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观察——博客沟通世界

 颐宾楼已成往事
圈地运动：中关村摧毁性的开采

      更直白地说，就是要建造一个环境，使得创业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和生存成本最低！可是中关村的发展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确，中关村的发展使得土地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越来越诱人。但是这一切，是不应该轻易兑现的“财富”。它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资源，是保证持续发展的基础。但是疯狂的一次性的开采已经开始，中关村的环境与十年前相比已经截然不同。
      目前，中关村房地产的狂热开发，正在把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资源一次性兑现、一次性开采，逐步恶化自己的生态环境。创业企业成就了中关村，但是，中关村最终成了成功的牺牲品，只有少数企业有幸参与了这些巨大的短期利益的一次性分配。
      1984年，王志东第一次来北京，坐着332路公交车一路颠簸着穿过狭窄却植满绿树的白颐路，在售票员报出“中关村”那一站时下了车。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关村大街上，狭小热闹的门脸房摩肩接踵，感觉中关村离世界很近，能看到最新的软件、硬件和最新的观念、想法。世界上386刚出来，中关村的386也出来了；然后美国开始搞网络，中关村也有网络了。不夸张地说到中关村转一圈，就知道世界上的新东西了。” 
      “现在一说起中关村，最先想到的是海龙、太平洋、鼎好等电脑配件市场。但我觉得中关村应该代表着高科技、代表创新和创业精神，它应该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创业的一块圣地，能够从精神上、从各个方面传递出它作为中国IT界龙头的地位。” “我不希望中关村成为历史。”
      显然，在中关村，中小科技企业已经成为这里的“弱势群体”，缺乏基本的支持。对于中关村门槛太高的问题，神州数码的郭为也提出了他的佐证。清华科技园区的房租价格比东方广场的都贵，在中关村西区的开发中，土地价格就在3000多一平方米，等建好了写字楼就得1万元一平方米。一个小公司进入中关村创业，如果买10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就要先拿出100万再说。这样不利于创业。
      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最近几年，中关村发展过程的实际效果，就是强势力量对弱势群体和草根力量的排挤和围剿过程。在这样实力悬殊的较量中，胜负不言而喻。

四环路破土动工

面向500强：中关村完全错误的不归路
      我国著名管理学家、《中外管理》杂志社社长兼总编——杨沛霆教授在访问台湾新竹时，很受触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新竹曾经因为项目不符合技术创新的要求，就理直气壮将摩托罗拉拒绝在园区之外。但是，中关村却以面向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招商引资作为自己主要方向，完全背离了一个高科技园区的初衷。而且一夜之间，中关村野心勃勃，要向朝阳区的CBD发起进攻。由于海淀区一带缺乏像朝阳综合商务功能的办公环境，而使部分企业产生了迁至朝阳区的念头，在这两年中已先后出现了新浪、微软等有影响的公司将市场营销部分迁至朝阳区的行动。这让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大为惊吓。于是，下决心投入巨资建设高档写字楼，以稳定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大企业。目前，北京市内各区县的竞争中，大概就是海淀区中关村科技园与朝阳区CBD（中央商务区）的竞争最为激烈、最为刺激。
      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关村西区改造工程的主要开发商，该公司总经济师诸一军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中关村西区———高科技商贸中心区将不仅是高科技企业、大型公司总部、高科技产业管理机构的汇集地，还将汇集为高科技产业发展服务的金融、投资、购物、娱乐等机构和场所，项目总投资约150亿元人民币。他坦言：“西区的楼价不会低于10000元／平方米，的确是较有实力的企业才能进得去的。”
      于是，就这样，150亿巨资全都倾注在豪华的写字楼上。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与规划建设处副处长杨建平说得非常肯定：“政府在楼宇建设方面，规划在三到五年之内在中关村 400平方公里范围内完成 800万平方米建筑规模厂房（软件、生物、新材料生产基地）和写字楼。建设过程中要去旧出新，把没有改造的民房、危旧房拆除，减少这个地区的人口压力，引入高品质的写字楼和居住环境。在海淀园内，国际500强和国内强势企业是首选目标。”据杨处长介绍，引进大企业的原因有二：其一，园内为数不超过 20家大企业对税收的贡献超过 9000多家中小企业纳税额之和。其二，是提升中关村形象，确立其中国硅谷地位的需要。

 
        
昔日四通、联想门市已不复存在

      以税收为目的，以著名的大企业为中关村品牌镀金！这就是这几年指导中关村发展的核心战略，完全与真正高科技园区追求技术创新的道路背道而驰！在这个战略之下，哪可能有中小企业的立身之地。
当然，领导们的思维总是期望两者得兼，不要厚此薄彼。杨建平对记者申明了北京市在中关村整体规划中两方面利益兼顾的立场：“虽然500强是首选目标，但也要考虑中小企业的利益，因为他们是中关村的代表，由于他们的存在和活力才有了现在的中关村，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准备适当的生存环境。一方面，500强进驻以后，可以把他们的物业租给这些中小企业，同时一些有政府支持背景的孵化器写字楼将会廉价地租售，让一些好的项目和小的企业发展起来。”
      但是，实际上，这怎么可能两全其美。计划经济的美好愿望可以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幻影而已。面对现实，像陶晓峰这样的中小企业家只能自己咽下口水。他的研究所已经被列入北京市海淀区危旧房改造规划之中，无疑需要搬走。当年，他买下这块建筑面积330平方米的地方只花了3万元。经过十六年的摸爬滚打，他的迪赛通用技术研究所从一个小门脸发展成现如今拥有技术和研发条件、每年纳税几百万元的中型企业。尽管如此，他还是买不起海淀区现在已经涨到每平方米6000元～13000元的写字楼，拆迁之后，他只好向区外另觅新巢。
      无数像陶晓峰的中关村“老人”都遭受同样的命运，也是同样的滋味。他们越来越成为中关村的局外人，园区这150亿建设投入不但不会帮助他们，反而是排挤他们：“这些钱都是我们这些年纳税纳出来的，盖这么多豪华写字楼如果不能卖出去，太浪费了。 现在我们这批小企业已经度过了种子期，迫切地需要生存发展的环境，要是能抽出一部分钱，真正回报一下中小企业，比如开辟一块比较好的地段，可以接受的价格提供给科研开发实力较强的中小企业，可以多开发多少新成果出来呀。”这仅仅是一个美丽飘渺的梦想而已。

 中关村的标志

房地产：长远发展的票房毒药
      中关村有着其他地方，包括其他所有科技园区所没有的先天优势，那么，中关村完全应该加强自己原有的优势，进一步凸现自己独特的竞争力，而不应该盲目追随别人。中关村的房地产热导致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错误方向。其摧毁性开发的负面影响究竟有多大，目前还无法准确估计，但是，结局却已经明确无误地确定！
      孙荻博士向海淀区政协提交了一份报告。他认为：“硅谷里的企业是一个梯队，其中最底层也最活跃的是中小企业，他们承担了大部分技术风险，而大企业只是购买市场前景看好的成果。海淀区现在最大的优势就是已经有了这个底层队伍。在中关村的创新活动中，中小企业是主流，像联想这样的大公司多年来在技术上并没有大的突破，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的活跃，中关村的活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提议就是希望海淀区有一个宽广的胸怀，让小企业能够落下户来，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否则几个大企业孤零零在这里能吸收到什么养分呢？”
      海淀园是目前中小企业及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地带，科研开发活动也最为频繁。但是，近年来随着全国性的房地产热高烧不退，海淀园自然成为很多人发财致富的最佳选择。在疯狂的投资下，房价翻番飙升，仍然有价无市。据报道，上地信息中心每亩地价已近百万元，中关村西区建成之后，期望成为国内顶级公司和世界大型公司的聚集地。显然，对中小企业来说，进入此地代价实在是过于高昂，除非企业投资是为了赌博房地产升值，而不是用于企业发展本身。显然，海淀园区内的所有中小企业都面临“被迫出走”的抉择。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随着业务拓展，也需要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他们面临的却是天价的土地和楼盘，也只有向外搬移。目前，海淀园内因为这个原因外迁的企业也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微软要搬家，媒体触动，有关部门大为惊动；联想重心倾向上海，令许多人大惊失色；新浪部分搬离中关村，也成为热点……这些事情都成为中关村格外敏感的事情，甚至到了过敏的程度。其实大企业的进出不应该成为中关村关心的重点，作为科技园的中关村不该也不可能成为大企业的安乐窝，这是很正常的逻辑。
      而对于中小企业的纷纷离去，我们却是如此的麻木，麻木到漠不关心、毫不理会。而本来这才是中关村竞争力和价值的体现。但是到了现在，中小企业崛起之难，中小企业纷纷外流，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
      越来越繁华的中关村，显然与学院的氛围越来越不融和，如此趋势下，是不是要让清华、北大都最终应该选择离开吗？

   
四海市场曾是小型企业聚集地，而今现代化的海龙大厦成中关村新的标志之一

      是谁成就了中关村？不是什么大公司，也不是政府部门，而是多少年来无数不断涌现的中小企业们！那么，谁能够保证中关村长期持续的发展？也不会是什么大公司，而只能是代表创新力量的新的创业公司，为这块土地不断注入成长的活力。可是，现在中关村的管理者看上了有着巨额收入和税收的大公司。这不仅仅是忘本，而是完全放弃了自己未来发展的根基。自己在堵绝自己的发展之路。可以肯定，中关村园区的管理者将为因为如此重大的方向性错误付出不可挽回的代价。
我们没有兴趣去关心中关村究竟能够从房地产中挣得多么丰厚的利润，也不感兴趣中关村能够从别的地方手中夺取多少跨国公司的税收，因为这根本不是国家寄予中关村如此重大的希望所在。也不是一个真正期望成为技术创新栖息地的科技园区的追求目标。
      中关村有着如此丰富的资源，有着如此美好的发展前景，却无法抵御如此急功近利的开发，这实在是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悲剧。一个蒸蒸日上的国家，一个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国家，却无法保障一个科技园区免受房地产热的袭击，无力维护一个创业资源最丰富、创业综合成本最低的“人工环境”，这不能不说是整个国家的悲哀。

 
活水之源：回归草根才是真
      中关村在为一个大公司的搬家问题而困扰时，已经深刻地说明了它的脆弱。
      只有平庸的资本，才会去追逐大公司；只有平庸的人才，才会滞留在大公司；只有平庸的企业，努力依附于大公司；只有平庸的高科技园区，才会依靠取悦大公司！因为硅谷向世人证明了：英特尔、惠普、Cisco与其说是硅谷的公司，不如说是全球的公司。就象培养儿女一样，真正有眼光的父母应该鼓励他们大胆去闯荡，无论他们在哪里发展，他们都是自己的后代。
      因此，真正的高科技园区应该积极鼓励大公司走出去，而不是留住他们！大公司需要的已经不是政策的优惠和政府的关怀和地方的扶持，这些资源应该更多地投给那些刚刚创办或没有创办的企业！给大公司最好的奖励，就是给它培养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给大公司最好的激励，就是赶他们出去，去经历更大的风浪。而园区就把有限的资源动运用到有限的地方：创业企业！
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机制、所有的资源都侧重于培育中小企业，这样的硅谷追随者方可能真正成功。这样的方向才是把握了根本，才是启动了创新之源。只有在这个目标上，我们才会明白我们失误在哪里，错误在哪里！中关村与硅谷的养距在哪里！
      看看中关村前100家企业的名单，我们完全可以定下这样的结论：依靠大公司业绩来堆积美丽“数字”的中关村是不会有前途的，那只是一种粉刷的“数字化游戏”。中关村的成绩只能移居不断涌现的中小企业和创新技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成就。没有中关村中小企业的未来，就没有中关村的未来！中小企业才是中关村的生命之源！！

硅谷和中关村英雄榜
    
  

那么究竟是谁让中关村不断沦陷？是谁将中关村推入了一条不归路？写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回避中关村问题的核心原因：这就是中关村的相关政府部门！

 
附录：海淀区部分甲级写字楼出租和购买报价情况

叩问政府部门：究竟是谁让中关村不断沦陷？

      中关村的成绩，政府机制创新的功劳不可低估。但是随着中关村影响越来越大，其资源（政治资源、市场资源和其他资源）越来越丰富，政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能量”。这时，要保持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裁决者的相对中立身份，挑战也越来越大。直接参与控制和分配，甚至参与瓜分财富与资源的诱惑会越来越难以抑制。身不由己地在“合理”的位置“做着”“合理”的事情。而政府本来最核心的工作：战略制定和规划、环境建设、制度建设和资源建设，也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如今，越来越强大的政府力量已经是中关村发展的最大挑战，也是中关村纠正问题、回归正确轨道的最大障碍。
      吴敬琏在题为《中国怎样才能有自己的硅谷？》的文字中写道：在单项技术有限目标赶超时，政府比较容易通过研究别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掌握足够的信息，并利用政府动员资源和将这些资源投入指定目标的优势，快速实现赶超是可能的。但是现在的高技术都是集群性的技术，需要千千万万专业人员的主动探索和创造；而且现在不是在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而是探索未知的创新。在这种活动中，政府完全不具有信息优势和灵活反应的适应性；加之政府的运作效率天然地低于民间机构，如果发展高技术的事业由政府以抬牛腿的方式一手操办，那将是事倍功半，甚至必败无疑的。”
可惜，学者的观点永远无法影响中关村义无反顾的错误趋势，更无法主导中关村真正走向正确的方向。

政府管理篇：中关村发展的核心问题
      政府管理问题是园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所有矛盾交织的焦点，是决定中关村未来发展的中心所在！因此，必须首先讨论清楚。一般来说，政府在园区中的角色，四类角色，以重要性排序如下：
      1、 软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战略制定和相关政策制定
      2、 政府采购：一个至关重要，却被长期忽略，而且还会继续误用的角色。
      3、 研发投入（基础和学术性研究，和企业研发、中小企业扶持资金）。
      4、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仅是房地产，重点也不是房地产。挂羊头
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必然需要政府大力支持：纯粹的市场竞争，必然是不可行的。在全球化竞争方面，我们处于后发优势，企业、产业相对弱小，难以抵抗国际大公司。我们的资源有限，必须有所倾斜，有所侧重。政府行为得当与否直接决定了最后的成效。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关村的成败本身就是中关村相关政府部门管理的成败。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困境：中关村依然面临类似的困境，就是政府一管就死，许多方面管还不如不管。
      因此正确的政府管理，将是决定未来的关键。需要勇气，需要智慧，在体制上、在机制上、在思维上能够真正超越传统工业体制下的模型，本质上升级自己。
那么我们的政府究竟应该如何演好这个“主角”？
首要问题：动机问题，什么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政绩最大化”，“权力最大化”。政绩衡量的标准是什么？
      从政府的层面来看，中关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领域切入到全球的产业链,并在其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有人批评“中关村无所不包的发展规划只是‘八股文’式的东西”，导致了“中关村的经济最终也只能属于传统经济模式，而不是高科技经济模式或者说IT经济模式。”，而顶着“村长”头衔的段永基也开始为中关村担心：“定位模糊是影响中关村发展的一个因素。”
      中关村号称已经实现“数字化园区”，那么我们进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网站。里面居然连基本的中关村历史都无法查到，更没有对中关村详细深入的研究报告。网站有一些经济运行数据，但是只是很简单的收入等几组数据。对于每年的总结和未来发展规划，你很难相信，可是，这的确是活生生的事实：在一个最前沿的高科技园区，传统政府的“八股文”形式依然一点都没有增加“高科技”的含量。四平八稳的套话和老一套的措辞，政府公文一般的格式和形式，实在让人难以将它与当下如此活跃、如此创新的高科技产业等同在一起。在高科技这个最活跃、最具创新的领域中，居然也会有如此千篇一律的“八股文”。而且这些文字直接主导了整个园区短期和长期的发展。

政府部门第一失职：中关村战略缺失
      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关村的特色，我们收集的科技园区规划起码有几十份，有国内最著名的省市，有区县一级的小地方，面貌酷似，胖瘦差不多，摆在自己面前，颇为壮观。都是五年、十规划；五大、八大重点；八大、十大工程；十五大、二十大项目……你只要把地方名字作一下替换，再也分不出哪是哪，再也辨不清有什么区别。他们兼容性和可移植性倒是真的与IT产品有一拼。这样的东西来指导全国如火如荼的高科技发展，真让人捏一把汗。
      虽然现在全球IT业普遍低迷，但是，中国发展高科技的决心却没有丝毫动摇，全国上下热潮一派高涨，令人鼓舞。国家政策的支持是高科技领域的最大利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高科技本身风险巨大。如果现在仅仅凭着一股热情，将大量资金和资源投入盲目操作而无法得到理想的成效，那么三两年后，必然会有巨大的回火，对高科技政策将是实质性的打击。
      也许，各地负责高科技规划和决策的部门不乏能人高手，但是，机制和体制决定了这些规划的最终模样。谁也不敢承担创新的风险，甚至连一个措辞都会变成一个敏感问题。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了项目的市场化运作，实行竞争性的招标。但是，却在高科技产业最关键的环节——规划和战略阶段，却依然是最官僚的计划机制，完全没有进入市场化。与极具创造性和灵活性的高科技需要极不相称。
由于高科技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点，因此有创新、有特色、有远见的高科技战略是成功的关键，将直接影响意识、投入、风险、成效和进程。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高科技发展最核心价值就是战略。当年，许多资金进入互联网，损失惨重，但是风险投资毕竟是最市场化的运作，有着比较成熟的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而在政府主导的高科技产业战略方面，如果在规划阶段隐患无穷，那么其结果会比投资互联网更加危险，其损失更是高出好几个数量级，负面影响将更加严重。
      目前的高科技战略基本上都是闭门造车、相互跟风和互相模仿的产物，根本无法反映高科技的活力和变化，也不适应发展特色和特定需要，更不能胜任长期的方向性指导。大多数战略本末倒置，都不是从本地的发展特色和需求出发。因此就形成几大特色：注重基础设施，缺乏应用；注重大而全，缺乏地方重点；注重跟风的共性，缺乏特色和个性。
      迄今为止，中关村产业生态依然像杂货铺一样，无所不包，却无所不专。根本缺乏长期的发展重点和核心产业。这是中关村管理者最大的失误和失职，也是今天中关村迷失方向的主要原因。
政府决策能力的柔弱和决策自主意识的崛起
      2003年是中国加入WTO的第二年，全球化的浪潮这一年格外风急浪高。各种国际争端和竞争博弈开始趋于白热化。中国IT业也不能例外，这一年真正开端就是两场轰轰烈烈的官司：一起就是思科状告华为，一起就是韩国游戏厂商怒告盛大。在官司根本还没有进入程序之前，同样处于“被告”席上的中国企业无论在国际环境、道德法庭和媒体舆论上都处于十分“孤立无援”的地步，尤其是政府部门处于完全无所适从，难以表态的地步。这不是个人的局面，这一年中，除了华为进军美国市场遭遇知识产权官司狙击之外，中国彩电和家具也遭遇美国反倾销法的迎头痛击，中国DVD产品、数码相机等都遭遇巨额专利费的沉重压力，美国钢铁关税不合规则遭遇上诉，以及3G牌照和技术方面国际公司的强势公关……这一切与WAPI汇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在WTO框架下冲突的总体图景。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在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博弈中，依然处于被动的局面，在知识产权问题、技术标准问题和国际规则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决策能力基本处于初级的学习阶段，基本处于哪里着火扑向哪些救火的尴尬之中。而且对于屡屡遭遇“欺负”的国内企业，政府基本上难以及时提供舆论、规则和法律上的有力支持。基本上是别人出牌，我们招架，而且手忙脚乱，还不知道自己手中的牌有什么。柔弱的政府决策能力难以跟上国际竞争和博弈的需要，将使中国产业和企业发展面临长期痛楚。
      但是，这种尴尬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令人振奋的一面。2003年11月2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无线局域网强制性国家标准WAPI实施的公告。公告像一块巨石，投入正平静地汇入主流的WLAN之中，以《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为标志，激起巨浪。一时间，各方利益相关国家和团体，各方利益策动或者自发的媒体舆论，发出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威为壮观。
      WAPI仅仅是我们的一个开端，尽管这个开端产生的影响事料未及，尽管我们还如此心虚和胆怯，我们的媒体还如此“幼稚”和困惑，我们还不管对未来的进展有着相当的把握。尽管我们可能会在压力面前退却，在前进过程中因为经验不足而犯下错误。但是，一切已经开始！开始了就不可能回头。这也是我们理解这一年中，为什么我们要推动EVD技术，要发展自己的“中国芯”，为什么微软会兵败上海教育系统，为什么中国政府采购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软件100％国产化，理直气壮对微软说“不”。
在商业利益的洪流中，国家“人才、标准、专利”战略和信息安全战略这两大战略初露端倪。未来5－10年之中，政府决策能力的柔弱和决策自主意识的崛起两大矛盾将继续演绎无数的故事，伴随着中国IT业真正具备全球化竞争能力的漫漫旅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IT一致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若希望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发展起来，希望自己的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中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才能实现。
中关村在一次次教训面前，需要尽快调整，争取跟上全国的发展步伐。

附录：高科技园区中的政府行为方式比较研究
      事实表明，无论在何种高科技园区中，地方政府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行为主体。但政府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关键取决于政府组织行为方式的科学性。因此，分析各国地方政府推动高科技园区发展的行为方式，对于提高我国高科技园区组织效率的提高意义重大

硅谷
      硅谷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也是规划痕迹最少的高科技园区。但是，即便如此，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硅谷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据加州柏罗亚图市（Palo Alto）市长在第二届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论坛上的介绍，政府在硅谷发展中的主要功能有：
      首先，政府国防部的订单对硅谷新技术的扩散影响重大。55年至63年期间，硅谷半导体产业营业额的35％到40％是来自于政府机构采购的。当对民用市场最终成功开放之后，这个比例才逐渐下降。因此可以说，政府对新技术的需求虽然对硅谷以后的发展影响不大，但对硅谷的产生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子。
      第二，政府对斯坦福大学研究项目的直接赞助。斯坦福大学虽然是私立的，但是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的公共投资。据统计，2000年，学校16亿美元的年收入中有40%来源于受政府委托的研究项目。斯坦福大学的研究项目又对硅谷产生巨大的影响。1995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当年硅谷高科技公司所创造的850亿美元产值中，有62%的份额是与斯坦福大学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创建的公司创造的。 
      第三，为硅谷的不断扩展规划用地。50年代的斯坦福研究园内现有150家公司，160栋楼，原先规划的土地几乎被用光。斯坦福大学每次扩建时，周围的社区、环保主义者和其它特殊利益组织就会提出诸如空间、交通、濒临灭绝物种等问题。地方政府在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不断改善硅谷的交通状况。在硅谷，私营公司介入交通建设的程度很低。推广和资助多种交通形式、减少交通阻塞和交往隔阂，是政府机构的关键性职能。 
      第五，缓解硅谷住房紧张的局面。美国政府一般除了进行低收入人群的多用户住房建设外，并不充当住房开发商的角色。但是由于就业人数的不断增长，硅谷已成为美国住房价格最贵的地区。地方政府也逐渐仿照新加坡等国的做法，开始直接介入住房建设中来。
另外，政府在环境保护、能源提供等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研究三角园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园（Research Triangle Park）于1959年开始建设，规划面积约7000英亩。该园区位于在地域上高度集中的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之间。经过41年的建设，园区已经开发了80%的规划面积，是美国最大也是最成功的高科技园区之一。由于园区是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群议员倡导下建立的，因此也被认为是"规划好的高技术区"。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在研究三角园的发展中地位至关重要。
     

      首先，规划园区的用地与产业结构。
      50年代以前，北卡罗来纳州的支柱产业是卷烟业、纺织业和家具业，但是在50年代初，这三个行业都面临激烈竞争和急剧衰退的前景。要振兴地区经济，该州认为必须大力吸引企业进入北卡州。      1956年，研究三角园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首先确保了研究三角园的用地，协助健全三角内的基础设施，接着确定了构成三角的三所大学所擅长的领域，并在相应的领域寻找外部可能加强研究开发力量的企业进入。60年代前半期，他们把化学、纤维作为发展重点。60年代中期后，电子业成了高新技术的代表。80年代，州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把微电子和生物工程视为最有前途的技术领域。在产、官、学的共同努力下，70年代中期后，研究三角园开始真正起飞了。至2000年底，该园区有140多家企业、研究机构、中介组织服务设施，45,000名员工。其中，40%的员工在10人以下的公司中就业，50%左右的员工在大型跨国公司中工作。该州在经济发展、地区社会建设、教育培训、专家培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经济结构逐渐高级化，高收入人口比例增加，大学的研究设施得以充实，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人员外流的现象开始出现逆转。 
      其次，地方政府对园区附近的大学，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孵化器、非盈利机构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因为新兴技术的产业化能够带来较低的失业率，因此地方议员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支持十分热心。园区最初的建设投资来自于州政府。地方政府对任何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政策都是一样的，而且，地方政府对园区附近的大学，园区内的基础设施、孵化器、非盈利机构等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由表3-2可知，州政府除了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研发经费提供者外，对非州立的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也进行了大量的资助。
表3-2 1998-1999年度研究三角园三所大学研发经费构成表

 
      第三，政府依靠大量的专业机构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政府一般不对项目进行直接投资，而是委托资信等级高的专业机构进行运作。在研究三角园，有大量的非盈利组织活跃于其间。这些非盈利机构大多拥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成为盈利组织、科技团体与政府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大学为促进技术转移，也设立了一定量的种子投资基金，但这些基金还是通过委托专业机构来完成的。

新竹科学工业园
      台湾当局在新竹科学园的发展历程中所承担的主要职能有：（1）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新竹原来是一个未开发地区，是政府从当地居民中征集土地、修建道路、开发房产，最终营造出发展高科技所必需的物质环境。据统计，如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二十年来地方政府共投入244.16亿台币。（2）大力支持产业技术研究院、"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交通大学" 等"国立研究机构"。政府通过资金、灵活政策等措施竭力扶持这些研究机构，使之成为园区最重要的技术创新源、新企业衍生的母体。（3）注重建设园区内外的联系网络。一方面鼓励国立研究机构与企业建立密切的联系，如对产业技术研究院所属的微电子研究与服务组织有意只提供一半的资金，鼓励其与企业进行技术交易来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对海外留学生提供非常优惠的待遇，一大批留学生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回来创业，这些创业者因为有许多都曾在硅谷工作过5-10年，他们与硅谷在学术上、业务上、产业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来的发展充分证明园区能快速吸纳世界上最发达的高新技术源地的创新成果。（4）为区内所有企业提供高效率的行政服务。当园区发展到一定规模，私人资本大量介入，政府对园区支持的重点开始转向公平、自由创业环境的维护。

剑桥科学园区 
      英国政府对科学园区施加影响主要是通过制定有利的政策和采取鼓励性措施。如政府机构（国防部）就曾是某些知识产品的买主，从而有力促进了这方面的研究与开发。 剑桥大学实现独特的鼓励创新和人才流动的措施与政策。
剑桥大学规定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归有关人员。剑桥大学采取短期合同制，允许教职员工把业余时间用在校外工作上，鼓励教师创办自己的公司，或教师在校外兼职、与公司合作进行卓有成效的开发设计工作，这有利于促进人才的流动和产学之间的联合与交流。

加拿大高技术园区 
      为了扶植小企业，提高其存活率，加拿大的各市政府为它们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建立创新中心（ Innovation Center）和孵化器（ Incubator）是普遍采用的方法。在加拿大,研究园和孵化器两个概念往往通用，更多的是使用孵化器这个概念。孵化器有三类：有墙孵化器、服务孵化器和无墙孵化器。如萨斯喀彻温经济开发公司就是一个研究园，称为有墙孵化器，有保证公司能租到房屋。服务孵化器提供秘书服务、计算机等办公设备。无墙孵化器仅提供孵化器功能，扶持小企业的环境，并不存在孵化器建筑。

日本高技术园区 
      到8 0年代末被指定高技术城已达26个之多。对获批准的地区，政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予以照顾：（1）金融优惠，将开发地区列为"地区技术振兴特利制度"对象，使其享受日本开发银行、北海道东北开发公库的低利贷款；（2）税收照顾，对高技术企业在开发地区内新设的部分工业设备（包括科研用厂房及附属设备）允许特别折旧，减免部分税收；（3）政策放宽，在工业用地、住宅、道路建设上适当放松"农地法"的某些规定。

      说明（以上内容摘自上海市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软科学项目《高科技园区比较研究》，对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