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本和政治驱动下的合作、竞争与博弈

方兴东  钟祥铭  王  奔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2 ；

浙江传媒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

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浙江  嘉兴  314501）

【摘  要】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互联网关系近年来也备受关注。30年来，中美互联网交织着技术、产业、资本和政治等一系列综合因素，成为两国之间极具能动性和变革性的要件，也是全球互联网发展中十分关键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因素，甚至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变量之一。中美互联网经历了从 1990 年代的初始合作，到 2000 年代的合作竞争和 2010 年代的博弈转折，再到 2020 年代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文章从技术、商业、资本、治理等多层次，梳理和总结中美互联网关系的逻辑和进程，发现中美彼此的影响远比通常认为的要深入得多、复杂得多。重新考察中美互联网 30 年，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过去，更可以明晰双方的未来。期待中美互联网回归相对纯粹的技术、商业和资本主导的逻辑，重新回归企业家精神，共同弘扬造福人类的互联网初心。

【关键词】中国互联网 30 年 ；数字地缘政治 ；网络安全 ；科技战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06（2024）08-0005-14

引言中美互联网 30 年 ：一种独特的全球史视角

    对于中美互联网，人们的认知或许是两个“平行的数字生态”。但事实上，中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加深入且复杂。美国互联网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后者早期的追随和模仿。根植于不同的社会现实和禀赋，中国互联网不会和美国互联网相同，美国互联网也不会跟中国互联网类似。但不可否认，全球互联网仍在持续影响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中国互联网今天发展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尽管目前中美互联网存在着某种“脱钩”的风险，但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趋势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内在逻辑，都注定了中美互联网不仅仅是两国各自的发展问题，更事关全球和人类命运。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的中美大国关系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而中美关系中备受关注的就是中美互联网的关系。互联网不再是处理国际事务时的外围力量，而已经成为变革的强大引擎。 30 年来，中美互联网交织着技术、产业、资本和政治等一系列综合因素，成为两国之间极具能动性、变革性的关系，也是全球互联网发展十分关键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因素，甚至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的关键变量之一。

    中国互联网 30 年的成就与功绩，对中国乃至全球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肯定都不为过。一方面，如果将美国互联网史作为互联网历史演进的中心，就会缺乏对世界其他地区互联网史的客观研究。中国互联网 30 年的发展已经深刻改变全球科技格局和全球发展版图，具备独特的全球史视角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没有比较就不知道差距，更不知道差距的根源在哪里。如果在中国互联网 30 年的总结中失去了中美互联网之间的考察与比较，就会失去很多内涵。

    互联网发轫于美国，但中国互联网也处在一个由机构、社会组织和文化身份等构成的独特“传播行动情境”（communication action context）中，其发展由技术增长所引起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力量、国家体制机制，以及区域、城市、乡村和社区等多样化的系统配置形式的塑造和实质化。正如杨国斌所说，随着互联网在中国本土化程度的不断深入，我们有必要谈论“中国互联网”（Chinese Internet）而不是“中国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in China）。今非昔比，当下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其增添了许多中国特色。

    过去 5 年来，随着美国对华科技战的不断升级，关于中美在互联网领域分歧与竞争的讨论受到关注，主要围绕技术标准的竞争、政策与监管的分歧、市场主导权争夺、信息与内容的控制和数据本地化等方面展开。随着技术的指数级增长，技术标准制定的主导权成为竞争关键，关乎对未来数字格局的定义。中美也正成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获取、维持、利用数据与传播的主导力量，并在国际体系规则制定和影响其核心动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观点认为，中美关系的日益紧张迅速带来网络世界的严峻分歧，造成所谓“分裂网”（splinternet）或“网络巴尔干化”（Internet Balkanization）的可能。埃里克·施密特甚至预测未来或会形成由中国主导的互联网和美国主导的非中国互联网。阿努·布拉德福德（Anu Bradford）更警告道，在地缘政治对技术日益增长的影响下，不仅世界正在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势力范围，还可能导致技术创新的永久分裂。伊拉·奥维德（Shira Ovide）则以“分裂与交汇的平行数字世界”来概括中美互联网的关系，认为“两国的数字生活基本相互隔绝，但其网络空间并不完全孤立于彼此。中美两国的数字观念相互交织渗透，并存在种种相互依存，表明了硬性边界与政治分歧并不是互联网的绝对障碍，它仍能将这个破碎的世界拉得更近”。这些观察虽然简单直观，但极大简化了中美互联网关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忽略了全球互联网基础技术的一致性和强大的韧性。

    也有观点认为，如果中美贸易和其他政治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就不太可能促进其网络规则方面的更多合作。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缓解双边在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紧张局势，不仅是一个紧迫问题，也有利于网络空间的稳定。此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外交形式，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的交流、理解与尊重，可以说是对政府外交效果的极大补充与推动。“网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网民”，网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将成为真正决定性的力量。在全球化和信息开放的时代，公众的认知和舆论或最终决定着中美双边关系的走向。

    30 年来，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改变世界，中美无疑是十分关键的两大力量。而这 30 年间，一些历史性的变化已经发生。作为互联网发源地的美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商业化初期占据全球网民三分之二以上，下降到如今的 6% 以下。而中国网民占比从零开始，增长到如今的 20%。当然，两国的互联网力量都大大超越其自身并深入彼此，也影响甚至主导着全球互联网的进程。如何更好地与时俱进，我们需要回顾历史，重估中美互联网的诸多固有认知。

表 1 1990―2020 年代技术阶段、商业模式、风险投资、网民和中美关系特征 

    总体而言，中美互联网比较有着诸多复杂因素，其中又以技术、资本、治理和政治等四个层面最为突出。 为此，我们将主要围绕这四个层面的关键事件和重要节点，参照全球互联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以年代为阶段，展开比较和分析，努力寻找双方演进和关系变化的内在逻辑。

一、1990 年代 ：掀起基本同步的互联网浪潮

    对美国而言，1990 年代是一个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互联网成为中国发展的时代机遇。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开始商业化的初期，中国已做好迎接新机遇的充分准备，可谓天时地利人和。1986 年 7 月，中国向世贸组织（WTO）前身世界关贸总协定组织（GATT）递交复关申请，通信和科技等领域逐步走出计划经济，走向进一步开放。这一努力成为中国引入互联网的基本政策取向，也成为伴随整个中国互联网发展进程的时代背景。虽然中国是互联网的后来者，1994 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时排在全球第 77 位，但得益于中美之间的合作，美国的互联网理念、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可以快速引入到中国，由此掀起了与美国基本同步的互联网浪潮。尤其是美国风险投资理念与机制通过互联网热潮，将新经济机制这一新生事物带入中国，对中国的意义与价值显然超过了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本身。

    中美双方的政策环境和高层政界的互动为互联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克林顿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决定了美国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也极大地影响甚至塑造了全球互联网的发展进程。1992年，阿尔·戈尔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理念。1996 年 2 月 8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被称为“美国新旧通信世界分水岭”的《电信法》，其核心是取消阻碍电信市场竞争的管理法规壁垒，从而促进开发和推广新技术的应用。这一举措，直接引发了全球电信去管制化浪潮。1996 年《电信法》第五章部分设置了《通信规范法》。其中第 230 条，使互联网服务免于对第三方内容承担责任。这也被称为互联网最重要的法律。高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埃里克·戈德曼（Eric Goldman）甚至认为，“第 230 条”造就了现代互联网。虽然中国没有类似的法律，但在“第 230 条”影响下确立的“避风港”原则，也成为庇护中国互联网企业成长的重要理念之一。1997 年，中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这份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文件，展现了中美双方努力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愿景，接续了互联网发展浪潮。

    互联网在打破电信垄断的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1990 年代中国的电信系统走出行政化，走向市场化改革，为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1993 年 12 月 14 日，中国国务院批准由电子部、电力部和铁道部共同组建中国联通。次年 7 月 19 日，中国联通成立，成为中国电信发展史和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1996 年 1 月 13 日，原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办公室改为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任领导小组组长。“信息高速公路”理念在中国得到呼应，并逐步战略化、机制化。1996 年，邮政总局、电信总局双双搬出邮电部机关大院，中国电信作为一个单独核算的企业法人在市场运行，邮电部政企职责进一步分离，奠定下一步深化电信业改革基础。1998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炉，在原邮电部、电子部的基础上组建信息产业部，进一步深化政企分离要求。

    面向社会大众的互联网技术得到显著性的突破，提高了互联网企业落地的可行性。1993 年 3 月，NCSA（美国国家超级电脑应用中心）发布第一个面向普通用户的 Mosaic 预览版浏览器，其最大的特色是具有方便易用的图形界面。次年，Mosaic 研发的核心成员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创立网景（Netscape）公司，并发布 Netscape Navigator 1.0 浏览器，成为引爆互联网大众化的第一个杀手级应用。1995 年 8 月 9 日网景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并获得巨大成功，当天股价从 28 美元涨到了 58.25 美元，公司市值达 21 亿美元。“通用动力公司花了 43 年的时间才成为一家市值 27 亿美元的公司，网景只花了大约一分钟。”当时年仅 24 岁的安德森身价跃至 5800 万美元，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并成为互联网浪潮的第一符号。网景一夜暴富的互联网神话迅速传播到中国，成为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启蒙和激励。无论是瀛海威的张树新、搜狐的张朝阳，还是亚信的田溯宁和丁健等，其留学背景构成了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基本底色。

    美国在这一时期成立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企业。除了早期的美国在线（AOL），还有 1994 年成立的亚马逊（Amazon）、雅虎（Yahoo）、网景公司（Netscape），和 1995 年的易趣（eBay），以及 1998 年的谷歌（Google）等。这些互联网企业在对应的领域中促进了技术创新与交流，推动了信息传播和互联网服务的普及。这些成功案例也成为中国创业者的学习榜样。做“中国的美国在线”“中国的雅虎”“中国的亚马逊”等一度成为吸引投资者和社会大众的叙事话语。1995 年 AOL 进入中国市场，作为互联网服务市场的领跑者，无疑给中国企业带来重要影响。中国第一家互联网企业瀛海威便借鉴了 AOL 的模式。雅虎（1998 年）和 eBay（2002 年）相继进入中国，并带来了新互联网应用模式、商业模式。这一时期的三大门户网站搜狐（1996）、新浪（1998）和网易（1997），便是美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导入。在风险投资（VC）上，1990 年代美国资本已开始支持中国互联网生态的发展。1993 年美国 IT 媒体出版集团 IDG旗下太平洋风险投资基金出资 2000 万美元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中美合资的风险投资企业“太平洋技术风险投资（中国）基金”，后更名为 IDG 资本。搜狐的前身爱特信是中国第一家以 VC 成立的互联网公司。1997 年 10 月，新浪前身四通利方获得来自华登、爱芬豪、罗伯森·斯蒂芬基金三家公司的 650 万美元风险投资，完成国际化改造，并成为国内互联网领域规模引进 VC 的首家企业。与美国雅虎一样，新浪引领了这一阶段的中国互联网发展。

    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而言，20 世纪 90 年代都是互联网历史上值得铭记的特殊阶段。1990 年代末的互联网商业化浪潮不仅成为美国新经济繁荣的重要推动力，还催化了中国互联网热潮的兴起。可以说，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受到了美国产业界、政府、民间社会和资本层面的重要影响。中国互联网商业与新经济制度层面，无疑都搭上了全球互联网发展的“便车”。但中国互联网绝不是对美国互联网简单的照搬和延伸，真正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也并不是美国的先驱、创业者、投资者和决策者，而是中国自己的创业者群体、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专家。但是，美国资本在中国互联网的崛起中的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 2000 年代。通过 VC 将新模式、新理念和新机制引入中国并落地生根，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直到 2020 年美国对华科技战不断激化，外资背景的 VC 才因为美国政府不断施加的政治压力，而开始出现与中国互联网快速“脱钩”的趋势。

二、2000 年代 ：用户需求再造互联网新面貌

    如果说 1990 年代的 Web 1.0 时代，中国互联网基本是全球互联网的追随者，将国外先进理念、技术和模式引入国内，那么，2000 年代初期以博客为先声的 Web 2.0 浪潮，使得网民成为互联网进程主导性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中国互联网的本土化特性迅速上升，中国完成了互联网商业层面的自主，从三大门户网站到 BAT 三巨头的崛起是探索互联网发展脉络的关键线索。

    2000 年代中概股迎来第一波美市上市潮，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搭上资本市场末班车，三大门户网站在这一年陆续上市。但这股上市热浪又迅速被资本寒冬所笼罩。2000 年 3 月 10 日，纳斯达克指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点，但“泡沫”终究迎来破碎的一天。接下来的两年，纳斯达克股指从 5100 下跌到1100，市盈率从 1999 年的 78 倍大幅下滑到 2012 年的 23 倍。多数互联网公司或迅速消失、或备受重创，只留下雅虎、亚马逊、eBay 等少数幸存者，而这直接将新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拖入低谷。中华网、亚信和三大门户网站等为方便海外上市，拿出开创性的 VIE（可变利益实体）架构。这是一种特殊的企业架构，它的核心在于境外上市实体与境内运营实体相分离，便于 VC 的进入和退出，两者通过协议实现控制。VIE 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打开了一条贯通中外资本进出中国互联网市场的通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今天 VIE 也造成诸多制约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问题，但它仍是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功臣，是一种有智慧的制度创新。

    影响中美互联网走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政治生态的变化。2000 年美国大选，小布什以微弱优势险胜副总统戈尔。这一结果对互联网发展最大的影响是民主党一贯开放的互联网政策开始转向更加政治化的视角。2001 年“9·11 事件”决定了美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官方态度，互联网被纳入以反恐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2001 年 10 月 26 日，美国通过了“爱国者法案”，该法案是 2013 年斯诺登事件直接的源头。2003 年美国第一份关于网络安全的独立战略文件《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发布。自此，政治视角、安全至上、美国优先成为美国互联网对外政策的基本主线。

    虽然 2000 年中国网民数量才刚刚突破 1000 万大关，但是中国互联网已开始获得自己新的动能。2000年 1 月和 6 月，国务院分别批复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组建方案。四大电信集团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电信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拆分中国电信的过程中，电信市场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 WTO，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2003 年 4 月中国成为《信息技术协定》（ITA）第 43 个参与方，进一步促进了中美之间的互联网技术和产品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全球信息技术市场的发展。2002 年进入 3G 时代，以中国移动的移动梦网为代表的 SP（Service Provider），成为中国互联网走出寒冬挖到的第一桶金。

    互联网不仅塑造了中国娱乐文化的发展轨迹，也为公民参与、政治讨论和创意实践开辟了话语空间。同时，网民的热情和创造力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2002 年，博客中国网站推出，以博客为龙头，中国 Web 2.0 与美国同步，中国网民的创造力激活了中国互联网。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互联网主要模仿美国，商业模式类别有限，那么 Web 2.0 浪潮的爆发，使得互联网这朵“外来之花”一下子变成本土的“繁花”。盛大传奇崛起，游戏开始成为中国互联网又一重要收入来源。2003 年阿里巴巴推出了淘宝网，开启中国 C2C 电商市场，迎合网民数量增长下的互联网购物需求。2007 年美国苹果公司推出了首款 iPhone，引领了智能手机的革命，改变了网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方式。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中美两国联手合作，化解了全球性风险和危机。也正是这一年，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 2.53 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互联网市场中崭露头角。

    此外，社交媒体更多地被用作国家之间的沟通手段，开创了外交的新时代。而不断变化的社交媒体格局也时刻影响着中美关系。同时，关于网络主权和社交媒体开放性之间的争论成为中美关系的症结之一。  2009 年 6 月发生的“推特（Twitter）革命”暴露出美国政府将其独特的互联网优势作为“颜色革命”的新工具，此举极大地改变了全球互联网的性质，影响了中国网络治理和互联网政策的进程。

    2000 年美国在线（AOL）收购时代华纳，成为互联网颠覆传统行业的标志性事件。而中国互联网不仅受到国内企业的影响，还受到国内机构与全球企业跨国层面互动上的调和。在中国高竞争力行业中，很大一部分的竞争力得益于外商投资。如 2000 年，92.5% 的计算机系统和 96.4% 的移动通信设备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2002 年，外商独资企业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贡献率为 55.4%。2004 年 6 月 16 日，腾讯登陆香港交易所，成为香港上市公司。除了纳斯达克，香港成为中国互联网公司上市的第二选择。2004年 8 月 19 日谷歌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开启美国互联网的新时代 。2005 年 Web 2.0 的商业化高潮，使得立足中国的本土 VC 开始崛起，成为主流力量，并开始与境外为总部的美元基金形成了并驾齐驱、相互协同、相互竞争的新格局。2005 年 8 月 5 日，谷歌上市近一年后，百度也登陆了纳斯达克。上市首日股价飙升 353.85%，市值约为 40 亿美元，中国互联网第一次进入美国主流资本市场和主流社会的视野。三家外资 VC 红杉资本、纪源资本、蓝驰创投都搭建了中国团队、进入中国市场，美国 VC 开始全局性布局中国的创业投资，也使中国互联网成为国际 VC 获益最大的市场。包括软银和雅虎投资阿里巴巴，Naspers集团投资腾讯，都分别获得了千亿美元级的巨额回报，在全球风险投资史上刷新了历史纪录，让风险投 资的大本营——硅谷也望尘莫及。

    全球互联网用户从 2000 年初不到 3 亿发展到 2009 年底的 18 亿，全球普及率超过 25%，突破了作为大众媒体的临界点。更重要的是，互联网超越了美国中心，真正进入全面开花的全球化阶段。技术与市场共同决定了互联网的发展。在这两者之间，最终是用户需求再造了中国互联网的新面貌。这一阶段前期，中国互联网企业都渴望与美国加强合作，但到了后期，中国互联网的市场特性，尤其是本土用户需求越来越远离美国主流市场特性。美国互联网企业仅仅将中国作为美国市场的延伸，其中国市场负责人普遍缺乏足够的决策权，产品、业务和服务与本土主流用户脱节，水土不服日益严重。中美互联网开始渐行渐远。而这一阶段我们对于该趋势的历史影响与后果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双方产业之间的深度合作 的重要性也有待更加及时地体现在国家战略层面。

三、2010 年代 ：技术和商业依然是互联网的重要基石

    中美关系由合作转向竞争与冲突，可以追溯到 2010 年代奥巴马逐渐明晰的“重返亚太”战略。表面上看，互联网发展进程从属于两国强大的政治力量。但深层次上，中美之间的政治转变与两国在互联网和科技领域的进展，特别是双方在这些领域实力对比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

    2010 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引发全球关注。

    2010 年 3 月 23 日，谷歌宣布停止中国大陆市场的搜索服务，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成为中美互联网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当日百度股价大涨 13.71%，谷歌股价下跌 0.6%。谷歌占中国大陆搜索引擎市场已由 2009 年四季度（退出大陆前最后一季度）的 17.5% 滑落到 2013 年的 2%，现在几乎为零。

    网络空间成为美军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2011 年，美国先后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国防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等战略文件，后者首次提出将网络空间视为第五作战域。次年，美国政府便对中国的华为、中兴公司发起调查，指控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与矛盾。2013 年 6 月，美国监控全球的棱镜门事件爆发，掀开了网络空间战的新纪元。2018 年，Facebook 用户数据泄露事件开启了社交媒体平台政府审查新时代，进一步引发了大众对网络隐私和安全的广泛关注，由美国为主制定的互联网治理框架和政策机制受到了动摇和质疑。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和数据流通。

    中国企业在网络空间中正产生全球影响，新的网络赋能信息和通信技术应用渗透并改变经济和社会生活。应用和服务的数字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而互联网又是数字经济的支柱。 2014年阿里巴巴上市，中美互联网实力趋于接近。9 月 19 日，阿里巴巴正式在纽交所上市，开盘价为 92.7 美元，大涨 36.3%，市值达到 2383.32 亿美元，一举超越 Facebook、亚马逊、腾讯和 eBay，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募资规模高达 250 亿美元，创下全球 IPO 融资额最高纪录。2016 年 9 月 5 日，腾讯市值达到 19898 亿港元，超过国有科技公司中国移动，并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在腾讯市值巅峰时的 2021 年 2 月，腾讯股价一度接近 750 港元 / 股，市值超 7.2 万亿港元，而此时中国移动市值仅为 1万亿港元，不足腾讯的七分之一。由此可见，互联网已经迅速成长为整个中国高科技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尽管中国平台不断增长，并在中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美国市场干预的全球政治经济的“结构性权力”依然强大，成为塑造互联网的重要力量。美国金融公司仍然是全球金融流的核心，这也意味着，在决定哪些国家或公司能够进入其市场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中国平台在中国境内的持续增长和国际拓展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它们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能力。

    2015 年，西雅图中美互联网大合影占据了全球媒体的重要版面，汇聚了中美两国几乎所有的重要互联网公司负责人。但同年 12 月 28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Cybersecurity Information Sharing Act），却又一次打破了人们对于互联网合作的期待。该法案旨在促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极大影响了中美互联网公司在网络安全合作和数据分享方面的运营和发展。历史的列车并没有按照互联网发展的逻辑驶向未来。自 2015 年开始，中美双方互联网产业的差距被重新拉大。

    中美科技竞争是 40 年来中美高科技竞合和博弈的必然结果。从 2017 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到 2018 年 3 月美国对华开启贸易战，中美关系迈入战略博弈时期。自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入，“数字丝绸之路”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中国与本土互联网公司在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过程中结成了一个多重关系的复杂联盟，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全球化”。然而，从对科技的封堵到对科技投资的审查，资本国家的力量在“包容性全球化”的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障碍。2018 年中兴通讯被禁止购买美国技术。1 月，隶属于美国政府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为阻止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扩大其在美国支付服务的收购计划，拒绝其收购速汇金国际。8 月 13 日，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加强了对中美之间科技投资的管控，对双方互联网产业的合作与创新造成阻碍。12 月 1 日，孟晚舟事件爆发，成为中美科技领域历史性的转折点。

    2019 年，中美两国科技竞争格局的序幕拉开。从潜在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到“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评估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冷战时期的大国意识形态竞争被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所取代。美国针对中国发动的科技战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力量第一次强力干预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并由此开启了地缘政治主导高科技的全新阶段。5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华为列为“美国国家安全风险”，引发人们对全球供应链断裂的担忧。

    可以说，整个 2010 年代是中美互联网关系的转折阶段。地缘政治开始逐渐超越商业和资本的逻辑，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和政治正确开始试图主导双方的关系。但是，技术和商业依然是互联网最重要的基石。2019 年中国率先开启 5G 时代，原本各有特点、优势互补的中美互联网，完全有潜能展开更深入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互联网的繁荣和发展，然而，美国政治力量则试图以另一种逻辑，改变这一既有的轨道，重新书写互联网的历史。

四、2020 年代 ：数字时代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其著作《世界是平的 ：一部二十一世纪简史》（2005）中分析了 21 世纪初期全球化的过程。其论题是“世界正被抹平”，即这种快速的改变是如何透过科技进步与社会协定的交合，诸如手机、网络、开放源代码等而产生的。这部畅销书在中美两地都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堪称一部全球化的浪漫颂歌。

    但十多年之后的 2019 年，弗里德曼又说“世界是深的”。其主要理由在于中国开始从向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销售 T 恤、网球鞋和玩具，转向销售如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系统、5G 基础设施、量子计算、电动汽车和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而这些高科技产品过去是由欧美销往中国。他认为这种反转，带来了双方信任的挑战。如其所言，中美之间不仅仅是一场贸易战，更是一场“信任之战”。随着科技战和新冠疫情暴发，弗里德曼的观点进一步扭转。而国际关系领域以进攻现实主义著称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更是给出了直白的答案，他于 2020 年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再次针对美中对立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他直白、简洁地阐述了美国遏制中国的两个基本逻辑 ：其一，美国内部视角的容忍逻辑，关键之处在于美国不容忍平起平坐的竞争者 ；其二，外部视角遏制逻辑，有理由相信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里能遏制中国。按照他的说法，只有这两大逻辑同时失效，美国才可能真正改弦更张。但这也意味着美国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需要两大前提 ：一是美国容忍中国成为平起平坐的竞争者 ；二是美国最终相信自己无法遏制中国。两大前提缺一不可，同时满足，中美冲突才可能走向新的常态。然而，鉴于当前中美互联网领域紧张的地缘政治格局，短期内难以看到有效的解决途径。

    2020 年代伊始，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数字技术成为抵御疫情的重要方式，数字空间切换为人类生存的第一空间，直接加速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由于数字技术所产生的力量具有稀缺性、层级性、周期性等特点，中美在数字经济和数字基础设施的竞争在可预见的未来或仍将持续，甚至改变地缘政治格局。为更好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中美作为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获取、维持和利用数据与通信力量的主导力量，应联手设计出符合各自国家利益和全球稳定的网络空间及其使用方式。拜登政府上台后，蓬佩奥的“清洁网络”政策无疾而终。但所谓的“遏制中国”促成了两党间少有的强烈共识。由此，美对华科技战进入更具整体战略性的排兵布阵阶段。

    2020 年 8 月 6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禁止 TikTok 和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在美国运营，这一举措直接影响了两国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和人员交流，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中美在一些前沿科技领域中均具有其他国家无法复制的独特优势，包括先进的科研水平、强大的投资能力、丰富的数据支持、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友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有学者指出，美国的管制不仅会挫伤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设立研发分支机构的积极性，还会阻碍两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2021 年 3 月，美国白宫发布《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将中国列为所谓的“首要竞争对手”，并提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和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网络安全和限制中国技术发展等方面。2022 年 3 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宣布，将禁止中兴通讯、华为、海康威视、大华科技和中国移动等公司向美国销售新的通信设备。

    2022 年底，TikTok 全球下载量达到惊人的 40 亿次，一举成为下载量最高的社交媒体平台，超越谷歌、YouTube、Facebook、Instagram 等海外主流平台，席卷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传统企业相比，数字平台的崛起极大地扩展了平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空间范围和治理潜力，同时也不局限于纯粹私人的商业领域，为国家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新机遇。

    2021 年，伴随着互联网反垄断浪潮，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估值普遍大幅度下滑。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公司的市值从高点总共跌去了近 6 万亿元人民币。而美国互联网企业却呈现另一番景象，继苹果、微软、亚马逊等公司的估值先后跨越 2 万亿美元之后，谷歌也加入 2 万亿美元俱乐部，备受舆论和政治压力的 Facebook 也仍然坚挺。中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距离被急剧拉大，中国互联网企业迎来“最危急的时刻”。部分专家学者片面认为中国相关平台治理政策对我国产业竞争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这其实是对政策的误读。反垄断并不是造成中国互联网产业危机的原因，相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正在于过去多年垄断行为的泛滥导致对创新能力和全球化发展的忽视。决定中美互联网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是全球市场，而并不是两国本土市场。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从应用程序的下架、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禁言到利用互联网资源主导权实施的封堵，大型科技公司在此次冲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俄乌冲突作为第一场全面的数字技术战争，数字基础设施第一次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关键。同时，中国也被推向一个历史性的关键位置。4 月 28 日，美国白宫发起《互联网未来宣言》在线签署仪式，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共 60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签署方，声势浩大。《互联网未来宣言》作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进程的新举措，其以西方价值观为旗帜，以美国盟友为基础，是国际领域针对中国相关政策的进一步升级。这一所谓宣言服务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整体战略，也预示着中美博弈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8 月，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旨在加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提高美国在全球芯片市场的竞争力，并藉此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技术的能力。

    2022 年 11 月 30 日，OpenAI 发布聊天机器人程序 ChatGPT，成为人类科技史上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件，也开启了生成式 AI 的新时代。2023 年 1 月末，ChatGPT 的月活用户突破 1 亿，成为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2024 年 2 月 18 日，OpenAI 发布首个文生视频模型 Sora，再次引爆全球。OpenAI 估值也达到800 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第三的科技初创公司，仅次于字节跳动（2250 亿美元）和埃隆·马斯克领导的太空运输公司 SpaceX（1500 亿美元）。与此同时，智能传播带来的旧有治理范式失效和缺失，使网络治理进入全新的深水区。全球范围内 AI 治理呈点状爆发形态，导致其治理的碎片化。在美国对华科技战的时代背景下，AI 领导地位的竞争意义远不止技术对抗，更是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对抗。拜登政府对 AI 的态度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地缘政治竞争的一面，意在极力阻止中国在 AI 治理中“制定路线规则”。基辛格对地缘政治留下的最后遗产是对 AI 的思考，尤其是对中美 AI 合作的思考。2023 年 5 月，《经济学人》杂志与基辛格进行了长达 8 小时的访谈并出版的长篇对话，成为这位百岁老人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警告”。他提出，中美不要等危机来临才谈 AI，“等到危机来临才开始讨论这些问题就为时已晚了。一旦在军事冲突中使用，AI 技术的响应速度之快，几乎注定它将以比外交手段更快的速度导致后果。”11 月中旬，中美元首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晤。会晤取得 20 多项重要成果，其中包括建立 AI 政府间对话。

    智能时代，中美互联网都迎来发展新机遇、新挑战。这一阶段，地缘政治再次成为影响中美互联网发展的主角。2024 年 2 月 28 日，拜登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发布了一项保护美国人个人敏感数据免遭所谓“受关注国家”利用的行政命令。美国司法部同时发布了执行该行政命令的拟议规则制定的预通知（ANPRM Fact Sheet），概述了实施该命令的规则。美国政府决意切断某些敏感数据向被美国视为所谓“外国敌手”的国家的跨境传输。2 月 29 日，美国白宫宣布，将对中国制造联网汽车开展国家安全风险审查。3 月 5 日，美国两党国会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在 165 天内剥离旗下短视频应用 TikTok 的控制权，否则 TikTok 将从美国的应用软件商店下架，同时还将停止网络托管服务，致其网站无法访问。拜登表示，有关 TikTok 的立法提案如获通过，他将签署成为法律。TikTok 被封禁的风险正急剧上升。

    综观整个 2020 年代，中美之间互联网和高科技的合作充满了曲折，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将危险控制在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内。期待未来中美双方可以回归相对纯粹的技术、商业和资本主导的逻辑，重新回到企业家精神和造福人类的互联网初心。

五、中美互联网的比较 ：同源、互补与博弈

    中美互联网尽管看起来相似之处越来越少，地缘政治博弈之下冲突已经严重影响了合作。但是，中美互联网的关系依然超过人们的想象，双方的关系也依然不可能简单“脱钩”。虽然中国互联网发展受益于诸多外力，但今日的中国互联网已经深深根植于本土，呈现出显著的独特性。面向占据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互联网模式和路径显然更具借鉴意义。因此，比较中美互联网，对理解中国互联网未来发展和全球互联网的走势十分关键。中美的这种差异，将贯穿在全球互联网的整体进程之中。

    纵览中美互联网 30 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包括 ：

    1. 内生性和外来性。美国互联网是内生的，根植于美国的科学共同体和产业基础。而中国互联网有着鲜明的外生性特点。这种“先天不足”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其互联网精神基因的独特性，以及与科学共同体、社会文化和治理机制的逐步融合过程。内生的特性，决定了美国互联网能够源源不断创新发展的基础。同时，除了谷歌、Facebook 等互联网企业收入和市值能够持续不断创新高，PC 时代的苹果和微软以及英伟达等企业也能够和互联网一道持续创新演进，新的崛起，旧的依然宝刀不老，几代高科技企业承前启后，相互助力和协同。相比之下，中国互联网则呈现出新旧交替的特征，新的崛起，往往以旧的衰退为代价。这或许是一个“外生性”市场的固有特点。一方面因为缺乏对下一代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创新储备，另一方面 BAT 等“巨无霸”没有及时完成全球化，使其陆续陷入“中等技术陷阱”。当然，随着产业规模扩大，华为等企业大力度投入研发以“补短板”，中国互联网正在发展中不断弥补以往的不足。

    2. 本土性和全球性。美国互联网从 1990 年代互联网商业化伊始就是面向全球推广、全球拓展。天然的全球性奠定了美国互联网今天的强大优势。而中国互联网直到 TikTok 的崛起，全球化才真正拉开序幕。今天，美国科技第一阵营无一不是以全球市场为基本格局，每一代互联网公司的崛起，都是天然地瞄准全球市场而开放、拓展。因此，美国互联网是以今天全球 50 多亿网民为目标市场，而中国互联网在TikTok 崛起之前，都是以本国 14 亿人口为出发点，也以本国市场为最终立足地。2011 年发布的微信曾经是最有潜力全球化的第一个超级应用，阿里巴巴也是最有潜能全球化的企业之一，但最终都局限在中国市场之内。当然，这种格局随着 TikTok 的海外成功而逐渐破除，也印证了中国互联网仍然具有全球性的特征，但又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中美互联网过去一直是在中国市场竞争，中国企业可以说是完胜。而接下来，中美互联网将在全球市场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超级竞争，这将成为人类全面进入数字时代最大的推动力。

    3. 创新性和套利性。美国互联网根植于二战之后美国科技行业的持续创新，根植于硅谷这一全球科技创新的大熔炉，因此其始终遵循科技创新的竞争规则，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依赖重大的科技创新或者以技术为基础的商业创新。从网景的马克·安德森、雅虎的杨致远、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Facebook 的马克·扎克伯格以及 OpenAI 的山姆·奥特曼，都是典型的创新型企业家。而迄今为止，中国互联网的领军企业，从三大门户到 BAT 以及今天全球化风生水起的 TikTok、Temu 和 SHEIN 等，大都不是以技术创新取胜，而是互联网商业模式创新，具有套利型特性。这也是美国在新一轮 AI 浪潮中再次拉开双方差距的关键因素。与早期个人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技术演进相似，中国依然需要通过技术创新进入成熟期阶段，才有可能后来居上。中国要超越追随者的处境，就必须继续大力度投入未来新兴技术的研发，营造有利于原创性技术创新的政策和社会环境。

    当然，中美互联网表面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而这些不同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美互联网更多本质上的相同之处。

    1. 技术基础的同源性。中美互联网都基于同样的 TCP/IP 协议，都根植于全球一致的互联网元架构，双方都是全球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互联网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中国的，双方都是整体的一部分，都无法主导和改变全球互联网的基本特性。

    2. 技术演进的一致性。尽管中美互联网呈现不同商业模式和特点，但它们有着类似的技术演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动性与协同性。双方每一阶段演进的技术特点基本相同，而且时间落差趋于消失。

    3. 造福人类的互联网初心是一致的。中美互联网竞争与博弈再激烈，最终依然将殊途同归。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深入，它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基础设施。中美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必然要走出地缘政治的主导，回归互联网的本质，回归互联网造福人类的初心。最终，中美互联网将是彼此最好的合作伙伴。

    通过与美国互联网比较，中国互联网能够明晰自己的不足和问题，也更清楚自身的进步和优势。显然，美国需要更全面了解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逻辑和趋势，理性客观接受中国及其科技顺理成章的崛起。而中国也需要重新认识美国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作用。中美双方关系如果日渐趋于“脱轨”，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双方利益，更不利于全球发展与人类进步。中美互联网从过去一脉相承，到今天竞争角逐，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认识论悖论，即美国以“修昔底德陷阱”解读世界历史，又以当代的胜利者和未来的决定者看待历史。互联网 30 年，是中国高科技不断进步和和平崛起的 30 年。也因此，面临压力的中国互联网，唯有迎难而上，在美国不断加码遏制的国际大环境下，赢得一个与美国公平竞争、回归正常合作的全新未来。

六、新的和平愿景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

    关于中美互联网 30 年，迄今还从来没有被专业、系统地梳理和思考过。如果仅从互联网角度思考中美互联网 30 年，那就会失去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层面的丰富性 ；但是，如果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层面思考，则会失却互联网带来的时代变革的独特性和趋势性。互联网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重大进程，但它首先只是一种技术。虽然它将中国与世界真实地联结在一起，但中国文化层面的变革绝不是 30 年就能够发生根本性改变的。

    费正清采用“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自 19 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其刻画为一系列对西方挑战的响应和适应行为。而中国互联网 30 年，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用“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为适应外部刺激和冲击而作出相应反应的被动的消极防御战略，适用于解释互联网 30 年来的大多数事件。但是，这一理解框架已逐渐偏离实际走势。尤其是最近 10 年，中国互联网更多地展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网络治理理念和主张。正如费正清所言 ：“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外国的冲击与影响，总是同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交错进行。中国人依据他们承袭的制度和价值观，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革命造就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体，中外因素在其中彼此交织，达成共识。但是千万别得出结论说 ：他们变得像我们了！”从网络治理和网络安全视角看，中国早期的被动消极防御如今已经全面转向了立足自身战略思维和需求的积极主动防御战略。

    中美的走势与联动，不仅仅是各自发展的需要，更将直接决定互联网的发展进程与未来命运。今天中美两国网民的全球占比超过 25%，两国在互联网发展与创新、互联网治理与稳定安全方面占据主导性地位。双方的恶性竞争，损害的不仅仅是对方，而是整个全球互联网，每一方都难以独善其身。互联网诞生以来，其强大的韧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主导互联网发展的互联网元架构迄今没有被真正动摇，确保了互联网作为全球一体化信息基础设施的基本属性。尽管“脱钩”“去风险”等政治主导的理念一再强势介入互联网的发展，但都没能真正撼动互联网的基础。互联网不再是美国单方向可以主导的领域，越来越属于世界各国多利益相关方共同治理的“公域”。

    ChatGPT 和 Sora 席卷全球的冲击波告诉我们，美国依然是全球技术创新最重要的策源地。即使未来技术领域会形成中美体系之间强烈的竞争，全球高科技生态和市场仍难以改变全球科技高度协同和一体化的发展进程。而美国政府举国家之力不断升级对中国互联网和高科技的遏制，也说明了美国对中国互联网无与伦比的关注和在意。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很难用美好的愿望来平息，但最终可以通过形成全新的竞争和创新格局，形成各有所长、相互制衡的均势的国际格局。我们依然可以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保持乐观，对中美互联网最终走向良性的竞争和合作，始终有坚定的信心。正如基辛格在他百岁之际所说：“中美两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中国的政府治理和外交政策也建立在几千年的基础之上。美国相对更年轻，政策是建立在务实的基础之上。在这一情况下，两国要找到共处的方式，共同避免对抗，对抗可能会导致冲突甚至军事冲突，需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才能建立更美好的世界。”在整个 2020 年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中美科技博弈肯定还将继续升温，面临更大的冲突，难以回避诸多风风雨雨。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信心。解决中美关系问题没有捷径，终将需要通过中国体系的打造并崛起，建构新的竞争和制衡之势，而实现新的和平愿景。

    30 年来，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着自己独特的道路方向和造福人类的更大使命。正如曼纽尔·卡斯特 1996 年在其著名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文版序言所说 ：“我希望通过本书与中文读者进行观点交流，并能在知识交汇过程中，有助于本书的终极目的 ：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正在浮现成为全球系统的新社会，并及时地让各地人民知道这个社会，从而控制他们自己的命运。”30 年来，中美两个大国向网络社会、数字社会转型的宏大进程中，既有着相互交织和共通的部分，也都有着自己独立和独特的进程。面向未来，中国互联网要实现与美国更好合作，必须通过更加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打破旧有的美国垄断的单中心格局，逐渐逆转和平息这场冲突，为全球互联网发展开创一个更加公平竞争、开放发展、优势互补和相互促进的全新格局。“改善人类生存状况，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互联网初心，是中国互联网也是全球互联网最终的根本追求。

（责任编辑 ：颜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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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Years of the Chinese and US Internet ：The Tale of Two Titans in the Digital Age

Fang Xingdong，Zhong Xiangming，Wang Ben

Abstract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plex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world，and the Chinese and U.S. Internet relations have also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Over the past 30 years，the Chinese and U.S. Internet landscapes have evolved a rich interplay of technology，industry，capital，and politics. This dynamic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a key factor in the global Internet's development and represents significant variables in global geopolitics. From their cooperative beginnings in the 1990s to the competitive yet collaborative 2000s，the strategic shifts of the 2010s，and the conflict-ridden 2020s，this analysis explores the evolving Sino-U.S. Internet relationship across various dimensions，including technology，capital，and governance. By examining these interactions，we gain clearer insights into the past and can better delineate the future. As both sides navigate this challenging period of conflict，there is hope for a return to a technology-driven，business-focused logic that reignite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aligns with the Internet's original intention to benefit humanity.

Keywords ：30 years of the Chinese Internet，digital geopolitics，cybersecurity，tech war，China-US re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