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兴东 钟祥铭

【摘     要】互联网不仅定义了当今人们的生存空间与发展境遇，甚至影响了整个时代的特征。但迄今为止，围绕互联网历史的学术研究却依然乏善可陈。基于想象和浪漫化的历史叙事主导着人们对互联网起源的认知，如美国军方为了防止核打击的军事起源说，以及由反主流文化影响和主导的叙事。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缔造的商业神话迄今还在发酵，使得从50年代开启的互联网萌芽和60年代互联网诞生，以及70年代奠定基础架构和应用培育的漫长的互联网真实“出身”，并没有得到客观的认知。为此，本文致力于追溯历史，超越军事、文化和商业等互联网历史的三种流行叙事，挖掘科学共同体在互联网早期历史中的全方位作用，认为科学共同体才是真正的互联网之母。它不仅奠定了互联网的基础技术和基本架构，还奠定了在今天依然处于主导的网络治理机制和互联网价值观，互联网精神的内核实际上就是追求“让人类更美好”的科学精神。客观还原互联网历史才能真正认识互联网独特的开放性，真正理解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历史的正本清源，对互联网历史的重新认知，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互联网，重新思考互联网今天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至关重要。这不仅仅关乎互联网的未来，也直接关乎数字文明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

“浪潮”“时代”或者“革命”等词汇总是作为修饰互联网的后缀出现在各处，互联网无疑已经成为塑造当今社会的最大变革力量，互联网的重要性如何高估都不为过。但是，由于互联网自诞生以来才刚刚走过半个世纪，其历史还没有真正进入史学家的视野，也鲜有相关严谨专业的学术著作,因此，现在关于互联网历史的叙事，依然由以技术和产业视角切入的商业史占绝对主导。这种商业书写主导下的商业叙事所构建的互联网历史，一方面缺乏学理支撑，另一方面可能在“可读性”驱使下越来越偏离史实。真正以系统性和完整性史实为基础的互联网历史框架始终处于缺席状态。这种缺失已经开始影响到人们对互联网本质的认知。

客观现实是，互联网还没有真正纳入当今历史研究的学术领域。但是为了更好理解当今互联网的挑战，找到面向未来的正确路径与合理对策，符合学术规范的权威、严谨的互联网历史体系的构建已经势在必行。作为当代的历史，也作为当代的神话，互联网本身并不缺乏各种历史事件。但是对于这些事件的阐释和理解需要一种史学的态度和方法。诚如莫里斯·曼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在《历史知识的剖析》（The Anatom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中发现：“历史事件本身蕴含了一定的结构，事件之间存在某种约束关系，这种结构虽不是历史学家的创造，却能为历史学家所理解。”

纵观整个互联网发展进程，今天互联网这座大厦已金碧辉煌、巍峨雄伟，但是人们在尽情欣赏大厦时，却往往忘记了支撑起这一切的非凡的地基——全球科学共同体（如图1）。科学共同体是真正的互联网之母，不仅仅创造了互联网，而且决定着互联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这是互联网的时代，也是“健忘”的时代。互联网诞生50余年的历史，起码应该放置在20世纪伊始自然科学的新纪元之上，是全球科学共同体，也只有科学共同体，创造了互联网，缔造了互联网奇迹，并奠定互联网精神的文化特性，即与科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开放、自由、共享、创新、平等等价值观。

除了互联网巨头和新贵的财富故事外，互联网历史流行叙事越来越凸显一些关键元素：反主流文化、嬉皮士、摇滚乐、迷幻药、冷战、核爆炸、卫星时刻、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全球概览》、The WELL社区、《连线》杂志、麻省理工学院（MIT）黑客文化等。这些元素组成了一部戏剧性很强、色彩缤纷、张力十足、非常吸引普通大众的精彩故事。同时，却也正在丢失互联网历史中最重要的真相，逐渐远离历史本源的客观真实。

互联网浪潮已经彻底改变生活，深入社会。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偏离事实的流行叙事，商业与政治的傲慢，以及社会与时代的“健忘症”。自2007年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项目启动以来，项目组在遍访50多个国家近500位互联网先驱人物之余，愈发觉得有使命、有必要正本清源。科学共同体不但塑造了互联网的技术属性、科学精神，还塑造了互联网的文化属性，也即精神层面的文化价值观。换言之，科学共同体不仅塑造了互联网的外在，也塑造了互联网的灵魂，决定了互联网独特的本质。还原历史真相，澄清正确的叙事，不仅仅关乎我们的过去，还影响我们当下的认知和政策取向，直接决定互联网和整个人类的未来。

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在《叙事经济学》给出了真实世界、叙事逻辑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人类行为的是叙事逻辑，而不是真实世界。往往是叙事的水平与技巧，而不是客观事实，最终确立了社会的认知，决定了事情的成败。甚至对于一些历史性的成功，比如“比特币”，还有炙手可热的“网红”等，叙事决定了它们的传播力，也决定了它们最终能否大放光彩。希勒著作的核心是如何创造一个能够如病毒般传播的叙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符合利益导向是合理的，但是从历史视角出发，客观真实还是至高无上的。

叙事逻辑已经成为当今成功学的核心法宝。虽然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影响我们社会最大的力量，但是围绕互联网历史的叙事正面临叙事逻辑与历史真实的冲突和博弈，而且趋势越来越不乐观。

我们无法以单一维度去理解历史。正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就像一堆“素材”，对素材的理解和连缀使得历史成为一种叙事话语。对叙事话语进行结构性的深层分析，就可以产生多个维度（审美的、认知的和伦理的）的历史解释。但是如乔治·伊格尔斯（Georg Iggers）对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方法论提出的质疑：“历史学有其自身的批评标准，有其共同遵循的学术准则。”我们需要通过实证等学术方法，尽可能回归历史的真实，探究历史的内在本质。

一

互联网之父追思会：互联网不问出处，饮水不再思源

2018年12月16日，在即将迎来互联网诞生50周年的时刻，互联网之父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却永远告别了我们。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项目已经对拉里·罗伯茨进行了4次访谈，共计12个小时，这些记录成为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全面且完整的视频材料。2019年1月20日，OHI受邀参加了在硅谷计算机历史博物馆为拉里召开的追思会，也特地应拉里之子的要求，为追思会剪辑了五分钟的视频，该视频还于2019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上由OHI主办的工作坊中作为开场致敬。这场追思会是目前纪念这位互联网之父的唯一一场活动。

世界公认的四位互联网之父中，拉里·罗伯茨是互联网从0到1的开创者。虽然阿帕网（ARPA）项目的立项工作是由鲍勃·泰勒（Bob Tayor）完成的，但是阿帕网项目的整个项目规划、架构、项目招标、技术选择和监督等，都是由拉里·罗伯茨完成的。虽然阿帕网的建设凝聚了很多人的智慧和心血，但是拉里·罗伯茨是整个项目的决策者和最终拍板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拉里·罗伯茨是阿帕网真正的总设计师，也是互联网真正从构想到实现的总建筑师。

追思会租用了博物馆最大的会议室，可以容纳200人左右，但是最终仅有五六十人出席，均为双方的亲朋好友。除另外两位互联网之父鲍勃·卡恩（Bob Kahn）和伦纳德·克兰罗克（Leonard Kleinrock）之外，互联网之父文顿·瑟夫（Vint Cerf）因天气原因最终没有赶到。在场的人还有史蒂夫·克罗克（Steve Crocker）、戴夫·克罗克（Dave Crocker）、伊凡·苏泽兰（Ivan Sutherland）及著名IT科技记者凯蒂·哈芙纳（Katie Hafner）等。互联网诞生已近50年，这也意味着当年30岁的人，如今已80多岁。他们当年投身互联网、创造互联网的时候正当壮年。但是如今他们正逐渐老去，一些人开始陆续离开这个世界，而将互联网更辉煌的未来留给了我们。

尽管出席的人员不多，只占据了会议室的小部分，但追思会上大家分享了与拉里交往中的各种趣事，欢声笑语不断。没有政府官员参加，政府显然没有人会想起他们；没有媒体，报道他们显然不再具备新闻效益；也没有互联网企业家，他们现在俨然已经是互联网的化身，是时代的神话，神话当然不宜致敬互联网真正的开创者。如今全球50亿人正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红利，但是仍然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当年互联网的创造者们。他们当初创造的核心驱动力是希望通过科技创新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初衷已经实现，但是他们的初心也被很多人忘却。互联网不问出处，饮水不再思源，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二

互联网历史的流行叙事成为全球“共识”

“共识”虽一目了然，却也尤其晦涩难懂。促成互联网诞生和发展、奠定互联网文化特性和价值观的究竟是美国的反主流文化先锋们，还是科学共同体本身，这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如今却越来越突出，值得我们好好“较真”一场。因为它涉及问题重大，影响和后果严重。

斯坦福大学教授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的《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中文书名翻译为《数字乌托邦》）最具有影响力。他的叙事始于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其中呈现了美国对控制论（尤其是军事领域）的普遍关注，展示了对自我调节系统的潜在兴趣是如何直接导致嬉皮士圣经《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出现，并最终产生一种数字文化——将计算能力分配给（许多）人，并具有某种神秘的意义，作为一个信息“全球大脑”。“这一代人如上瘾般吞噬着计算机”（This generation absolutely swallowed computers whole, just like dope），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1985年《全球概览》的一篇社论中说道。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在《睡鼠说什么：60年代的反文化如何塑造个人电脑产业》（What the Dormouse Said: How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Shaped the Personal Computer Industry，2005）一书中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追溯。马科夫的论述主要集中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围绕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和斯图尔特·布兰德展开，同时还聚焦于硅谷、迷幻药，如布兰德和恩格尔巴特对迷幻药的实验。总体而言，马科夫与特纳的叙事基调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也有分歧。如特纳所言：“对约翰来说，反主流文化和迷幻药本质上是一回事。在我看来，情况并非如此。我最引以为豪的是，这本书展示了布兰德所说的反主流文化的一个特殊派别是如何直接从冷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这不完全是一种反主流文化。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错误，我希望这本书能澄清这一点。另外，我认为约翰会认为服用迷幻药的经历塑造了个人电脑的设计。这显然是错误的。”此外，沃恩·布莱克（Vaughan Black）发现，读者还可能会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即任何像嬉皮士那样天真、享乐、自我放纵的群体都可能产生任何历史影响，尤其是以反智主义、路德主义和服用迷幻药为特征的群体可能会影响高科技的发展。

正如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说：“反主流文化是理想时代的产物。”的确，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影响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整个世界，如何高估都不过分。因此，无论是特纳还是之前的曼纽尔·卡斯特等人，在对互联网历史的叙事中都突出了反主流文化的作用，如今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

在特纳之前，史蒂文·列维（Steven Levy）的《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和迈克尔·斯韦因（Michael Swaine）的《硅谷之火：个人电脑的制造》（Fire in the Valley: The Making of The Personal Computer）等也奠定了个人电脑、互联网乃至硅谷故事的基本叙事框架。“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帕洛·阿尔托，是美国最具奇幻色彩的文化大熔炉，这里有琼·贝茨与感恩而死乐队，痴迷于电脑的学院怪人，也有国防大企业的阴谋”，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萨科（Theodore Roszak）在《从顿悟到硅谷：旧金山与美国反主流文化》（From Satori to Silicon Valley：San Francisco and the American Counterculture）中这样写道。1985年，斯图尔特·布兰德共同创建了早期在线社区The WELL。1995年，他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切都要归功于嬉皮》（We Owe It All to the Hippies），把个人电脑的兴起归功于反主流文化。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和安迪·卡梅伦（Andy Cameron）在《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The Californian Ideology，1996）和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征服酷》（The Conquest of Cool，1997）中提出，可以将计算机文化理解为60年代反主流文化态度与一种复兴的“政治自由意志主义”（Political Libertarianism）之间一种非常矛盾、但在政治上非常强大的融合。

弗雷德·特纳和约翰·马科夫对上述叙事做了进一步的延续和深入挖掘。特纳专注于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而马科夫则在当年故事的挖掘上更加深入。在口述历史访谈时，马科夫透露他正在写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个人传记，显然，他的挖掘工作还会更加精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阐述反主流文化作用时，一般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着眼政治意识形态的新左派（New Left）——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激进政治成分，自上而下的政治诉求，主要关心社会问题，如反战、种族歧视、民主自由等。他们掀起了自由言论运动和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等，社会影响力最大，占据媒体的核心位置；另一派别则是自下而上的一小部分人，特纳称为“公社主义者”（Communalism），更具有文学色彩的称呼为“嬉皮士”（Hippies)，他们逃离政治体系，主要以“新颖”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相对抗。嬉皮士们反抗旧传统的一种形式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新型家庭生活方式，由此出现了一些著名的群居村：纽约东村、旧金山的哈希伯里、洛杉矶的日落地带。特纳将斯图尔特·布兰德及其《全球概览》作为嬉皮士代表。这个群体拥抱了特定的科技视野，奠定了后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网络乌托邦的人才基础。

迄今最富有原创性思想的网络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将网络文化归纳为四层结构性特性：技术精英文化、黑客文化、虚拟通信文化以及企业家文化。他总结说：“网络文化是由人类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统治信仰组成的，由崛起于自由、公开的技术创新性黑客社会执行，深植于以重塑社会为目标的虚拟网络之中，并由金钱驱使的企业家在新经济的运行之中使之物质化。”始终置身于大学中的卡斯特虽然将技术精英文化放在了第一位，但是依然是四种文化之一，对科学共同体作用的评价显然还不够力度。但是作为网络社会研究最富盛名的学者，卡斯特对关键问题十分清楚：“互联网文化根植于一种学术传统，既追求科学的共同目标，学术优秀者会赢得声誉，同行评议不可少，所有研究发现必须公开，以及给每一个发现者以相应荣誉。从历史上讲，互联网是由学术圈及其相关研究单位创造的，既包括级别极高的教授，也包括起步阶段的研究生，就是从他们这里，这些价值观、习惯和知识传播到黑客文化之中来。”

三

互联网50年之后，进一步放飞的想象力

2011年，时任美国佛蒙特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托马斯·斯特里特（Thomas Streeter）出版著作《网络效应：浪漫主义、资本主义与互联网》（The Net Effect: Romanticism, Capitalism, and the Internet），将这一流行叙事全面带入了批判传播学领域，为这个一直有点“苦瓜脸”的领域带去了一分有点别致的玫瑰色彩。这是一部关于美国计算机通信的浪漫史，关注社会与政治想象之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密切互动的过程，“讲述了由共同分享的知识经验、阴差阳错的志趣相投以及潜移默化的造神运动等共同塑造的互联网”。

斯特里特通过《网络效应》绘制出了一幅互联网的社会建构发展史图景。作为一门新兴技术，互联网脱胎自20世纪的战争实践活动，一出世便被打上了军事-工业烙印；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浪漫主义部分重塑了计算机/互联网文化的品格；到了20世纪80年代，受到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浪漫化的互联网文化重新被资本收编，业界聚焦于互联网知识产权问题的讨论，实则是文化信念与资本力量在塑造互联网文化过程中的相互博弈。实际上，斯特里特只是以另一种学术视角，进一步对特纳、卡斯特和马科夫等人的叙事进行了重述和强化。

“共识”使得反主流文化中的一小股特别派别、一小部分特别人物塑造了互联网历史。而且他们成了文化催化剂，将不同群体的人汇聚起来，产生了特殊的化学反应，奠定了整个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的基调。《Mondo 2000》杂志的联合创始人和主编R·U·席瑞斯（R. U. Sirius）提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正在制作一本名为“High Frontiers”的迷幻反主流文化杂志，当他们受到硅谷精英的友好对待时，他们感到震惊——只是震惊而已。突然间，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聚会上，一些早期主要的软件和硬件设计师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量子物理学家、嬉皮士和左翼激进分子、艺术家、自由主义者，以及各种各样的聪明人混在一起。

弗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学者凯文·德里斯科尔（Kevin Driscoll）在刊登于《连线》（Wired）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发现，相似的互联网故事现在已经不再令人满意。它不能解释商业社交媒体的出现，不能解决平台化的问题，也不能帮助我们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而要对上述流行叙事的“共识”提出质疑和挑战是非常大胆且冒险的，其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一方面，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泰德·尼尔森（Ted Nelson）、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都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发展史的关键人物，在产业和社会层面也是传奇般的符号性人物，他们对科技相关的商业、文化、技术和科学等都有着非常杰出的贡献，都通过自己独到的原创性思想影响了科技的进程；另一方面，提出上述观点的学者都是各领域的资深学者。弗雷德·特纳所在的斯坦福大学硅谷中心，本身就是技术革命的象征，做研究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近水楼台，第一手材料信手拈来。约翰·马科夫作为《纽约时报》驻硅谷的记者，堪称全球最优秀的科技记者之一，置身硅谷、报道硅谷几十年，他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毋容置疑。而曼纽尔·卡斯特是当今传播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他自1979年从欧洲来到旧金山，担任伯克利大学的教授，近距离全程经历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浪潮。无论是他们的经历和阅历，还是专业和学识抑或是思想和见地都是出类拔萃的。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四

浪漫化流行叙事难以回避的拷问及回应

在给出答案之前，我们先对他们的共识进行进一步的挑战。他们的观点和结论当然不是虚构和想象的，而是基于真实经历和历史本身。那么问题的产生可能在于角度，在于相关的主次关系和逻辑关系。具体而言，这些核心问题在于：

1.究竟是反主流文化成就了个人电脑革命和互联网革命，还是反主流文化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舞台？也就是，究竟谁是因谁是果？

2.究竟是不是反主流文化将校园文化、黑客文化、电脑爱好者文化、大学的学术精英、后来的企业家精神以及ARPA等军事部门的决策者等完全异质的不同领域、不同价值观、不同文化的人们“汇聚”在一起？

3.反主流文化对技术革命的影响究竟是一时的还是一世的？反主流文化活跃期并不长久，那么短暂的影响能够决定未来技术革命走向的整个路径和轨迹？

4.互联网的确是在美国诞生，但是，无论是计算机还是互联网，至少欧洲的科学家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包括几项互联网最基本技术：比如英国率先实现的包交换技术，TCP/IP协议借鉴了法国互联网之父普赞的开创性工作，互联网爆发最关键的万维网（WWW）也是英国人在欧洲日内瓦完成的。那么，美国反主流文化如何影响了欧洲的互联网工作？

5.互联网在世界各地呈现的文化特性和价值观事实上都是一致的。那么美国之外的这种文化特性，其“基因”依然是来自美国反主流文化吗？

为互联网历史正本清源，显然不是轻松的事情。但是一些基本的历史脉络和叙事误区是显而易见的：互联网历史与个人电脑历史事实上是两条不同的路径。互联网发端于美国东部的华盛顿和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是互联网技术的策源地。而个人电脑的确是典型的美国西部硅谷的产物，但个人电脑并不是以技术创新取胜，而是以计算机技术的大众化、主流化和商品化作为特色，并的确带有显著的反主流文化的烙印。因此，认识互联网历史首要的认知就是：不能将互联网历史与个人电脑历史的叙事混为一体。尽管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商业化浪潮，硅谷显然是绝对的中心，但是真正奠定互联网独特性的技术架构、治理机制和文化特性，早已存在于商业化之前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所以，今天互联网历史叙事走入误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互联网历史与个人电脑历史混合在一起，而且没有将硅谷崛起的历史与互联网在美国东部孕育和发展的历史区分清楚。同时，也没有将个人电脑历史、互联网商业化阶段的历史与互联网科研阶段的历史，在时间、区域和文化特性上真正理性、客观、清晰地区分出来。

虽然我们置身中国，是互联网的后来者，也是互联网早期历史的“局外人”，但是，我们通过互联网口述历史的大规模访谈、全球各大区域的广泛走访以及20多年潜心的学术研究，依然准备挑战这些“共识”。我们的回应显然有别于上述流行叙事。

第一个问题，因果不能倒置，事实上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技术革命给了反主流文化以新的舞台，找到了他们精神和价值观的寄托之处。而不是相反。

第二个问题，科学精神，也只有科学精神，才能将如此多具有风马牛不相及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的群体汇集起来，共同为技术革命的发展扮演不同的角色，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只有科学精神，具有如此强大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得到整个社会上至总统、下至黑客与电脑爱好者等各个阶层的认同。

第三个问题很关键，反主流文化真的如同为技术革命植入文化基因一般，从此就影响和决定了长远的未来吗？这当然不现实，也不真实。这个问题明显冲击了反主流的“神话”。而只有科学精神，具有这种时代的穿透力和持久性。

第四个和第五个问题显然更加尖锐。美国反主流文化和几个符号性人物，都主要局限在硅谷，但是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其实更多是在硅谷之外，尤其是美国的波士顿。互联网缔造者基本都与波士顿的MIT有着密切联系。实际上，无论是硅谷还是波士顿，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世界各地，只有科学精神真正一脉相承，是同一个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共享同一的文化和价值观。

也就是说，认为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期掀起的区域性、阶段性和个人化的反主流文化思潮真正影响和决定整部互联网的历史，无疑是非常牵强的，显然是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浪漫化、文学化、神话化的叙事，表面上看是历史研究者们的“创造”，但是本质上是一种美国中心论、美国独特论以及美国例外论的体现。对于互联网这一真正体现全人类科学共同体集体智慧的结晶，真正去中心、无中心且世界各国都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的“网中之网”的互联网来说，这种叙事既不公平，也不正确。

诚然，迄今为止，这些流行的主流叙事都缺乏真正技术层面的具体证据，也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主要还是这些学者——“文科生”们研究著作中的产物。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思想上的推断，一种想象力的成果。

五

谁是互联网缔造者：科学共同体是真正的互联网之母

在互联网历史研究中，商业、政治、军事和文化显然占据了强势地位，塑造甚至主导了后来的历史叙事和研究框架。而真正基于学理、严谨的互联网历史研究，始终没有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尽管互联网是很多学科的热点。互联网历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历史专业、计算机专业、传播学专业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都处于边缘地位或一种“历史缺失”。除了以商业和大众媒体的记者书写的互联网商业史，以及少数科普作家的著述，学术领域对于互联网历史的研究缺乏持续坚持的有影响力的学者，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互联网历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互联网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塑造人类社会秩序的最能动的力量。人们更关注今天的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早期默默无闻的漫长岁月。但是，正是基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在科学共同体主导下缓慢、平静、稳健的发展，互联网才具备了今天改变世界的变革力量。因此，要真正研究互联网历史，必须首先走出今天互联网的光环，真正回归奠定互联网技术架构、核心技术、基础应用、治理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才能还原互联网的真实身世，揭开互联网独特的历史“基因”。

互联网与科学共同体的关系，必须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科研体制的奠定和演进。源头至少应该从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推出《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开始。这一里程碑文件奠定了美国战后的科技政策框架，它标志着现代科学政策的开端。这一文件的核心是促成了军事、工业与高校科学共同体的一体化高度协同的创新合作机制，极大地激活了科学共同体的创造力，并促成了美国政府对基础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大力投入，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50）等机构的成立。美国对研究发展（R&D）的支持大幅上升，在1957—1966年间投资达到美国历史上的高峰。布什第一次把“基础研究”这个词带给政策界和公众，突出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报告建议，建立一种能保证稳定长期计划、保障维护探索自由的独立的支持机构——国家研究基金会（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初的名字），专门支持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级科学教育。布什把大学作为战后科学政策的中心：“首要的，正是在这些机构（大学）中，科学家可以工作在一个相对免于不利的惯例、偏见和商业需要的压力的环境中。它们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个人思想自由⋯⋯”为纪念尼瓦尔·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出版七十五周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20年2月26日举办了一次研讨会，聚集了商界、学术界和政府高层领导人，探讨是否需要重新配置推动美国创新的现代研究架构，以应对新的挑战。

1957年，因为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引起美国对“科技落后”的恐惧，成立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1958），促成了今天的互联网、GPS等重大技术突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政府在科研方面的投入曾高达GDP的2%，达到美国整体科研投入的2/3。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研究的关键时刻，来自ARPA的科研经费就占据科学界经费的70%左右。尤其重要的是，布什的报告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科学共同体需要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政治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压力，保证科学知识的进展。这使得阿帕网项目虽然前期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国防部的ARPA和80年代的美国科学基金会，但是科学共同体确保了科研工作的独立性和探索的自由。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先驱都坦诚自己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围绕军事目的而展开。但是这也不妨碍互联网技术会被用于军事目的。

互联网是典型的集体项目，参与的力量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特征（如图2）。多利益相关方的概念大概是最契合的。参与第一个十年的早期互联网建设群体就涉及政府决策者和相关部门、军事领域的决策者和相关部门、高校的研究生还有BBN科技公司等企业的研究人员。但是核心的主体还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就是科学共同体。

今天互联网的独特性首先来源于构成互联网的技术的特殊性。互联网不是单一技术，不是某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诸多技术的集合体，也是几十年迭代更新的集成物。核心技术包括互联网基础性技术、数字网络技术、包交换技术、TCP/IP协议、WWW技术等。这决定了互联网不是个人的产物，也不是一个公司的产物，甚至不是一个国家的产物。它是学术共同体集体开放的、持续的、群体智慧“众包”“众筹”的独特产物。今天的互联网只有全球学术共同体才能完成，超越了私有产权、所有权保护的边界，超越了国家权力和政治的国界，超越了知识产权的利益和权利的壁垒，真正实现了将人类联结在一起的、不可思议的“乌托邦”式的超级梦想。到2022年，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三分之二，全球超过50亿人已经通过互联网联结在一起，且有更多的人以各种间接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互联网的非同凡响来源于互联网独特的机制与本质，失去了对这一本质的把握，就难以真正理解互联网的影响力。否则，互联网仅只是多了一个广播网、电视网、电话网罢了。而不可能真正策动改变人类社会，更无法定义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时代。

只有数百年慢慢自组织形成和不断演进的全球科学共同体，千万级源源不断汇聚人类最优秀的人才和大脑，不断添砖加瓦、日积月累的人类知识体系，才能完成互联网这一杰作。互联网是人类知识和能力的必然产物，也是偶然的产物。

科学共同体是当之无愧的互联网之母，也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互联网之母。深入人类诸多科技，都离不开科学共同体，但是互联网却是真正长期在商业和政治力量缺席的形势下诞生并进化，完成了从早期一个单纯的科研项目，到一个20世纪80年代就真正联结全球核心高校体系的强大的网络基础设施。所以，科学共同体在互联网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间接和辅助的，而是全局性和全方位的。

六

网络治理考察：科学共同体奠定主要组织和基本规则

科学共同体对于互联网的贡献除了直接孵化和助推了技术与应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架构了一系列立足于科学共同体的治理机制，直接塑造了互联网的价值观和文化取向。

RFC就是典型的科学共同体规范产物。RFC（Request For Comments）意即“请求评论”，包含了关于Internet的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字资料。RFC享有“网络知识圣经”之美誉。RFC文件格式最初作为ARPA网计划的基础起源于1969年。如今，它已经成为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互联网架构委员会（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 ，IAB）还有其他一些主要的公共网络研究社区的正式出版物发布途径。正是RFC机制使得互联网核心技术与标准始终有别于所有企业和政府支持的技术与标准，尤其是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被知识产权和所有权以及商业机密等法律和规范所限制。这使得互联网的开放性始终保持从底层开始、从创意源头开始。

这种开放性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全球性的合作机制，基于同行评议、专业领域开放交流和技术知识的共享与流动。因此，在互联网刚刚诞生初期的1972年，ICCC大会就认为高级联网技术需要进一步共同合作，在10月成立了国际网络工作组（INWG），文顿·瑟夫被指定担任第一届主席。到了1974年，INWG成为IFIP的6.1工作组。工作组确保了科学共同体的全球合作机制，尤其是当时网络技术研究方面并不亚于美国的欧洲同行的很多研究成果，能够第一时间汇聚到美国的阿帕网应用之上。尽管，欧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始终都坚持开发主导的网络协议。但是，是科学共同体的全球性特征，而不是美国相对封闭的科研力量，使得最终欧洲和亚洲都没有成功地发展出可以与美国阿帕网分庭抗礼的网络。因为，欧洲和亚洲国家真正竞争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美国的网络，而是一个全球科学共同体共同力量汇聚而成的网络。阿帕网将全球网络最先进技术和应用的及时吸纳正是基于科学共同体的机制和价值观，也就是人类更基础的科学精神。

随后，在互联网商业化前夕，指导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基础技术、基础资源和基本规则的几大治理机制，如今也依然保持着、坚守着鲜明的科学共同体。无论是最早的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1992年成立的国际互联网协会（Internet Societ, ISOC），以及1998年创建的ICANN，都以互联网先驱们为代表呈现了鲜明的科学共同体特色。2002年开启的联合国两阶段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以及随时开启的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初步完成了全球网络治理的体制化。今天网络治理的基础依然没有被撼动。

科学共同体不仅仅从技术层面创造了互联网的基础，也在前25年实质上主导了互联网的运行和应用，并且在半个多世纪中创造互联网治理的核心组织，制定了治理的基本架构和基本规则，也奠定了互联网文化基因中的价值观和时代精神。

正如一个母亲除了分娩，还肩负着抚育的责任，互联网能够穿越利益、商业和政治的丛林，在早期没有被各种名利和权力所分割、所瓦解，很大程度上在于互联网发展的治理过程坚守了人类共建、共有、共享的价值观，秉承了造福人类、让人类更美好的科学精神。科学共同体无疑承担了互联网治理的核心工作，这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和低估的部分。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守护，使得互联网足够强大，其文化基因和治理机制足够坚固，能够经得起20世纪90年代商业化浪潮爆发的冲击，也能够在21世纪随着地缘政治的崛起经受得住各种风吹雨打。科学共同体在网络治理的历史贡献，值得我们重新深入挖掘和系统性重估。

七

互联网起源：技术的必然和政治的偶然

技术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堕落的实践，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将人类带入更高意识水平或更发达文明的手段。我们对全球近500位互联网先驱访谈的最大的体会或心得很难提炼出哪一条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非要排出优先顺序，最深刻的体会是互联网是科学共同体集体智慧的产物。其次，就是互联网的诞生是技术的必然，是政治的偶然。

在与哈佛大学比尔·盖茨讲座教授孔祥重探讨互联网历史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即“做互联网口述历史，不能过于神化个别人的贡献。人类技术的发展是线性的，到了一定阶段，技术就会发生。不是这个人，也会是另外一个人。就像到了60年代，各方面的知识和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网络就会产生。”

几乎每一位互联网先驱都对互联网的诞生表达了技术与时代的必然性。就是最不“谦虚”的被访者，互联网之父拉里·罗伯茨（Larry Roberts）也同意没有他们互联网也一定会诞生，但是，他觉得至少要延缓五年。同时，我们在对社会公认的“互联网之父”访谈时，他们对于“互联网之父”的称谓都会表示一定程度的谦让和不安，表示互联网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果，自己只是做了其中一小部分工作。其中最受媒体喜欢的互联网之父之一文顿·瑟夫（Vint Cerf）曾谦逊地对记者说：“你应该清楚这个头衔很不公平。互联网至少有两个父亲，更确切地讲，它有数千个父亲。我只是在最初10年做了些早期工作。”

关于技术和政治的特性，欧洲互联网之父彼得·克斯特恩（Peter Kirstern）也有类似的观点：“互联网的诞生既是技术推动的结果，也是政治努力的结果。”罗伯特·翁格（Robert Aunger）在《人类技术有什么特别之处？》（What's special about human technology?）一文中发现，人类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使得人类技术得以累积。他强调人类的一个特征是：他们生产日益复杂和多样的人工制品，没有其他物种掌握以这种方式累积成的技术。而对这种累积效应的最佳解释，就是人类科学共同体扮演的独特角色和作用。

“整个机构（ARPA）都带上了很强烈的主管领导的作风和精神面貌。不用多久，‘阿帕风格’（ARPA style）——自由发挥，高度灵活，充满风险的性格——声名远播，传为佳话。华盛顿的其他机构工作人员都对此管理运作方式欣羡不已。也正靠着这种风格，ARPA吸引了一批孜孜不倦于研究开发的专家精英，他们来自国内最棒的大学和实验室。他们来到ARPA工作，目的是建设最优秀的科技群体”。

物理学家兼企业家萨菲·巴克尔（Safi Bahcall）对创新的思考形成了一本名为《Loonshots》的书，同时也创造了“Loonshots”这个新词。副标题更准确阐述了其核心思想：“如何培养赢得战争、治愈疾病和改造行业的疯狂的想法”。他用了三个来自复杂系统研究中的概念来分析商业创新：相变（phase transition）、动态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以及临界质量（critical mass）。通过这些概念，他试图解释那些一开始被忽视的，起初看上去有点精神错乱而最终却改变了世界的想法。

“Loonshot”这个词汇显然来自于“Moonshot”。“Moonshot”（射月）是指阿波罗登月这样疯狂而宏大的计划——投入很大，却成功概率很低，不大可能实现的项目。巴克尔的这个词汇触发了另外一种和他不同的诠释。英文词汇loon是指潜鸟，一种北美食鱼大鸟。所以，我们为Loonshot赋予了另外一种含义“射杀潜鸟”，对应于Moonshot（射向月球）。疯狂的自上而下的射月工程（Moonshot）和自下而上的射鸟计划（Loonshot），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路径。射月工程（Moonshot）需要国家大手笔投资，代表疯狂的野心勃勃的宏大计划，往往也是声势浩大，从一开始就是万众瞩目，媒体聚光灯的最佳对象。而射鸟计划（Loonshot）则需要悄无声息，无人关注（否则大张旗鼓、震天动地，鸟早飞了），耐心等候，慢慢推进。

1969年是历史中精彩的一年，既是反主流文化高潮的一年，也是科技创新重要的一年，其中有两个重大的影响世界的科技事件。一个是全球数亿人通过电视直播观看的阿波罗登月事件；而另一个就是在1969年报刊杂志电视都完全了无踪影、无人关注的互联网前身——阿帕网项目。正如“互联网之父”之一的伦纳德·克兰罗克（Leonard Kleinrock）所回忆的：“1969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人类在月球上漫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举办，纽约大都会队赢得了世界职业棒球赛，查尔斯·曼森开始了洛杉矶的连环谋杀，而且互联网诞生了。嗯，前四件事大家都知道，但没有人知道互联网。”阿波罗和阿帕网，两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创新范式，阿波罗模式和阿帕网模式，两者的对比无疑有着特别的意义。

八

为什么科学精神才是互联网的塑造者

“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是由科学观念相同的科学家所组成的集合体——科学活动的主体。1942年由英国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在《科学的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science）一文中首次使用。1942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提出了构成现代科学精神特质的科学规范。他认为科学是一项为公众福利而创造、传播和运用确证知识的社会性事业，客观公正性和公众利益优先原则是科学活动的内在规定性，它不仅体现了科学的精神实质，也昭示了科学与伦理的内在一致性。

默顿提出的构成“科学精神”的四大规范也称之为默顿规范（Mertonian norms）：1.普遍主义（Universalism）；2.“公有性”（Communism）；3.非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4.有组织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在提出科学规范结构15年之后，默顿又在《科学发现的优先权》（Prioriti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一文中将“创新性”和“谦逊”增添到科学规范结构中。科学共同的这些价值观内化为每一所大学、每一位科学家的基本规范，超越了国家和民族，超越了政治和商业。几百年来，经历多次战争、政治冲击和商业的侵蚀，也依然坚不可摧。

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在其出版的历史上第一本介绍黑客的著作——《黑客：计算机革命的英雄》（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中总结出六条“黑客伦理”（hacker ethic），这也成为后来所有黑客文化论述的基础：1.使用计算机以及所有有助于了解这个世界本质的事物都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任何事情都应该亲手尝试。2.信息应该全部免费。3.不信任权威，提倡去中心化。4.判断一名黑客的水平应该看他的技术能力，而不是看他的学历、年龄或地位等其他标准。5.你可以用计算机创造美和艺术。6.计算机使生活更美好。有人进一步将其简化为分享、开放、民主、计算机的自由使用、进步。而将这些内容比照默顿总结的科学精神的“五大规范”就能明白，率先被神话化的黑客伦理或黑客文化其实根本没有超出科学精神范畴。包括自由软件和开源运动的核心价值观，也都在科学精神的价值观之内。还有我们最耳濡目染的互联网精神，也就是自由、平等、开放、共享、创新等价值观，哪一样也没有逃脱科学精神。

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精神，既创造了互联网诞生和发展的所有技术和标准，也缔造了互联网内在精神层面的文化和价值观（如图3）。也就是说，既打造了互联网物理层面的“身体”，也赋予了互联网精神层面的“灵魂”。

所以，为什么是科学精神而不是反主流文化塑造了互联网？我们依然需要超越历史叙事，选择相信历史基本的内在逻辑。1.基础性。科学精神是整个人类近代以来进步的核心驱动力，润物细无声；2.直接性。技术革命本身就是科学问题，科学直接驱动了技术的发生和发展；3.包容性。科学精神是得到社会各界的最大认同的价值观之一，几乎成为人类精神内在的基因；4.稳定性。反主流文化会热闹一时，但是也像婴儿的脸，说变就变，甚至昙花一现。但是，技术革命可不能如此善变。技术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演进，持续性是关键；5.价值观。全球科学共同体具有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尽管学科五花八门，人才千姿百态，但是科学共同体的价值观非常清晰，开放、共享、平等、自由、创新、求真等等，科学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基石。

历史真实往往是反叙事的。科学共同体是人类社会一种“几十年冷板凳”的工种。虽然也不乏爱因斯坦这样天才般的传奇人物，但是，科学共同体更是一种集体，是千千万万专家学者构成的“蚂蚁雄兵”，历史大潮中处于底层的潜流。然而这种缺乏个人英雄主义，缺乏神话和戏剧性故事，为包括学术论述在内的叙事工作，构成很大的挑战。

九

互联网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典范：《术士们熬夜的地方》

迄今为止，书写互联网历史最下功夫、最真实的书籍非《术士们熬夜的地方》（Where Wizards Stay up Late：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et）莫属。这本书诞生在互联网商业化早期，遍访了核心的互联网先驱，作者是《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凯蒂·哈芙纳（Katie Hafner）和马修·利昂（Matthew Lyon）。这是一本关于前沿技术发展、命运、人性、政府和社会的书。凯蒂·哈夫纳迄今依然是书写互联网历史最权威的记者之一。她忠实地还原了互联网的创造过程，因此整本书正式而不轻松，甚至不有趣，明显缺乏畅销书的特质。但实际上这才是本书真正最宝贵之处。

迄今为止，挖掘和描述互联网开创故事的论文和著作，无论就第一手资料的掌握，还是对当事人的访谈与论证，还没有超过《术士们熬夜的地方》。两位作者虽然是记者，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比起现在学术研究的学者们在认真程度与严谨性上更胜一筹。两位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伊始开始报道刚刚浮出水面的互联网时候，发现了这个迷人的选题。写书的想法一开始来自互联网的重要缔造者——BBN的工程师们，并于1993年开始着手写作。BBN公司为他们提供持续资助，并开放文献资料权限，同时他们也查阅了当年互联网早期历史最重要的几个资料渠道：MIT档案馆和长期从事计算机口述历史的明尼苏达大学的查尔斯·巴比奇学院等。最重要的也是最宝贵的资料来源是对几乎所有早期关键的互联网先驱人物的访谈，且作者还请当事人阅读全部或者部分书稿，根据反馈进一步校对和修正。1993年，开天辟地般的Mosaic浏览器才刚刚发布，互联网热潮标志性的事件——网景通信公司传奇般的IPO故事还没有发生。而3年之后，即本书出版的1996年，互联网热潮已经席卷美国，搅动全球。

《我们为什么要写本书》的作者自述中，他们如此描述：“书出来后，我们也几次面对这个问题：历史为何重要？我们认为，历史对于社会，正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如果有天你醒来后发现得了健忘症，那么你这一天就不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网络现在对我们太多的人来说是那么重要，了解它如何开始，而且理解那种从一开始就提醒着它的敏感性，会有助于我们将这种技术带入未来。”研究和书写历史是一件“重体力活”，需要老老实实做很多细致的整理与挖掘工作。工作性质很像矿工作业，要从无边无际的岩石和砂砾中，寻找闪亮的黄金和宝石，那是一项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劳动，而对最终的收获无法期待和确定。互联网历史研究也是这样一个过程，需要更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除了技术背景的计算机专业，更需要传播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科领域，对互联网的发生和发展展开更深入更系统的探究。

十

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所感受和呈现的科学精神

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访谈数百位互联网先驱，虽然工作不同、经历不同、贡献不一，但是给我们最深刻的感受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典型的科学工作者，很多人直到80多岁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为互联网的发展继续努力。他们参与互联网开创性工作的时候，并没有改变世界的宏大愿景，也没有想象过互联网会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他们不是为了名和利，他们背后的驱动力就是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有一种内在的共同期望，即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技术的突破和创新，通过技术改善人们的生存处境，让世界更美好。

互联网先驱中大多数人的叙述都平白朴实，当然也有回忆年轻时代的激情和梦想、激动和感慨，历史关键时刻历历在目。但是，与大多数科学工作者一样，漫长的人生更多是埋头苦干，平淡得几乎枯燥、乏味、无趣。其中有些人成为“互联网之父”而享受了更多的荣誉和掌声。但是，科学工作者的本色注定了他们主要是远离聚光灯，甚至有的互联网之父，直到离世，都很清贫和孤寂。但是，正是他们身上那种朴素和纯粹，给我们一种冲击和震撼，让我们对互联网和互联网历史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也是促使我们写作此文的主要动力。他们仿佛赋予了我们一种使命，无需更多的文学色彩，无需浪漫主义，更无需更多的神话。他们身上呈现的这种共同的科学精神，让我们得以真正理解互联网，也真正理解互联网历史，让我们明白人生真正的价值所在。

历经数百年，尤其是20世纪自然科学开启新纪元以来，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类社会，以至于熟悉得让人经常忘记了科学精神的存在，熟悉得让研究者也经常视而不见。无论是个人电脑革命还是互联网革命，贯穿于各个领域、各方人士内在的科学精神，才是缔造这场技术奇迹的根本性基础。无论是技术发展本身，还是技术背后的文化和价值观，科学精神都是中流砥柱。而且是唯一决定性的价值观，超越了不同的阶层和领域，超越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超越漫长的岁月。

反主流文化对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历史的影响，在商业化层面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对技术本身的影响。因为，奠定个人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核心群体，要么是科学家，要么是工程师。他们大多数身处大学校园，少数人置身在BBN、施乐PARC、ARPA的IPTO等科研相关机构。反主流文化与这般修炼科学技术的“术士们”，显然是两个群体。即便有相互影响，也难以做到真正的有效沟通。但是反主流文化对于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商业化进程的影响，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商业与文化层面，尤其是与消费文化方面直接相关，其中以乔布斯最具代表性。反主流文化在架接颠覆性技术与广大市场需求之间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但是，互联网早期历史与反主流文化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关系。

十一

流行叙事祛魅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对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的祛魅，还原互联网诞生的真实历程，恰如其分地评估各方的贡献，确立全球科学共同体的正确地位，不仅仅是给历史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不仅仅是对组成科学共同体的全球无数专家学者穷其一生的工作的肯定，也是对绝大多数做过添砖加瓦但是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的尊重，且对我们的现实和未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确立科学共同体的主导性贡献的地位，才能清晰地看到过去、现在和将来互联网与其他技术进步的真正动力，激励各国政策制定者对科学和科技投入加大力度，树立全社会尊重科学，维护科学共同体的全民意识。尤其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随着近些年来互联网商业价值和地缘政治价值的提升，商业和政府开始成为主导性力量，而原来缔造互联网、推动互联网、成就互联网的科学共同体，在世界各国都在被逐渐边缘化。学界-商业-政府这三种互联网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需要保持三者之间的力量均衡以制定互联网相关合理的公共政策。如今三股力量之间越来越失衡的趋势，成为很多产业、商业、社会和国际问题的根源。

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让科学共同体继续在互联网领域扮演重要的主角，才能确保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才能实现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迭代，才能确保互联网基础标准和技术的全球互联互通，才能确保互联网应用、产品和平台的自由、开放和共享等精神不失，才能确保互联网的基本规则和价值观始终坚守“让世界更美好”的初衷，才能联合起来共同挑战破坏互联网全球秩序和稳定性的各种力量。

互联网的进程是人类科技和人类社会发展宏大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以下一些关键的节点：20世纪之初开启科学新纪元；20世纪30年代开启计算纪元；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数字技术的奠基时刻；20世纪50年代开启的冷战成为数字技术的黎明时分；20世纪60年代，商业化力量驱动计算领域新的开疆拓土；20世纪70年代，大型机、小型机争奇斗艳，风起云涌；20世纪80年代，PC爆发，进入新的峥嵘岁月；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商业进程开启，进入激情燃烧的岁月；21世纪00年代，Web 2.0时代，网民力量成为新的主力；21世纪10年代，随着移动互联网到来，新的黄金时代来临；21世纪20年代，智能技术大规模使用，开启更加美好也更加不确定的未来。数字技术进程驱动人类社会变革的节奏依然没有放慢，而是进入一个更加复杂联动的阶段，技术失控的科林格里奇困境不再是杞人忧天。

世界上最大的基础网络，不是Facebook，不是谷歌，不是微信，而是TCP/IP网络，所有的网络都是TCP/IP网络。每一台机器、每一个人都是运行在TCP/IP网络之上。无需任何专利费，也无需任何专利授权，完全开放、共享。但是，难道他们的贡献和价值不如比尔·盖茨和贝佐斯吗？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平台，不是Facebook，不是谷歌，而是万维网（WWW）。全球超过45亿网民都是万维网忠实的用户。但是，万维网没有任何专利，不收一分钱，完全共有，属于公共领域。万维网的发明人的价值无法用他的公司市场价值来体现，无法用他的收入和个人财富来体现。但是，难道他的贡献和价值不如扎克伯格吗？

科学共同体是全球千千万万专家学者，也包括研究生等群体组成。他们中的少数人获得了国际和国家荣誉，有了“互联网之父”等称号，得到了一定的媒体和社会的关注。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终身默默无闻，不见于报章媒体，不见于舞台和聚光灯下，科学研究是他们的终生事业。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一个庞大的前赴后继、生生不息的群体，才能汇成知识的海洋，才能形成知识的集体智慧，才可能使得少数人有基础脱颖而出，成为符号，成为代表。

每一个国家都应尊重、珍惜和善待善用科学家。任何一个互联网企业家的成功，都是建立在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劳动结晶之上的。任何一个互联网用户，享受网络世界的同时都应该明白，基于科学共同体的成果才有今天的一切。

因为科学成就和技术发展，才有了人类更大的自由空间，才有了各种文化最大的自由度和可能性。问题和挑战是漠视科学、违背科学造成的，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才能解决。科学是人类与其他动物最重要、也最具根本性的区别。互联网的成功是一个例证。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精神，始终是人类对未来得以保持乐观的中流砥柱。

我们不否认互联网发展历程中各种文化的影响与熏陶，不排斥过程中无数神话般的创造和传奇性的故事，但是，站在互联网50多年的历史节点，我们依然需要坚守科学精神，秉承理性、务实的原则，从互联网历史中总结出更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提取更多人类新文明的故事和典范，启迪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前赴后继，进一步提升人类的文明程度，继续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

十二

互联网初心：科学精神守护互联网，也守护人类未来

当然，史学的方法也不是万能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学是一个追求真实而又无法达到完全真实的过程。怀特把历史话语看作是本质上与文学一样的语言制品，认为以叙事为主导模式的历史话语具有多层面的结构和意义。怀特拆解了文学、历史与哲学之间的藩篱，他认为史学家与小说家的区别在于，史学家“发现”故事，而小说家“创造”故事。明确这一因果关系，并不主要是为了理清历史，也不是简单的学术一家之言，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不仅是互联网的现在和未来，而且是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因为只有正确的因果，才能让我们明白开创历史的正确方式，也才能明白纠正错误的正确方向。

在互联网历史研究领域，《互联网史》（Internet Histories）期刊发出了一个极为积极的信号，表明人们对全球互联网历史及其起源更加关注。通过将来自不同学科的人聚集在一起，可能有助于避免这个非常年轻的领域面临的一些风险。如马克·韦伯（Marc Weber）所言，只有故事中被选定的部分才会被人们记住和强调，如数十个关键系统和标准中，只有一个或两个系统和标准被人们所知晓。而关于网络的起源，特别是在商业和流行文化中，穿插着大量的虚构故事。相对于喧嚣的商业和文化，科学始终是几近隐身的时代背景。但是，无论技术革命如何影响应用与产业，如何影响商业和资本市场的潮起潮落，如何影响社会的变革和形态转变，如何塑造文化潮流甚至国际秩序，科学共同体及其背后的科学精神始终作为底层的支撑力量，默默无闻地坚守自己角色的定力，使得个人电脑革命和互联网革命始终稳步推进，不折不挠，势不可挡。一切热闹和喧嚣，一切光荣与梦想，看起来都与沉默的科学精神无关。但事实上科学精神才是一切的根源，才是人类发展与进步的驱动力，才是我们面对各种挑战的守护神，才是我们对未来依然可以乐观的理由。

当前这一进程遭遇各种挑战，中美科技战的升级、互联网反垄断浪潮、俄乌冲突等，危机接踵而至。人类期待的数字文明没有顺顺当当成为现实，新的风险社会却开始全面到来。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探寻互联网的初心，追溯互联网的起源，明晰互联网的本质，始终是指引我们前进的指南针。互联网的大厦还将继续展开发展的翅膀，继续突破最初开创者的设想和所有人的想象。但是，我们在欣赏互联网不断开疆拓土的同时，要始终牢记互联网的一切都源于一个伟大坚实的地基——科学共同体和科学精神，它们还在不断为互联网的继续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能和活力。根基不牢，地动山摇，根基牢固，才能稳如泰山！

【作者简介】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钟祥铭，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秘书长、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