时代是媒体经营家及分析家；从广告策略上讲，新闻时代讲究快速，分析时代崇尚深入……”
      随后，互联网浪潮席卷了一切！无数年轻有为的人才蜂拥而入，迅速壮大IT媒体的作者队伍。我以为，这将大大促进分析时代的到来。但是，随着热潮退却，一切都在大跌，形势发生了质变。因为股票可以大跌，但是人的心态再也无法回复。于是，分析时代似乎并没有到来，而依靠互联网的威力，一个更加变本加厉的“枪手时代”一下子摆在我们面前。
      2003年春节之后，本来这几个月IT业一定会是寂寞无比，因为人们都在关注一触即发的战争。但是，思科状告华为案和盛大网络游戏事件，使得IT业掀起一轮轮小小高潮。各路好手，纷纷赤膊上场，热闹非凡。千姿百态，实在好看。
      2003年2月18日，我照样打开电脑，浏览了一些网站，实在是无法保持沉默。看着这段时间媒体关于盛大事件的报道，对于事件本身倒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但是对于媒体们和作者们的表演却实在是深刻！他们替代了盛大和韩国公司，成为了这场事件的主角！
      我唯一深刻的感觉就是，饥饿，太饥饿了。互联网泡沫之后，金钱的饥饿已经让许多记者纷纷沦为枪手，让一些作者纷纷变成枪手，让枪手更加枪手。他们快意恩仇，要杀谁就向谁开火，要灭谁就直捅刀子，IT媒体业已经堕落之甚。
      说得自白一点，在《传奇》暴发性的成功面前，开发商和运行商，在欲望的膨胀下，演成了这场网络游戏这场旷日持久的商业纷争。在这场围绕三方利益的争斗中，历史“源远”，情况错综复杂。但是，不管是骂哪一方，对于这些操作文字的人来说，复杂的真相和繁乱的内在，并不重要，也不敢兴趣。感兴趣的是终于可以有一个可以表演自己枪法和狠劲的机会。于是，枪手纷纷出手，悉数亮相，连许多大型网络媒体也成为他们的舞台。
      宫玉国如此写道：“媒体如江湖。这江湖有“杀手”也有“枪手”。“枪手”拿东家的好处，为东家办事，摇旗呐喊，谀词如潮，不管不顾；“杀手”为得私利，以笔为刀，先“毁”人不倦，后逼其就范，从而得些供奉。“枪手”靠吹，“杀手”靠“灭”，招法不同，都能求生，但终究有失公道有失客观。尽管频能得手，但招招自伤。”
      而我将两类人统一为枪手。如今的枪手，早已经不是我六年前描绘的枪手，他们已经“嗜血”成瘾，下手毒辣。真正可以直取性命。他们基本上分为三类：一类是收人钱财，以“杀人”作为偿还“贷款”的结算方式；一类是富有眼光，看准一些有钱财的公司，将“痛杀”作为手段，迫使别人为他打开钱袋，这属于“风险投资”；还有一类略微超脱，来自BBS论坛的长期浸润，习惯拍“板砖”为嗜好，纯粹以显示自己的刀法和枪法为乐，这类枪手最值得被人所利用。枪手千变万化，但不离其宗：惟利是图！利益面前，所谓的客观、公正和公信都可以彻底忽略。
      前两类枪手由于互联网泡沫破灭，各种收入大减，而胃口又无法随着形势而下降，于是逐渐成为恶狼。谁不给恶狼以食物，谁就是恶狼的食物；谁给恶狼以食物，谁就是恶狼的朋友。这就是恶狼们朴素而坦诚的哲学。
      有一位朋友如是写道：“记者似乎完全超越了编辑，这是市场的力量么？我听说有一味名记者提出下面这么一个口气：你要找我写东西，好，一万块一篇，不论篇幅，并且按2000元/一千字另行支付的稿费和相应的车马报销等。”
      春节回家，在一个城市遇到一位老朋友。他说以他十多年的媒体经历发现：比较各个方面，IT媒体的记者最堕落最不象话。他给我列举了一件件活生生的亲身事例：坦然向厂商要这要那；招待不周就威胁写反面文章；拿着反面文章要钱等等。让身在这个圈子里的我无言以对。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
有了这批枪手活跃，IT媒体业面貌从此不同。许多媒体不再是平台和公器，许多记者已经按捺不住，自己要赤膊上阵了！欲望膨胀到失控的地步，文字在变得扭曲！别说理性，就是基本的理智也在丧失！我是一个惯于批评的人，但是，我无比惭愧，我读着这些文字都感到胆战心惊！难道作者自己没有感到这些文字不能承受之歇斯底里吗？
      枪手已经规模化，组织化，系统化，甚至合法化，成为主流媒体的组成部分。难道，一个枪手的时代已经真的到来了？他们真的就是这个时代的真正代表？难道我们拥有了网络，拥有了媒体，就可以从此变得毫无节制？
      本来，诸多事情都是复杂而微妙的，尤其是IT业是一个赤裸裸的商业化领域。面对各种新闻事件，一般当事者谁也不比谁更高尚，多是需要各打五十大板的事情。需要媒体为读者提供更多角度，更多层次，更多不同的信息和观点。但是，他们已经不屑于如此“君子”。更可怕的是，可以把复杂事情简化，变成白刀子、红刀子，直来直去的事情，实在是可怕。如果，媒体都成为双方黑白分明、非黑即白的“杀人”的工具。如此下去，媒体的公信力将何在？文字的正义将何在？？
      一位网站主编在邮件中，如此写道：“我与你深有同感的是，IT记者已经缺失了最珍贵的思考态度。这个行业就像一个秀场，人很容易混出些名气来。现在是IT怨妇居多，想速成名的居多。没有一个行业像IT产业这样，记者与厂商的关系如此之近。当然，关于公正、关于尊严、关于社会责任，这样的话题已经很少被提起。我认为，今年IT行业的媒体从业者很可能要经历较大的变动，苗头现在已经出现。”
      是互联网吸引了他们进入，是互联网给了他们阵地，是互联网培养了他们的写作风格，也是互联网吊出他们的胃口，刺激出他们的欲望。因此，你说不清是互联网成就了他们，还是毁掉了他们。
      如今，圈子里的一些丑陋在变本加厉，他们堕落积攒到了今天。已经需要一次阳光普照，许多东西大白于天下；需要有人来一次彻底的揭露；需要舆论，甚至法律来一次彻底的清算。也许，真的是该彻底捅破一些东西的时候了。我想这样，才能还媒体一个真正的未来。我想这一天已经很近，也许就是明天。
      让中国IT媒体的枪手们来得更猖狂一些吧！只要你们内心不会颤抖。

“中关村村长” 段永基批评中关村
      2002年9月，《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记者张静文章《浦东客人面前抵制中关村 段永基、郭为直言沉疴》，摘录如下：
中关村日益变为有钱又有闲人士的居留地。越说越激动的段永基反问：如果到最后，在中关村宽敞明亮的大楼里，住的都是利用我们高素质的人才替其打工的外国研发机构，你说我们到底是中关村建设得罪人，还是功臣？

      “虽然我因此得罪过不少人，但是今天我还是要说。”
      素有“中关村村长”之名的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对中关村的批评很尖锐：“我认为，在中关村这些年的发展中，政府力度一直不够。”
       “以前我常说我们的北京市政府是不错的，就是中间层不行。现在中间层似乎好起来了，但是……”段永基扫了一眼台下的一列嘉宾，接着说：“现在，现在我都不知道该说谁了！”    
而论坛另一位企业嘉宾、神州数码总裁郭为，这次也没有客气。他也发了一点小牢骚：“中关村的企业，这些年更多的是靠自己往上顶。走一步，政府承认一下。过不去了，再往上顶，再走一步，政府再承认一下。是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很累！”     
      因而，郭为定论说：“中关村这20多年的历史，自然而然形成'的历史。”    
段、郭两位的陈辞，让原本高调的“中关村—浦东发展对话论坛”继续到下半场的“企业论坛”时，形势急转，在主格调上变成了一场对中关村的“批判会”。     
      总结而言，段永基和郭为谈到了中关村存在的问题：    
政府的意识问题。段永基提到前一段时间出台的《中关村条例》。他说，中关村的条例不请中关村的企业来写，请北大的教授来写。写完后，个人投资按个人收入所得税缴纳，企业投资按企业所得税缴纳。这样，(个人)搞风险投资还得按个人所得税交，起征点偏低，税率又过高，谁投啊？“老柳(柳传志)和我都有意见。我去找国税总局反映情况。结果他们说：北京市没有找过我们啊？没有人要求在个人所得税上有什么优惠啊？”     
      以自己在上海的经历为例，段说，政府在“我是管你们的”和“我是为你们服务的”这两种思维间，还需有很大转变。     
      创新能力问题。“中关村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创新能力。”但是，段永基说，这个核心价值到现在也没有被发掘出来。     
      上世纪80年代，中关村有方正的照排技术、联想的汉卡技术、四通的文字处理技术；90年代初，有用友的财务软件、山的WPS等；这些曾引领全国IT业的技术和产品都出现在中关村。但是现在呢，中关村有什么？  

   
 
      郭为分析其原因主要有几点：一、创新需要投入，神州数码能在战略性研究上投入一个亿，但是中关村80％以上都是小企业，他们的资金能力非常有限；二、与国外技术主导性企业缺乏合作；三、人才的问题。     
      其最后一点，曾被中关村的另一老前辈温元凯视为中关村创新力缺乏的最大根源。这似乎与政府一直在强调的、拥有213家科研院所和58所高等院校的中关村世所难及的人才优势相悖。
缺钱的问题。硅谷是用钱堆出来了，中关村也是如此，短永基一贯这么认为。他说，今年4月份陪纳斯达克总裁参观中关村，这位总裁面见贾庆林师长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关村如果不能解决融资瓶颈问题，中关村发展不了！
      段据此反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直非常支持中关村的建设。我们的市政府为什么不多跑几趟，要求总行多批几家驻京的外国银行或投资机构？”
      “贵族化”倾向问题。与会者均认为，与浦东相比较，中关村除人才外的另一优势是它是大多数创业者的首选之地。但是现在，越来越高的地价和物价、常年拥堵的交通、算不上优惠的政策等不仅让许多创业者望而却步，也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逃离”中关村。而另一方面，困惑国际化程度不高，政府的招商引资重心一直偏向吸引知名跨国公司。比如，不久前开园的中关村软件园的地价政策，对世界500强是“零地价”，而对国内企业则是“市价”。
      中关村日益变为有钱又有闲人士的居留地。越说越激动的段永基反问：如果到最后，在中关村宽敞明亮的大楼里，住的都是利用我们高素质的人才替其打工的外国研发机构，你说我们到底是中关村建设的罪人，还是功臣？
 
      郭、段两人先后连叹：真是有点替中关村着急！
       “老村民”民因“爱之深”而“责之切”，“新村民”们也意见不少。
上半场“政府论坛”进行到观众提问时间时，一位刚在中关村创建公司的海归人士，在叙述了自己为办公司在几十个政府部门中奔忙得晕头转向的这几个月之后，直问海淀区孙区长：“中关村对海归创业者是不是有“歧视政策？”
      而另一位刚由新疆回京创业的年轻人，奇怪于在号称全国IT老大的中关村，竟找不到比新疆高新区更优惠的政策。他请教浦东区科技局梁桂局长：张江高新区的优惠政策都是后者向上海市的要的么？
梁局长的肯定回答，引发段永基的再次反问：“上海、深圳、苏州高新区都有自己独有的优惠政策，你海淀区为什么就不能跟北京市要呢？”
      作为第五届中关村电脑节“重头戏”的这个论坛，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和上海市浦东区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联袂之。据介绍，这也是双方在去年9月签署合作协议后迈出的“实质性”的第一步。在广泛的宣传中被定义为“中关村走向全国的标志”。
就在这么一个展示中关村博大胸襟和远大目标的论坛上，“地主”们不避外嫌畅谈“家事”，让台上的上海嘉宾—浦东新区科技局局长梁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副总沈伟国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略显尴尬。
      会后，由农业大学教授调任海淀区政府的孙宝起区长就此对记者坦言：“过去我们做得显然还是非常不够。但是，我们的企业敢于当面批评政府，这也说明我们的政府这些年有进步。”
中关村与张江，各有其标志性雕塑：前者，为两根带状物并行环绕向上；后者，为两壮士合力托起一个地球。

我们如何回答未来
      发现问题远比解决问题要难。中关村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面对。提几点供启发：
调整心态。“惶者生存”是高科技领域的第一准则。如此微妙的形势下，应该发动一场中关村问题的批评和建议。树立危机意识，直面现实问题，重估未来发展。有实力和信心的中关村是不怕批评的，更乐意接受批评！“态度决定一切”，正确的心态是中关村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调整机制。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人的工作，的确我们看到许多人在努力，在心急火燎地推动中关村的发展。可是，当我们需要如此刻意、如此卖力地去为中小企业的发展而做工作，使中关村成为一个需要特别关照、特殊待遇的地方。恰恰说明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我们传统的机制的确不能够适应这个最活跃的产业的需要。中关村应该是中小企业的孵化器，而不是大中型企业的安乐窝。为了中关村的未来，我们必须在思想上实现本质的创新。中关村不欢迎大企业，而应该极力拥抱和吸引中小企业！因为，这是中关村的价值，更是是中关村的生命。
      调整战略。房地产是热潮，可是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不能放过这几个平方公里？北京如此之大，为什么不能留下中关村？经过二十年，几批人IT人的努力，中关村的地皮的确高涨了无数倍。中关村高科技的品牌蕴含着无限商机。可是为了中关村的长久发展，那些想通过中关村房地产发大财的人们，完全应该扛着中关村的牌子，将房地产做到全国各地。这样，其积极意义远远超过摧毁中关村的生态要大，而且商机和空间的大增也不可同日而语！把中关村真正有价值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把高科技房地产做到还没有高科技的外地，用中关村品牌到全国各地跑马圈地，共建科技园，而不要再局限在中关村内部疯狂地开发。这个商机要更大、更有社会效果，更有长远意义。
      调整战术。成立中关村大学。全球IT业的蓬勃发展成就了硅谷，全国各地IT业的崛起也将成就中关村。因此，中关村完全应该超越地域，具备更广阔的胸怀。主动把中关村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中关村是全国的中关村，我们应该成立新机制的中关村大学，聘请中关村真正的企业家、创业者为教授，以来自实践的鲜活的、第一手的中国经验创办中国的高科技学科，创建真正的“土MBA”，使中关村大学成为国外公司进入中国、企业经理人了解市场、创业者修炼培训的“第一站”，使其成为中国高科技虚拟的“黄埔军校”。只要全国各地的高科技如星火燎原，中关村的地位就根本不需要那些虚幻的数据来粉刷！

影响我们正视中关村问题的几大问题
中关村是一座森严的城堡，每一次讨论中关村问题，我们总是在一个无形的城堡外兜圈。无数泛泛之谈、陈腐的成词滥调、冠冕堂皇的数据、套话和行话，构成了严密的保护网。把一些核心的矛盾和问题阻挡在外。
而这些问题都是讨论中关村的必答问题，却也是最难以回答，且回答不清的问题。它们是最活跃的“拦路虎”，每一次它们都会跳将起来，挡住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去路，貌似神圣不可侵犯，貌似强大不可逾越。使得我们每一次都无功而返，不疼不痒。
其实，只有捅破一层纸，就发现其实它们都是伪问题。我们必须扫清楚才能继续我们的讨论，才能避免时不时出现干扰我们的话题。因此，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用简捷明了的方式先搬开它们、消灭它们！这几个“纸老虎”一样的问题大概如下：

      1、参照问题：中关村与硅谷是否具有可比性？
当然有可比性，因为我们仅仅是作相对的比较：我们当然不是要将中关村与硅谷作绝对的比较，那当然是不现实，也不具备太多的可比性。但是，将硅谷放置在全球高科技版图中，而将中关村放置在中国高科技的版图中，作相对的比较，是完全应该的，而且是现实的。“中关村不是硅谷”的说话更多是一种混淆概念的误导。
      我们仅仅是作历史的比较：中关村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因为中关村曾经就有过明显的硅谷特性，曾经焕发过硅谷那样的创新创业浪潮。像求伯君、王志东、王文京等等一大批无钱无权无势的人，依靠一技之长，而一举成名，一夜暴富。他们的道路，他们的故事是典型的硅谷模式。因此，我们说我们可以不如别人，但是我们不能不如我们的过去。在倒退面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中关村向硅谷模式学习，不但可行的，应该的，而且是必由之路。
我们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在硅谷与中关村的比较上，我们决不应该陷入为了比较而比较的机械主义、我们的比较不是为了分出高下，而主要是为了说明问题。以硅谷作为一面镜子，还是无可替代的。与自己的历史比，与相对的位势比，硅谷依然是无可置疑的最佳参照系。

      2、道路问题：究竟应该是贸工技还是技工贸？
      其实就这个问题本身论争，可能难以清晰。我们不妨把它转化为另外一些问题。比如：中央的决心是不是希望中关村成为技术创新之地？国家投入如此巨大资源，基于如此巨大的期望，给予如此巨大的肯定，难道仅仅是让中关村成为无数个经济区域之一，仅仅为了追求几百亿的工业产值？当然不是！中关村享受如此特殊的待遇就是为了创建一个中国技术创新的中心，而不仅仅是在全国无数工业园和科技园中多一个类似的。中关村区分于其他的特殊之处，就是技术！否则实在对不起国家的投入。
还有一个角度：技术是不是依然是IT业最重要的竞争优势？IT业还是不是技术驱动？如果这些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关村必然要以发展技术为核心。IT产业是否已经成熟？创新是否已经结束？市场能否换来技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中关村必须否定“贸工技”的传统思维，旗帜鲜明高举“技工贸”思想。因为，技术创新依然是IT业发展的基础驱动力。

      3、方向问题：重点发展大企业还是发展中小企业？
      表明上，到底应该重点扶持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往往对立起来。而我们必须明白，中小企业才是IT业创新的绝对主力；中小企业才是IT业创造市场、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当然，不必要排斥大公司，应该是一个良好合理的产业生态。但是，我们知道，残害IT大企业的最佳办法：让它安逸，没有竞争压力，没有创新补给。而支持和扶持IT大企业的最佳办法：给它培育竞争对手，给它不断创造新兴技术和新兴企业。因此发展大企业还是发展中小企业，如果明白问题本质，其实并不矛盾。那种一味注重大公司、忽略小公司的做法，实际上也是伤害它们的发展，是“双输”的结局。而重点发展中小企业，才能真正实现“双赢”。在反映高科技园区创新能力的指标中，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指标：技工贸总收入、利税总额、企业数量、外贸收入等其实根本不是最重要的，这些仅仅是衡量传统工业园区的指标，存在致命的弊病，根本无法反应高科技园地的创新本质。实际上，衡量创新需要其他更科学的指标。比如，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园区瞪羚企业的数量。瞪羚（Gazella）是一种小型的、行动敏捷的羚羊。瞪羚企业是指最近四年来年收入增长率都在20％的公开上市公司，收入基数不低于100万美元。这样的高成长性公司数量越多，反映了区域创新水平越高。

      4、关于问题的问题：让问题搅不清就是最好的遮羞布？
      还有机制的问题，人们总喜欢把大而无当的机制作为问题的挡箭牌。其实，这是一个关于问题的问题。许多人都会认为：因为有着这么多问题，当然许多不足就情有可原。其实，这也是一个肤浅的误区。不错，对许多人来说，中关村是问题的丛林，是中国所有问题的缩影：中国人和中国企业的劣根性，我们的先天不足，无数的缺点，无数的不足。但是，问题并不可怕，也很正常。因为我们就出生、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因为创新的技术、新兴的公司，都是初生的，远远不可能完善的，如果没有怎么多问题，才不太正常！失败的理由千条万条，成功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克服重重问题。对高科技创新而言，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问题本身就是机会。因此，我们应该在战略上藐视问题，在战术上重视问题就行了。回避问题是不应该的，但是用问题作为理由永远是错误的。

      5、方向性错误：一个应该直面的核心问题
      把这些阻碍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伪问题想清楚，然后彻底抛弃它们，不要浪费精力，更不要因此停留，面对真正问题，把握本质，一捅到底，直达核心，最终一个个得到解决。这样，中关村最近几年一些方向性的失误也就昭然若揭：中关村的发展已经发生方向性的转变，其资源不再重点为草根阶层和新兴力量服务，而主要是为成熟壮大的阶层和强势力量提供服务！因此，中关村所面临的危机，不是一般的危机，而是方向性的。过度的商业化绝对是一种涸泽而渔的摧毁性开采。如此下去，中关村注定只能成为一个“一次性的硅谷”，创新的辉煌再也不会重现。
      如今，无论在互联网领域还是在国内新兴的半导体领域、无线技术应用领域和生物科技领域等代表当下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中关村已经无法再提供领导性企业，再无法当初的PC硬件和软件时代一样，领袖群伦。
      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可以替代中关村的中心区域，但是，现在中国技术创新“去中心”的趋势本身就是对中关村现在和未来的最大拷问和警示！当然，在诸多伪问题和粉饰性数据面前，对活生生的事实大家依然可以视而不见！

 
附录：吴敬琏谈中关村

      1991年5月7日吴敬琏在“中国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发言
“在当前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引导、经济建设将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轨道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下，我国经济、企业都将逐步向现代化科技产业方向转轨。现代产业跟庄园经济有个本质的不同，它的经营和经济运作完全不能局限在一个地方、一个地区、搞“自给自足”。它的产、供、销、服务、信息关系均将辐射到国内广大地区，也将跨越国界、介入世界广大地区。它的要素投入，不论是资金、技术、人力、物力、管理、信息的投入，都将来自省内外、国内外，真正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它向外辐射的商品、服务、更是这样。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小区域内开发高新技术产业也难有前途。当前，北京试验区内一些企业出现“孔雀东南飞”的“南移”倾向，就给出了一个重要的预警信号。“南移”现象既是高新技术产业在其自身发展中“无省界”、“无国界”、“大跨度”、“大辐射”这些基本特征的必然表象，也是区外北京其余地域机制不适应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信号。因此，坚持和扩大经济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已成为北京和全国当前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十分明显的事。”

《制度大于技术：吴敬琏论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
      美国学者Ａ·萨克森宁的《地区优势：硅谷和１２８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对造成美国这两个主要高技术产业基地发展差异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作了深刻的比较分析。这本书在１９９４年一出版，就引起了各地区发展政策制定羀t和业内人士的极大关注，原因是尽管１２８公路地区与硅谷开发相近的技术，在同一市场上活动，美国高技术产业发源于１２８公路地区，但在８０年代以后，它走向衰落，而硅谷却蒸蒸日上。需要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发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存在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这本书的作者写道：人们，包括硅谷人，往往都没有意识到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的不寻常组合连同其他要素共同构成的制度环境给他们带来成就。其实，正是硅谷的这种地区优势，是使硅谷企业迅猛发展的重要因素。 
      开端条件　１２８公路地区的新技术产业诞生在美国最老的工业基地新英格兰地区。作为１２８公路地区新技术产业主要依托的麻省理工学院（ＭＩＴ）教授和毕业生们，战争年代在华盛顿的显赫地位显然对１２８公路地区技术产业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硅谷地区的工业虽然也受到战时国家科研基金和军事定货的恩惠，但是它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毕竟远离首都，这就形成了作为硅谷中心斯坦福大学有别于１２８公路地区由政府和成熟的大公司导向传统，着重为小企业提供了重要机会。 
      企业模式　１２８公路地区的大公司具有分散封闭、自成体系的组织结构，使他们偏重于在企业内部孤立的进行技术改进，而对市场信息的重要性往往熟视无睹，并且在实验和学习中缺乏自由全面的讨论。硅谷的企业家们摒弃传统的企业模式，他们力图把企业建成不存在社会差别的共同体，使每一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转化为自己的个人追求。大多数公司实行灵活的工作制度，让职员拥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和股票期权。以上种种机制使得人力资源从１２８公路地区流向了硅谷，尽管后者的房地产售价远高于前者，但却丝毫没有影响硅谷强大吸引力。 
      文化传统　１２８公路地区的新英格兰传统，使这里等级森严、僵硬、保守。硅谷则不理睬繁文缛节，它造就了一批勇于进取和敢于冒险的人，任何等级制度在这里毫无意义，企业也采用灵活的工作制，人们倾向于不拘小节，这种随意使他们得以共享理念并迅速行动。硅谷的信息传递速度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高得多。变化是它的最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许多工程师的求职信条是：富有创造性的小公司胜过大公司。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如果希望本地区的高技术产业蓬勃地发展起来，就不能只盯着物质资本或技术本身，而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去。 
      第一，支持一切有创业能力和愿望和人创立自己的事业；放手发展中小企业；把目前大量存在的产权边界模糊、政企职责不分、内部管理混乱、不注意增强自已的核心能力的经济单位改造成为真正的企业。 
      第二，建立游戏规则，确立能够保证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 
      第三，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不利于人潜能发挥的评价标准和落后习俗，努力营造宽松、自由、兼收并蓄、鼓励个性发展和创造的文化氛围，从而焕发人们的聪明才智，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中国怎样才能有自己的硅谷？》
2000年5月12日在“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上的讲演整理而成，原载《财经》杂志2000年6月号。

什么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充分条件？
      目前，一个争相建立中国“硅谷”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从报刊上披露的情况看，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合肥、西安、武汉等十几个城市已经先后提出在今后五年或十年的时间内建成“中国硅谷”、“华中硅谷”、“西部硅谷”等等的目标。
      为什么这么多城市都认为自己能够成为“硅谷”呢？理由是，当地聚集了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人才，或者当地有可能吸引来相当数量的高技术人才。以北京中关村地区为例，根据段永基提供的数字，中关村的技术人员有50多万人，比美国的硅谷和中国台湾的新竹都要多。硅谷的技术人员充其量只有30万人，新竹加上在校生也不过8万人。的确，由于高技术产业是一种“人本经济”，在它的各种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智力资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专业人才集聚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只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苏东坡早就说过“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智力资源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既不能进行国有化，也不能用行政命令调拨。怎样使这些高智力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以在高技术创业活动中有效地发挥，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硅谷的特殊优势在哪里？
      世界上有大量高智力人才集聚的地方何止千百个，硅谷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才使它能够获得特别的成功呢？对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回答。我认为，目前被中外研究硅谷的学者较多认同的一种观点可能比较好地概括了硅谷的本质特征，这就是：硅谷是创业企业(startups)的栖息地(Habitat)。start-up本是来自一个动词短语，是指从事创立新企业的活动。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名词，用来专指由这种创业活动建立的新企业。脍炙人口的1938年休立特(William Hewlett)和帕卡德(David Packard)用特曼(Fred Terman)教授借给他们的538美元在租来的汽车房里创立惠普公司、1976年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乔布斯(Steve Jobs)在自家汽车房里创立苹果电脑公司等故事，讲的就是这种创业企业的发迹史。硅谷的奇迹，就是由成千上万个这种前赴后继、奋勇拚搏的创业企业创造的。栖息地则是一个生物学名词，它是指动植物栖生之地。动植物之所以在此栖息，是因为环境适宜，而环境则包括了复杂的因素，比如气温、湿度、植被，以及其他尚未为人知的因素。[1]
      硅谷具有哪些特殊的因素，使它特别有利于高智力人才积极性和创造力的发挥呢？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硅谷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创业精神的专家罗文(Henry Rowen)的分析，作为创业企业栖息地的硅谷，其特殊优势可以概括为八条：1、有利的游戏规则；2、很高的知识密集度；3、员工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4、鼓励冒险和宽容失败的氛围；5、开放的经营环境；6、与工业界密切结合的研究型大学；7、高质量的生活；8、专业化的商业基础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2]
      任何一个想要使自己成为硅谷的地方，都必须考虑怎样创建这样的创业环境。当然，完全照搬硅谷的一些具体做法是不适当的，但是硅谷建功立业的基本原则，即为创业活动创造有利的条件则是普遍适用的。根据中国当前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创业企业的栖息地起码应当具备四个基本要素：1、高素质专业(技术和商业)人才的集聚；2、广阔宽松的创业空间；3、良好的法治环境；4、充裕的资金供应。

政府的作用：要牵“牛鼻子”，不要“抬牛腿”
      在营建中国“硅谷”的过程中，政府还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与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的作用应当有原则上的不同。政府不要再直接组织、指挥和操办高技术产业，而是要着重为包括技术人才和经营人才在内的各种专业人才万马奔腾、各展所长，创造适宜的环境。
      第一，为创业活动开拓广阔空间。
目前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政治体制改革也才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大量高智力人才的创业积极性仍然受到存在多种缺陷的体制的束缚和抑制。如果不能加快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新体制，在5到10年内建立中国“硅谷”的宏图很可能变得和过去一再宣示过的某些类似设想一样，成为镜花水月。在我看来，目前迫切需要做、也完全可能做的事情有两项：
      1. 把数以百万计的专业力量从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办企业的旧体制下解放出来。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办企业是一种中国特有的现象。硅谷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企业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或教师创办的，但是斯坦福大学没有一个校办企业。现代社会分工很细，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管企业，是很难管得好的。而在校办、院办和所办企业这种特殊类型的国有企业中，发明家和企业家缺乏切身利益的联系，也使企业难于有效经营。这些校、院、所通常只能从它们所办的企业中拿到有限的收入，可是由于精力外鹜和资源分散，却削弱了科研和教学的本业。因此，这种让院校自行创收的做法免不了会影响基础科研和教学的水平。国内一位大通信设备制造商告诉我，科研教学的削弱已经导致我国一些院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下降和研究院所的科学技术储备不足，以致高级软件要拿到印度去做。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严重的注意。
      2. 铲除壁垒，降低门坎，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国际经验表明，小企业乃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泉源。在我国不少地方，个人创业还存在不少的困难。例如，进入门坎过高，初创企业往往难于达到规定的要求。再如企业登记注册先要验资，而创造发明、好的商业计划的价值却是无法估算和不能被计入的。另外，职工和经理人员持股这种高技术公司通行做法，在我国也因为技术股的份额限制、在职期间不得转让等规定而难于实行。这些障碍必须尽快加以消除。与此同时，小企业会遇到信息、资金、管理上的许多困难，政府要鼓励建立各种各样的官方或民间组织(NGO)来帮助它们加以解决。

      第二，建设良好的法治环境。
      市场经济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rule-based economy)，以知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需要更加公平和透明的法治环境。中国历来崇尚“人治”、排斥“法治”。这种传统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虽然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口号，但至今还有不少政府官员把法律看成和行政命令一样的“治”人的手段，因而按照“内部文件”和“领导指示”调节经济关系仍然被看作通例。因此，必须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法治精神教育和加快法治环境的建设。目前有几项基本的法律制度需要尽快建立起来：
      1. 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明晰产权界定一直是一个困扰着我们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本问题。例如，四通明晰企业产权拖了11年，联想迈出第一步也花了两三年。这对于争分夺秒的高技术产业来说实在是太慢了。另外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我国软件业与印度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但十多年以后，我们之间的差距却变得越来越大。虽然有语言、时差等条件上差异，但不能不承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是我们软件业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2. 信用体系的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稳定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而在我国，失信行为十分普遍，骗子满天飞，造成“守信吃亏、不守信得利”的怪现象。面对面的交易尚且能骗就骗，更不用说开展电子交易了。这极大的增加了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严重障碍。最近上海已经着手建设基础信用信息体系。这项工作应当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大城市中铺开。

      第三、疏通融资渠道
      前年在几位高层官员的倡导下，风险投资成为经济界和科技界讨论的热门问题。这个讨论表明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对高技术企业的融资问题。但是，它也暴露出两个缺点：一是不少论者把高技术产业融资的方式看得过于单一，以为仅仅限于风险投资。二是对风险投资的特点把握得不够准确，以为可以主要靠政府的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兴办。实际上在高技术企业创业的各个阶段对资金的需要是不同的，融资方式也就因时因企而异。
为了完善高技术产业的融资体系，需要根据高技术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多种多样的融资形式：
      1. 鼓励投资商和专业基金提供“天使资本”。
在新技术产品的早期开发阶段，往往需要慧眼识英才的“天使投资商 (Angel Capitalists) ”对萌生中的小企业提供的小笔“种子资金”。为了发展这种“天使投资”，需要鼓励私商进入，也要提倡社会团体建立此类基金。
      2. 引入以有限合伙为主要形式的风险资本(VC)。
      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和高回报。它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在制度安排上必须强调基金运作与主持人个人利益的高度相关性。由政府拨款建立风险投资基金或风险投资公司显然是不恰当的。1985年由国家科委设立的中创(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的破产说明这种方式行不通。以色列也曾在1991年由政府投资建立了名为Yozma的风险投资基金，这个基金可投资本的数量有限，只有3000万美元，效果也不好。后来以色列进行了风险投资的私有化。同时，借鉴了美国经验，制定了“有限合伙法”，准许建立有限合伙公司。有限合伙制的风险投资公司也可以接受政府或大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合伙人。在这种合办的风险投资公司中，公司的经理人员一般不出资，他们占有约30%的股份，但必须对公司的债务负无限责任。这样一来，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很快发展起来，现在8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可投资本已达到30亿美元，投资效果也很不错。
      还需要注意，风险资本的职能不仅是提供资本，它还要帮助创业企业物色合适的经理人员，加强领导班子，改善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
      3. 积极创设条件建立“二板市场”，使步入成熟期的高技术企业能够上市融资，也为风险资本退出提供通道。
      我国急需建立“二板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为风险资本退出步入成熟期的创业企业，然后进行下一轮“孵化”准备退出通道。否则，如果没有人给风险投资家“买单”，风险投资的高回报将无法实现。最近，中国证监会的负责人已经宣布正在积极创造条件，在年内推出二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称为创业板市场而不称为高科技板市场，这意味着创业企业上市不再需要经过行政机关的预先“认定”。过去对创业企业实行的这种由行政机关(通常是行政机关所属的专家委员会)认定的办法，其出发点有可能是要保证对高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能够到位。但是，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首先，所谓“高新技术含量”经常是无法度量的。而且即使它能够度量，其经济含义也是难以确定的。斯坦福大学教授、布什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主席波什金(Michael Boskin)说得好：不论是土豆片，还是硅芯片，只要能赚钱都是好片。“苹果I型”电脑最先只是游戏机一类的小玩意，却开创了微电脑革命的先河；而铱星系统“高科技含量”肯定很高，但却遭到市场的否决，铱星公司终至破产。采用预先认定的办法可能能够支持少数企业得到特殊优惠，但是却把大量很有希望的创业企业挡在了门外。
      目前有许多人对二板市场的建立表示出担心，认为二板市场的推出会使主板市场资金分流，从而造成主板市场股价滑落。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全面的。它的欠缺在于把进入资本市场的投入的资金看成一个固定不变的常量，其实这是一个变量。因为人们愿意对资本市场投入多少资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当前我国居民储蓄数量很大，单是储蓄存款已达6万亿元。这笔资金积累目前只有很小一部分投入资本市场，主要是由于目前的市场还很不规范，一些股票的市盈率奇高，缺乏投资价值，而且风险也很大，如果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证券市场的状况改善，无疑会有大量资金入市。

      4. 完善关于收购兼并的法规，使之成为风险资本退出的另一通道。
      从对近年来国外创业公司的发展情况来看，高技术公司采取收购兼并(M&A)方式做大的数量远远超过选择首次公开上市(IPO)方式的数量。这也意味着出售部分股权或公司整体出让是风险资本退出的另一重要通道。目前我国关于收购兼并的法规还很不完备，需要尽快完善。

      5. 从以资产担保转向以定单为基础的债务融资。
      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力资本起主要作用，有时仅仅因为有一个好的想法就成立了新的企业。在这类企业中除人力资本以外的资产相当贫乏，因此当企业进行以资产担保为基础的债务融资时，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无法按企业的实际价值和需要进行融资。有些国家对创业企业采取按订单发放贷款的办法，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银行也不妨试用。

      第四、提供支持性设施和支持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共用技术的开发

      一些地方在建设中国“硅谷”的过程中，存在着重硬件、轻软件的倾向；在硬件建设中，又存在重城市建设和建筑工程，轻支持专业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设施的倾向。比如有的园区在分析区位优势时强调了园区包含旅游胜地，有的园区规划的基本内容是城市建设。其实闲适奢侈并不是硅谷的生活方式。硅谷人是工作狂，工作是乐趣，创业是目标。亿万富翁们穿的是牛仔裤，吃的是比萨饼，喝的是可乐。他们的消费与他们的财富相比小得不成比例。常言道，如果别人的人生观是“工作为了生活”(Work to live)，那么硅谷人的则是“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因此，比起建设豪华庄丽的大楼、把旅游景点囊括进来等等更加重要的是：
      1. 提供基本的工作条件。例如，宽带通讯网络就是一项对信息产业十分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应当加快建设。印度软件出口的迅速增长，一个重要的支持性条件就是他们很早就建起了宽带高速传输通道。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感到网络速度太慢，一个几兆的文件往往要下载十几甚至几十分钟，在信息的传输和交流中浪费了大量时间。对于那些惜时如金的高技术专业人员来讲，影响还要更大。
      2. 提供适合专业人员需要的基本生活设施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新竹园区为了满足从海外归来的专业人员的需要，为他们的子女开办了用双语教学的学校，这对于帮助他们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3. 与高技术企业营运有关的商业设施的建设也很重要。这类设施包括金融、律师、会计师、猎头公司、市场营销，以及租赁公司、设备制造商、零售商等能够大大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

      基础理论研究和共用技术开发都是具有外部性(externality)的活动，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是需要政府采取适当行动加以弥补的。例如，美国和日本政府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中提供的支持，对重大高新技术开发的支持，以及对国防产品的采购，都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台湾信息产业的成就新竹科技园附近一大批重量级的高等园校和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贡献密不可分。公立的工业技术研究院不但研制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制备等重大共用技术，还培养出大批技术和经营人才。其中许多人成为新竹创业企业的骨干。

走出政府主导的误区
      自从19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来，我们一直采取政府直接操办的方式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就是说：由政府制定规划，提出项目，然后动员和分配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关，并指定国有企业进行从技术发明到产品的转化。这种模式在抓“两弹一星”赶超时取得了成效，此后就一直被看作是高新技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实，这种在当时曾经取得成功的模式，其适用性是有限度的。在单项技术有限目标赶超时，政府比较容易通过研究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掌握足够的信息，并利用政府动员资源和将这些资源投入指定目标的优势，快速实现赶超是可能的。但是现在的高技术都是集群性的技术，需要千千万万专业人员的主动探索和创造；而且现在不是在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而是探索未知的创新。在这种活动中，政府完全不具有信息优势和灵活反应的适应性；加之政府的运作效率天然地低于民间机构，如果发展高技术的事业由政府以抬牛腿的方式一手操办，那将是事倍功半，甚至必败无疑的。我在去年的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上的发言中曾以日本搞模拟式基础上高清晰度电视(HDTV)的失败为例，介绍了有关的教训。正如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说：由于坚持用通产省和NEC制定的技术路线发展模拟技术，使日本在18年中为开发摸拟式高清晰度电视投入的大量精力和巨额资金付诸东流[3]。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不应当重复这种失败的做法。
      我们在选择我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时，很受“东亚模式”的影响，把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作为自己的榜样。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许多东亚国家对这种过分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加快了经济的自由化步伐。以韩国为例，在过去数十年中，他们依靠强有力的政府规制和政府支持的大企业集团，通过高强度投资实现了高速度增长。但是，现在韩国朝野已经普遍认识到，这种做法不能适应21世纪全球化知识经济的要求，于是锐意进行全面的改革。韩国改革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从过去通过僵化生硬和具体入微的行政法规执行“干预主义政策”，转变为通过建立竞争性的、透明的和公正的市场游戏规则，促进市场更有效的运行。与一些东亚国家相比，我国市场的发育程度更要低一些。如果说它们是已经建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现在在发现这种模式的问题以后开始进一步的改革。我们则还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较之东亚其他国家更为广泛和直接，这种干预对发明家、投资商等创业者的束缚也更加严重，因而在这方面转变思想和进行改革的任务也更繁重而艰巨。
在新技术革命加速进行的今天，时间紧迫，我们必须要动员一切力量来加快改革进程，让我国的数百万专业科技人才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出来。我相信只要条件适宜，在中国建立的可能将不只是一个“硅谷”。

* 根据本文作者2000年5月12日在“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上的讲演整理而成，原载《财经》杂志2000年6月号。
[1] 钱颖一等著：《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页
[2] 根据亨利·罗文教授2000年2月25日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技术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3] 参阅《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第51-63页。

附录：方兴东关于中关村的3篇主要文章
    这3篇文章虽然从分别发表于1997年、1998年和2002年的《计算机世界》，最早的一篇已经过去7年，那时候作者才刚刚进入IT业，刚刚进入中关村，对产业问题充满了好奇，思想当然无法很深入，把握一些问题还比较浅显。但是至今依然有重读的价值。对于理解本书作者观点形成的脉络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正如1999年为我发表《维纳斯计划福兮祸兮》的《南方周末》一样，我对IT业第一媒体的《计算机世界》以及它的总编刘九如，始终怀着特别的敬佩和感激。因为，这些文章充满了火药味，需要承受各方面很大的压力。但是，《计算机世界》和刘九如始终认为中关村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值得人们开放思想展开争论和探讨。其中，2002年《计算机世界》以封面文章的方式推出了《正在消逝的中关村》（方兴东、王俊秀），并在此后发表多篇非常精彩的封面文章，包括记者雍忠玮《中关村的“植物群落”》和冯华的《中关村苦恼》。文章富有深度，很多精彩的内容也融入了本书之中，为本书增色不少。

 
“硅谷”的帽子顶得住吗（发表于1997年《计算机世界》）

      应该承认中关村伴随着改革大潮的迅速崛起,它培育了不少小有成就的公司以及不少抱负远大的人才。本文无意全盘否定。但正如医生一样,他不太过问病人的健康部位,但非常关注病人身上出问题的器官,进行对症下药。笔者在调查分析中发现,目前,中关村是个病得不轻的"病人"。无论是"医生",还是"病人",首先得有勇气面对"疾病"。中关村不缺人才, 不缺气魄,缺的就是这种正视问题的勇气。
    
      1、 中关村是梦的栖息地
      有人说,西方的全部哲学仅仅是对柏拉图的注解,中国的哲学仅仅是对孔子的演绎。如果这句话正确,那么世界各国蜂涌而起的高新技术产业区无疑就是对美国硅谷的注解和演绎。
      就像人一样,一个国家也需要一个梦。特别是当它还落后和贫穷时,梦是慰籍、是信念。当硅谷作为最成功的高科技地理区域迅速崛起,成为企业成功的象征、电子工业的心脏和各国仰慕的楷模时,大洋彼岸的中国再也不能心平气和地充当旁观者了。
      十多年前,国内一批科技人员冲破传统体制,从中关村纷纷"下海"。昔日冷清的中关村渐渐成为拥挤不堪的电子一条街,成为全国最大的高科技商品市场和最密集的高科技企业群。中关村自然也就戴上了"中国硅谷"的桂冠。
      中国人的梦不再缥缈,终于有了栖息之地。

      2、硅谷拙劣的仿制品
      十多年过去了,电子技术的大江浪花已经汇成了信息革命的汹涌浪潮,从少数的地理区域席卷到全球各个角落。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中关村,如今又如何呢?
      1994年我初到北京,当天就到中关村走了一趟,现实与梦想的差距使我无语以对。1996年夏,一位家乡的朋友来京,特意让我领他至中关村"朝圣"。我们一起溜达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他说:"这就是中关村?怎么还没有咱们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那么齐整,那么显得有规模?"
       我一再品味,觉得这句话可能是对中关村最有意味的概括。
      《THE BIG SCORE》一书的作者MALONE形容硅谷大街两侧的招牌:"看起来好象是画工在服了迷幻药后画出来的。"看来,画工也到中国神游了一趟。硅谷孵化出数千家公司,中关村的公司数目也绝不比硅谷少。至于计算机产业的副产品,比如商业和专业报刊、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和信息咨询公司等等的兴起,美国硅谷有的,中关村也一样不缺。因此从表面上看, 中关村是硅谷惟妙惟肖的仿制品。
    可是探究其内容和实质,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
    
      3、一曲现代"空城计"
      在硅谷,造就企业和大亨就像计算程序一样,都是严格设计好的。
      如潮般的人们揣着自己研制的新产品和一份有声有色的构想和方案,去敲风险资本家的大门。说服了他们,就能用新公司大半的股份换来一笔起动资金。然后,就开始像电脑般地工作。等发展到一定阶段,投资者们还会手把手教会如何让股票上市。上市之日就是暴富之时。有能力和有潜力的公司就有充足的资金,迅速壮大。
      中关村的创业者,没有这么幸运。因为这里没有风险投资家的门可敲。借钱比自己造一台计算机还要耗神,而且也很少有真正的新产品能够作为敲门砖。但大家都明白:"办公司必须靠别人的钱来养活"。一般是三两个人,凑起一点钱,办好了手续,就开始空手套白狼。"皮包公司"曾是中关村公司的代码。而后有些人就往国外公司投怀送抱,争当代理。有了这一杯羹,公司就踏实了。反正有吃肉的总有喝汤的。
      国内计算机界引以为骄傲的一点是:代理国外品牌养活了无数个公司,也养出了几个不错的自我品牌。不错,是有个别的代理赶上好运,越"代"越大,以国外品牌趟出路子后,后来还推出了自我品牌。但是绝大多数公司如何?
      代理是个很奇特的事物,就像酒精一样,适量喝一点,能兴奋神经,提高机体能力。但是一旦喝多了,就成了神经抑制剂。更可怕的是它会像鸦片一样,一旦上瘾,就离不开戒不掉。说"一颗芯片是几吨粮食,一台计算机是几吨纺织品"这样的话,人们可能会反感。但是代理确实像一只具有无数吸盘的大虫,吸走了宝贵的资金,特别是挤死了自有产品赖以生存的有限市场。
      当硅谷的公司一旦新品开发流产,市场失败,现金流动受阻,那么它面临的唯一一条路就是破产倒闭,天经地义地为新公司让路。一个健康合理的新陈代谢机制,是一个产业壮大和成熟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中关村,公司往往不必为新产品去承担高风险。即使现金流动受阻,也往往能垂而不死。因为有代理微薄的收入撑着,活不好也饿不死。因此中关村的公司,其生命力似乎远远超过硅谷中的同行,其失败率也远远低于硅谷每年30%～40%的淘汰率。许多公司为生存而挣扎,仁慈的上帝却迟迟不发死亡通知书。不但抑制了有实力的公司依靠更多的市场成长壮大,也阻碍了更具活力的后起公司的崛起。
      中关村成了一个俱乐部似的圈子,越来越多的旧面孔、熟面孔,越来越少的新面孔,彼此都摸着底。圈内的"空气"亦日渐污浊。
      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大树底下永远长不出大树,长的都是一片营养不良的莠草。
      以市场换技术,曾是我们美滋滋的梦想。可代理只会做梦。不妨来一句虚拟语气,如果国外产品撤出市场,那中关村还剩下什么?
      中关村最大的特色是代理。这是与美国硅谷有所不同的。
       中关村唱的是一曲现代计算机产业的"空城计"。

      4、个人发财与培养产业
      除了计算机产品,硅谷出产最多的就是企业家和大亨。财富总是不停地像大雨般降落在比毛头小伙大不了多少的、没有开化的工程师身上。当Apple公司股票上市时,当天就产生了一百多位百万富翁。因此硅谷首先是企业家的乐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一种无所顾忌的奋斗精神和为技术而技术的坚强信念。总结了他们的特点:"富有进取心,天资聪颖,具有领导能力,平常不拘小节,工作起来不知疲倦,内心深处混杂了狂想、自大和接近病态的对独立的追求。"他们创造公司,公司也创造了他们。巨大的风险和危机连同同样份量的财富,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形象和神话同他们生产的产品一起出口给世界各国。
      但是,要总结中关村企业家的特点,那将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不仅因为成份复杂(硅谷更复杂);而是因为你要真实总结,必须拨开层层帷幕,而且很可能像捅马蜂窝一样,惹急惹怒一整街的人。
      所谓的企业家,往往只是商人或生意人。当雨点般的财富纷纷砸在硅谷企业家头上时,计算机产业的毛毛细雨也滋润着中关村这一街忙忙碌碌的男人和女人。更多的人关注于货物流通时如何掉下金币,对钱格外的敏感决定了他们的职责就是绞尽脑汁挣别人的钱,也挖空心思防别人挣自己的钱。在这里,公司的典型结构就是一人万事包办,没有中层管理人员,也留不住能干的中层管理人员。    而真正的企业家,不但要创建公司、生产和销售产品,更本质的工作是管理。管理就是用人,因为企业真正的动力来自中坚力量。企业家只是舵手,任务就是使企业成为一只集体力量驱动下的龙舟,到市场上迎风搏浪。
      "使自己或少数人发财致富,与为该产业的长期发展作贡献是迥然不同的两码事。"计算机的确养富了一条街,大大小小的公司也撑破了一条街,但值得怀疑的是,它未必能养得出一个真正的民族产业。

      5、知耻而后勇
      企业家和生意人,有一点是相同的:脾气大,怨气多。一会儿骂天,一会儿骂政策,吆喝声和抱怨声交替伴奏,汇成了中关村的交响曲。然而比起许多产业来,国家政策对计算机业一点儿没亏待过。
      首先,在国际环境极大的压力下,国家为国内企业加筑了篱笆,构筑了一个相对安稳的乐园。就以PC整机为例,国外品牌必须面对20%左右的关税,17%增值税和10%以上的管理费用。这些措施无形中给极具侵略性的国外品牌,用缰绳和嚼子套上了一个辔头。
      同时,在信息产业热遍全球时,国家也在焦虑,在寻找对策。有关部门也曾狠狠心投资过几个大项目,却培植出一片郁郁葱葱的荒草。不少雄心勃勃的大项目,还在试点阶段,钱就不明不白地打了水漂。
      还有媒体,也网开一面,献上了大量的颂歌和赞美诗。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版面,听任其自弹自唱,尽兴表演。
      古人言"知耻而后勇"。可是中关村的人们太容易乐观了。高薪、住房、汽车就是他们的追求。多卖了几台组装机,就有了一派歌舞升平的祥和气氛。获得快乐看来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
      其实,与十五年前相比,我们的形势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我们的差距不但没有缩短,反而更加拉大。可是十多年来,这段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干什么用了?
      1996年,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满足。什么国产品牌真正崛起,什么质量与国外品牌不相上下,技术已与世界同步。难道皇帝多穿几件"新衣"就能遮住他的身体?
      不期望现在就能杀出国门扬威世界,也不期望真能马上与洋货一拼,挡在门外。但总得做出让国内用户真正满意和放心的产品。

      我们真正缺乏的东西就是勇气。真正面对现实的勇气、真正承认问题的勇气。

      关键要把廉价的"自恋情结"剥掉!

      6、一座走不出的城堡
      硅谷的发迹史表明:"在高技术企业领域里,任何人都有能力建成一个拥有1000万美元资本的公司,有一定才能的生意人在产品适销对路的情况下年销售额可达1亿美元。但要高达1 0亿美元,同时领导2.5万左右必不可少的员工,管理上不达到世界水平是绝对不行的。"
      那么中关村的发迹史又说明什么呢?问题的关键是,中关村从来没有发迹过。
      MALONE笔下的硅谷,既是一个高新技术的伊甸园,企业神话的发源地,又是一个光环遮掩下的失乐园,是有毒化学品渗漏、道德堕落、间谍猖獗、毒品泛滥、工人遭剥削的地狱。那么多少年来,中关村的原生状态又如何?
      无数的文章评述中关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这些文字所提供的多是用于宣传的装饰性的内容,一种泡沫般的形象,使人们无法真正走进中关村,看清它的五脏六腑以及肌体真正的运作。
      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描写了一个神秘、怪诞而又似曾相识的境地。城堡并不神奇也不高贵,仅仅是一大群杂乱无章的建筑物,但它却如此可望而不可及,主人公K到死也没能进去。
      我们天天生活在中关村,可它还是一个我们难以进去的城堡。
      科学告诉我们:失败的实验与成功的实验具有同等的科学价值。一个病人甚至比一个健康人更具研究价值。可怕的只是人们常常篡改数据,使失败的实验冒充成功;将病人的病情掩盖,误以为健康无比。
      中关村目前的情况表明,它没能成为寄托民族梦想的真正的"硅谷",也没能成为民族信息产业真正的中心。尽管我们缺乏对中关村真正的理解,存在认识上的不全面,我们也认同中关村的价值,它的孵化与辐射作用,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促进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它不仅浓缩了新技术的方方面面,更是集中了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一切缺陷和劣根,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无数经验和教训。今天,我们如果不去好好研究,就会留下遗憾。因为我们再也不能用同样的代价,去培养一个新的病人。
 

北四环路中关村段

中关村这十年（发表于1998年《计算机世界》）
 
1、电子一条街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Apple的崛起以及IBM PC的推出，计算机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个人计算机时代”。此时，美国硅谷和128公路的技术扩散模式也开始激荡全球，全新的科技力量开始形成全球性的脉动。在北京中关村，这一世界上少有的智力密集区内，也最先感应到这种脉动。1980年10月，以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 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最早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种“第一个吃螃蟹”的举措自然会遭受非议，承受压力，但是有关部门肯定了这种尝试。因为这是趋势!     
      1983年，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成立。此后，京海、科海等11家科技企业相继涌现。这块当年清王朝的皇家园林，近代中国沧桑悲欢的见证地，经过长期的孕育，终于萌发出一股全新的变革力量，开始推动中国新的发展。 
      1984年，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性改革从此大潮涌动，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大力支持下，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开发公司迅速增长至40余家，营业额1800 多万，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骨干基本形成。 
      1985年，国家经济过热，经商热有些失控，非科技企业也开始介入从事科技产品的贸易，获取高额收入，中关村热闹起来。企业开始挤占沿街铺面，“电脑挤了豆腐脑”成了流行的一句戏言。此时中关村科技企业增至90多家，企业参差不齐，“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的称谓由此流传于世。 
      1986年初，国家开始打击经济犯罪和纠正不正之风，全国范围开展治理整顿。中关村的热闹暂时收敛了一些，发展节奏也平缓下来。但1987年，国务院发布双放政策，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放宽科技人员。科技人员开始流动，中科院成为最主要的源头。中科院及属下研究所办公司达50家，占中关村企业总数的1/3以上。各企业50％以上的科技人员来自中科院。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中关村真正沸腾起来，当年技工贸总收入超过9亿元。中关村基本形成从白石桥到中关村302路汽车终点站的南北大街为主干，以中关村--海淀路--海淀大街--土城路为支线的“T”形地区的科技企业群。其中微机、电子产品和技术成为“村” 里的主导产业。

      1988年5月，国家正式批准建立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2、实验区十年

      中关村地区有50余所大学，138家研究院所。试验区一建立便出台了18条优惠政策，对大院、大所、大学的改革推波助澜。
1988年下半年到1991年我国经济开始了长达3年的治理整顿时期，全国银根紧缩，市场疲软，经济下滑，但试验区以技术为后盾，在“自筹资金、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灵活机制下，依然保持高速发展。三年中经试验区认定的新技术企业达920家，四通、联想、京海、信通、方正等集团公司也脱颖而出，四通打字机，联想汉卡和系列微机，北大华光后改北大方正排版系统、太极小型机系列等拳头产品扬威市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将改革大潮推向新一轮高峰，1993年新的公司热在中关村也达到高峰，至年底注册公司总数已达3769家。
进入90年代，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也冲击着中关村，中关村最大的变化就是洋品牌的蜂拥而入。1988年，区内开始诞生三资企业，而1992、1993年外资企业迅速激增。中关村不再是自个儿练摊，严酷的市场竞争格局从此拉开。

      此时，中关村已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销售渠道，各公司都有很好的客户网。因此成为国外品牌争夺市场的首要战场。一时间，许多人惊呼狼来了。但是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因为 “村”内原本以生产为依靠的企业只占20％，80％的企业主打销售与代理。国外产品的进驻反而为中关村带来新的机遇。各公司纷纷敞开怀抱，代理销售洋产品。 
      当然倒一台机器净赚一、二万的美好日子结束了。组装一台机器获取丰厚利润的时代也结束了。国产品牌也开始受到巨大冲击。1988年，国产微机份额在80％以上，到1993年已降至37.8％，1995年跌至最低，只有23％。 
      在外商的“围剿”下，中关村开始经历严酷的市场洗礼，经历阵痛，许多企业也在阵痛中迸发。
一些公司依靠代理，获得了巨额资金，摸透了市场，健全了网络，开始走自创品牌的道路。如早期联想集团代理AST，方正集团代理Digital，达因集团代理Compaq等，都对公司壮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有一些公司走出小作坊，走出中关村，开始迈向全国，并尝试海外市场。1993年8月，四通在香港公开上市，发行股票1500万股，筹资1.89亿港元。1994年2 月，联想在香港上市，发行股票18225万股，筹资2.2亿港元，1995年12月，方正在香港上市，筹资3.2亿港元。这些不但获得了宝贵的海外资金，也在上市过程中按国际通行惯例和规则完善了公司财务和管理。
也许正如有关部门批准成立试验区时所期望的那样，中关村应是孵化器，应是信息源。确实如此，回眸信息产业这几年的热点，如1993年汉卡红火、1994年杀毒软件热闹、1995年手写体识别软件开始卖钱、1996年Pentium奔得格外欢快、1997年国产品牌蜂拥而上，这些都可以从中关村找到源头。

      3、中关村之路 
      这是一个加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健忘时代。今天，我们审视中关村，它已不再神秘，也没有了传奇。但是只有真正回望历史，才能发现如今理所当然的一切，在过去是如此的曲折和不易。
1983年，陈春先的技术服务部引发了一系列的的大争论。焦点就是研究人员是否可以兼职，是否可以创办实业。 
      在发展过程中，要突破观念，排除非议并不是件轻松事。1983年12月，7个检查组25人同时进驻京海公司进行检查，使企业承受了很大压力。1985年，有人反映“中关村公司有的成为纯属倒卖、投机而牟暴利的不法组织，”4月份，由各有关部门18名同志组成调查组，进驻四通、京海、科海、中科。对各公司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办公厅。好在调查结果表明，中关村的发展模式是值得提倡的。 
      1988年，中关村开始有了第一家三资企业，1993年中关村率先开始股份制改造，第一次拥有了正规的股份制企业。1996年，中关村又率先提出“二次创业”的战略口号。1997年，严格意义上的海外风险投资开始探索着注入中关村。 
      我们不能否认，中关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示范意义，它是城市改革的先行者，是中国现代城市经济的发源地之一。它屡屡走在政策和制度前面，成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最重要的一块试金石。
当然，最可贵的是，中关村，培育了中国第一批高科技企业家。尤其是当今世界的火车头行业--信息产业方面，中关村是无愧的先驱队。 
      计算机科学中最先进的基础研究技术绝大多数集中在美国主要的大学中，在AT＆T新泽西和Illinois的贝尔实验室中，在IBM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实验室中、在加州Xerox及PARC研究中心。而计算机产品的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IBM、Intel、Microsoft等美国著名公司及少数日本公司中。我们没有能够影响世界的核心技术，也没有能够主导全球市场的创新产品，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我们有一个越来越大庞大的市场。这是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真正的优势，也是必须抓住的优势。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创新产品，要掌握住这块市场的优势，我们最重要的砝码就是，企业与企业家。 
      中关村企业的创业和起步都很低，海淀区投入10万元。柳传志兴办联想是中科院计算所投入20万元。办四通靠2万元借款起步……这些公司在初期所从事的业务无外乎搞培训、修机器、倒机器、搞贸易，再往后就是当代理。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他们快速成长起来，成为中关村的大企业，成为国内行业的大企业。如今联想、方正、长城、四通等都已跻身电子百强前10名之列。都已达到50亿以上甚至1百亿以上的规模，成为民族产业的台柱子。 
      只有企业大了，才有市场上的发言权，才有市场上的主动权，当然洋品牌进入中关村，可以说是横扫市场，目空一切。而今英特尔、微软、IBM、HP等在选择战略伙伴，开展市场合作时，往往将国内有实力的厂商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这在5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1996年以联想PC首度领衔国内市场为标志，国产品牌重新崛起，赢得用户信心，并于1997年，兴起国产品牌蜂拥而上的热潮，重新主导了市场。虽然，目前国内厂商还没有真正将本地市场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但市场主动权的确已在一点点倾斜。

      4、如何评说中关村 
      人们对中关村的最高赞誉就是称它为“中国硅谷”。1984年9月11日《北京日报》发表《开创中国式硅谷的探索--海淀建设新型经济区的调查》一文，将这项桂冠正式戴上。但对中国人来讲，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评价与衡量标准，不如说是一种心灵的慰籍与期盼。 
      中关村在许多方面走在最前面，但还有许多方面制约于原来的框架之中。十多年来，中关村已成为各大媒体，尤其是计算机媒体的主角。因为从这里，诞生了联想、方正、四通、希望、紫光、华胜、大恒、科海、京海、新天地、同方等国内高科技企业的领衔方阵，也汇聚了Intel、HP、GE、IBM、DEC、Compaq等国外巨头，同时也涌现了柳传志、王选、张玉峰、段永基等著名的企业家，还有像裘伯君、王志东、周志农、王永民、鲍岳桥、严援朝等国内软件业的灵魂人物……
但是，多年来在传统思维的束缚和计划经济的心态下，人们对中关村的总结和报道还局限于形式上的宣传和空泛的赞美，对成绩的褒扬远多于对问题的挖掘，表面的叙说远多于深入的剖析。对于中关村形形色色的一切，对于这里发生着的真实图景，对于这块土地上原生状态的透视，一直是个空白。因此要全面了解和客观评价中关村，还是雾里看花。 
      中关村的成绩不容置疑，要赞颂也很容易。因为十多年来，我们有一串串骄人的数据，一个个生动的事例。这些数据尽管单调，显得空泛，但它确实是改革开放中很难得的一份见证。但是，对于一个仍处于落后的国家，仍处于追随的产业来说，乐观和赞美的意义大打折扣。

      无疑，中关村的居民们是这幕历史巨变的最佳见证者和感受者。他们目睹了这块土地的变化，享受了行行色色的繁荣和发财机会，亲历了地价、房价十几倍、几十倍的飞涨。当然，他们也承受着繁荣所带来的交通拥挤、街道嘈杂和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如今的中关村主干道已不再有丝毫的学院气和田园气，它们已融入北京这一大都市之中，成为一条热闹的大街。这里居住的许多科学家、教授、院士，他们赞叹时代的进步，也在抱怨中关村越来越不堪忍住的环境。他们有人不敢骑车，不敢上街。中关村多了许多东西，也必然失去许多。 
      中关村一拨又一拨的创业者，仍将它视为淘金的乐士。自1995年来，中关村的企业数量趋于稳定，保持在4500家左右。每年达10％左右的死亡率，也有10％的新生率。中关村作为一个商业生态环境，开始进入一种新平衡之中。创业者们在这里捕捉发财立业的机遇，在这里感受市场和产业的节奏和变迁。他们忙碌、奋斗，也抱怨办一件事盖一个章还是那么复杂，抱怨这个环境还是有着诸多的弊病和缺陷。就像财富一样，他们对国家部门也期望更多。 
      对于用户来说，这里有各种品牌的产品，有国外最新技术的产品，有各种档次和价位的丰富选择。但是这里也有水货假货，有各种市场中的陷阱…… 
      土生土长的Michael Malone为硅谷作了一本精采的传记，他描述了这场现代史上最惊人的科学和商业革命，也记叙了这个电子工业的心脏中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但是他也指出，硅谷为这奇迹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勤奋苦干，只顾自我的必然后果。果园林立的硅谷一去不复返了。随之而来的污染、毒品、黑市、高离婚率以及快速上涨的生活费用也使硅谷的人们不堪忍受。硅谷在不知不觉为自己制造了旋风，而现在大家又试图在旋风中生活。中关村的一切，也应该由更多的人以更客观的目光来深入剖析。

      5、现实这道大门槛 
      时间只有一个方向，它永远指向未来，现实是新的起点，也是一道新的门槛。中关村的贡献不可埋没，但是曾经扮演的一些角色已经结束。而一些新角色又面临挑战。 
      首先，中关村作为改革开放试金石的使命已经完成，中关村摸索出的途径已经成为一条得到充分验证和肯定的道路。尤其是1997年9月12日，十五大的召开，标志着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市场经济的路线已完全确定，非公有经济不再是“补充”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企业也不分姓公姓私，国家都将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统一管理。 
      其次，中关村作为中国信息产业窗口和铺路人的作用也在淡化。全球化经济大趋势预示着全球化市场即将到来，国外大型企业已完成“登陆”，国内市场已完全成为国外厂商与本土厂商平等竞争的场地，高技术产品零关税的实施已进入倒计时。信息时代的时间和空间正重新赋予新的含义，中关村近水楼台的优势已经不再。同时全国市场的共同繁荣和整个国家信息产业的兴旺，中关村作为全国信息产品贸易中心的地位也受到挑战。 
      当然，中关村仍是民营高技术企业的圣地。但是正如有人所说：“走出中关村的企业更大了，走不出中关村的企业长不大”。在新的竞争环境，民营高技术企业需要更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理想来激励自身，因为真正的市场海洋还在国门之外。有人提出了中关村二次创业的口号，指出我们必须从原先的“六自”企业文化迈向全新“六化”境界，就是资本股份化、技术创新化、管理科学化、融资多元化、产业规模化、经济国际化。总结到字面上很容易，但是真正落到实处，却需要我们克服局限，经历许多阵痛。 
       中关村最大的特点仍是贸易，它是中国信息产业的“王府井”，至今为止，还没有真正挖掘这一地区的人才和资源优势，使其真正成为中国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的源头。但是有了市场、有了企业、有了产品，我们才有宝贵的资金、才有促进创新的活力。 
       十年树木。应该说，从荒凉的村落发展到“欣欣向荣”的电子一条街，中关村所走过的近20年的道路，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所有痛苦和欢欣。因高新技术代表着新的生产力，聚集着同时代的精英，它所具有的创新与拓荒精神，注定着它要先期承受上下求索的痛苦。但正是这种牺牲，所换取的智慧和能量，使其具有顽强坚韧的战斗力和超前的预见性，开辟了时代前行的航向。
不过，衡量中国计算机产业的成绩，评价中关村的意义。还得由市场本身作出回答。市场是检验成绩的根本标准。那么，我们的产品和公司的市场表现究竟如何呢？

正在消逝的中关村（方兴东、王俊秀）
发表于2002年《计算机世界》封面文章，由于本文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融入本书，因此内容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