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ChatGPT标志着智能传播时代正式到来，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的战略处境和变革方向。智能时代媒体深度融合的本质，是技术引发社会信息传播机制的重大转变，即继大众传播机制和社交传播机制之后，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机制,开始强势崛起为主导性力量，重构社会传播格局。数据开始超越内容和用户，并成为用户和内容的底层驱动力，重构了传播的逻辑，颠覆了旧有传播格局。自下而上理解传播变革的逻辑和趋势，结合自上而下的战略和政策，为媒体深度融合的方向、策略与路径，提供更切实的理论基础和理解框架。ChatGPT为媒体融合的固有误区敲响了警钟，数据驱动下传播权力的转移和下沉，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数据全面崛起的战略契机，立足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公共数据运营商，重构新的传播业务流程和形态，重新实现社会传播权力的再平衡，重树媒体深度融合的根本使命。同时也为数字时代的内容把关、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等赋予全新的职责与使命。

ChatGPT以自己鲜活的创新实践，为媒体融合再度警示了真实的战略处境，明晰了正确的方位和方向。ChatGPT最大的警示就是：又一轮新的技术变革和范式转变已经开始，媒体融合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固守成规。媒体融合如何才能实现自身的“脱贫解困”，如何才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和使命？唯一的胜机在于跟上创新的步伐，踩准节奏，把握趋势，立足潮头。这一基本战略框架从来都是清晰的，ChatGPT只不过再次为我们点灯指路。

一、为何要重新理解媒体深度融合？

媒体融合堪称全球新闻传播领域的斯芬克斯之谜：为什么学术界迄今无法为媒体融合实践提供一整套完整的知识体系？为什么国家战略如此高远清晰，而实务界的状况却存在如此大的落差？为什么精英荟聚、资源丰富的媒体融合，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可以跻身信息传播第一阵营的成功案例？为什么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也没有出现成功案例？

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的“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以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的“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等重要论述中可以发现，国家提出的媒体融合任务目标非常清晰明确，我们应立足于此，强化中国新闻媒体的作用，推进治理现代化，提升国际传播力，打造与硬实力相适应的国家软实力。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媒体融合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政策性、战略处境和战略需要。媒体融合在中国也是一个回应现实挑战的重大问题：（1）在全新的传播格局下，舆论生态亟待提升，新闻媒体作为守护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键，亟须再造和强化；（2）数字时代的国际传播，或者说数字时代的国家软实力亟须重大的范式转变，形成与中国发展和实力相当的能力；（3）中国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数字技术发展紧密相关，而传统媒体将承担并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国家层面对于媒体融合的要求，源自面临的新挑战和自身发展实际的需要。

同时，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鉴于媒体融合来自国家战略的自上而下的部署和推进，加上传统媒体固有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运行机制，如果我们缺失自下而上的技术、市场和社会的演进、趋势和变革，就可能导致战略执行的偏差。国家媒体融合发展战略的落实与实践，需要与数字技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市场的真实需求和新的社会矛盾冲突同步契合。中国媒体融合之路，必须掌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融会贯通，学会“顶天”与“立地”之间相互协同、相互促进。而对媒体深度融合的重新理解则成为重中之重。事实上，中国媒体深度融合模式的成功，将取决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融合，这与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契合，并行不悖。（见表1）

二、ChatGPT背后的范式转变与媒体深度融合内涵重估

以全球50亿网民为基础的社交传播，是当今主导性的信息传播机制，但是，也开始陷入用户饱和、传播力触到天花板、收入停滞的阶段，这是ChatGPT爆发的基本时代背景。如果说，与基于社交图谱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内容分发机制不同，以算法驱动内容分发的TikTok迄今还普遍被人们视为另一种社交媒体，这种“保护色”使得抖音、快手和TikTok等可以长时间“鹊巢鸠占”，麻木了社交媒体创新变革的紧迫性，那么ChatGPT则以AI内容生成惊艳登场，正式确立了智能传播的主流化时刻。

从大众传播到社交传播再到智能传播，这是人类信息传播的几次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因此，今天的媒体融合，唯有立足于智能传播的基本逻辑，制定顺应智能传播的战略举措。

在中国语境下，媒体融合的基本共识是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通过对近年来中国新媒体发展现状的梳理与分析，唐绪军（2021）等人发现，媒体融合发展已经发生方向性转变。一方面，从传媒领域中的“小融合”转向领域间的“大融合”；另一方面，媒体融合不仅关乎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发展，更关乎社会舆论走向和中国的国际传播地位。[1]从媒体融合到媒体深度融合，媒体融合概念在范畴、广度和深度，以及意义方面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向更加清晰，即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改进传播策略、智媒体技术运用、全媒体传播体系构建以及加强新兴媒体管理等。[2]

对媒体深度融合中“深度”的理解，通常存在两种典型视角。第一种视角是站在当下向前展望，即将其与我国新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联系起来，并作为解析媒体深度融合的切入点。聚焦于新时代新变化，黄楚新（2022）等人发现，在智能媒体时代背景下，我国新闻传播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媒体融合如何向更深层次拓展，向更高阶段迈进，必须建立在机制创新基础上。[3]作为对“深度”的理解的进一步提升，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被认为是新时期媒体深度融合的战略指向。媒体深度融合除了驱动媒体行业的创新变革，还需承担起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参与社会治理模式等职责。[4]这也推动了对“深度”的理解指向一种生态视角。媒体融合的重心已经从产品创新、业态转型向战略构建媒体深度融合新生态转变。[5]作为媒体深度融合的主战场，主流媒体体制机制的突破，被认为是“生态构建”的重要发力点。[6]另一种视角则是回归概念本身的溯源与反思。通过从初期的产业融合、技术融合，到媒体形态深层次融合，以及媒体的平台化发展等阶段的回顾，[7]韦路（2021）等人强调，媒体融合贯穿了整个人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因此，要站在整个人类传播活动全过程的高度理解媒体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媒体深度融合的方向与路径。[8]熊澄宇（2021）等人从媒介发展史视角对媒体深度融合进行了解析。从“数模融合”到“三网融合”，在技术、需求、政策、资本的协同驱动下，中国媒体融合进入深度融合的新阶段。他们发现，媒体融合进程开始从并存、互补逐渐转向融合、再造，通过媒体再造推进媒体深度融合。[9]

国家第一次提出媒体融合战略有着这样的技术与时代背景：2010年代几乎全球同步的移动互联网浪潮，呼应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强势崛起，推动奥巴马政府以信息自由流动为理念对外推行“颜色革命”，也推动了内部抗议资本政治联姻的“美国之秋”（占领华尔街运动）。互联网改变了以内容驱动的传统模式，而开始全面转向以用户驱动的新范式。以用户创造内容（UGC）和基于人际关系驱动传播的新特性，对传统舆论场形成颠覆性的影响。而媒体深度融合则对应于2020年代全新的智能物联阶段，以数据为基础的算法驱动的新传播机制逐渐形成，如今日头条的新闻客户端、短视频领域的抖音和快手，以及疫情期间大显身手的健康码，都是典型的数据驱动，而不再是用户或者内容驱动的旧有模式。ChatGPT的崛起，抵达颠覆性变革的临界点，也就是范式转变的临界点。香港“修例风波”中复杂的国内外舆论博弈、新冠疫情下的信疫问题和社会治理挑战、俄乌冲突中人工智能在信息传播中的广泛使用，都昭示着智能时代带来的全新机遇与挑战。所以，我们不妨将两个时期的国家媒体融合战略，分别对应媒体融合1.0阶段和媒体融合2.0阶段。（见表2）

在互联网时代，技术对信息传播带来的最大变革是从自上而下、编辑把关、单向度传播的Web 1.0阶段，到自下而上、用户驱动、双向传播的Web 2.0阶段，意味着社会信息传播第一次结构性变革的范式转变，对应着“媒体融合1.0”。而已经到来的智能传播时代，我们进入了深度融合“媒体融合2.0”，呈现媒体融合所经历的重大升级，对应着同样深刻的范式转变，并对基础概念、基本理念、业务模式和战略思维层面所需的结构性转变提出要求。一定程度上，这也需要具备颠覆性的思维转变和断裂式的跃变。

三、媒体深度融合新视角：社会深度数字化引发的媒体功能转变

比较Facebook和ChatGPT之间的差异，就能够明白媒体深度融合不是媒体融合的简单升级，不是一种量变，而是要实现一种根本性的质变。这种质变既要符合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需求，更要满足自下而上技术演进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传播作为社会权力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契合的理解角度。

社会制度决定了媒体的性质，而媒体性质又决定着媒体应承担的政治责任与社会功能。在数字时代，中国传统媒体的社会功能需要与时俱进。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稳定性结构，在新媒体的冲击下开始摇摆：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对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社会基础和传统优势形成冲击；泛娱乐化的表达对舆论的严肃性形成挑战；假新闻的肆虐对真实性带来威胁，以及“信息茧房”等问题对舆论引导造成制约。[10]同时，这也要求通过“多重角色”的塑造强化新型主流媒体，包括重塑具有互联网思维和宏观视野的主流媒体“守门人”，突出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意识的“议程设置”。[11]Donald L. Shaw（1992）等人的一项研究表明，大众媒体的一个主要功能是通过提供议题议程，在更大的社会体系内增强群体意识。[12]而社会化传播的兴起使网络媒体在设置议程形成公共议题的社会功能上，延展至通过舆论动员促进公共对话、通过传播知识以平民化的风格发挥社会教育功能。[13]知识传播方式凸显泛在化特征，传播内容朝向碎片化、微型化，传播主体身份模糊等。更重要的是，媒体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都发挥了支持保障作用，成为勾连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纽带。媒体在赋能国家治理的同时，数据和技术也在同样赋能媒体。在智能传播时代全面到来之际，每一项社会功能都需要全面“升级”。更重要的是，媒体社会功能的升级，直接对应于数字时代社会秩序的重构，尤其是权力的重构。而数据背后的权力，已经超越传统媒体单纯新闻信息的权力问题，而开始上升为多层次的全局性的权力机制。最典型的就是欧盟《数字市场法》“守门人”理念的升级，本质上也是对应了媒体功能的历史性转变。[14]

随着我国媒体融合进入深水区，主流媒体在实现社会价值共享的能力基础上，不仅被赋予了向上探索技术发展的能力，还承担着向下扎根基层和实践最前线的“顶天立地”的角色，及其相应的社会功能与责任[15]。可见，媒体融合不仅仅是为了传统媒体的转型与生存，它更是数字时代背景下国家层面谋划和推动的深层次变革的动能。以媒体深度融合作为重要抓手，不仅要提升内容生产和技术应用能力，还要提升数字社会的服务能力，以及国家治理能力。可见，从媒体融合到媒体深度融合的这一次范式转变，不仅与数字时代媒体所面临的挑战和整个社会信息传播格局变化紧密相关，还涉及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因互联网变革而导致的权力再平衡问题。

四、媒体深度融合的新使命：数据背后的社会权力再平衡

基于人工智能通用大模型的ChatGPT，主导了内容生产，掌控了信息流，预示着传播权力的颠覆性变革。媒体深度融合的紧迫性，其根本原因在于传播权力的转移与下沉。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在传播技术和市场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相对应地，媒体融合也带来了传播权力的“去中心化”。[16]在传统媒体时代，内容是传播权力的重心。但是，社交媒体的崛起改变了传播的权力格局。用户不仅成为内容主导性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还是传播权力的新汇聚点。以生产内容为己任的传统媒体，开始不得不借助互联网平台来传播自己的内容，改变自身在传播格局中的权力地位。而随着智能传播的崛起，传播权力开始从用户进一步下沉到数据和算法。传统媒体之于传播渠道的固有优势，以及对海量用户的掌控能力，正在被不断削弱。借助数据和用户的垄断性优势，互联网超级平台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新主导者。而资本驱动，使得单纯以谋求商业利益为己任的互联网超级平台，不可能真正将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置于传播的关键地位。近年来开展的反垄断和平台治理，仅仅能够解决平台权力滥用的问题，却无法实现社会传播权力的再平衡。ChatGPT现象级的成功，有可能引发科技企业对传播权力的更加集中与垄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重新实现社会传播权力的再平衡，就是媒体深度融合的根本使命。

传播权力的转移，与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进程是紧密相关的。20世纪90年代的Web 1.0阶段，主要实现了内容的数字化，形成了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全球传播新格局。而2000年代开启的Web 2.0和21世纪10年代的移动互联网阶段，主要完成了社会大众的个人数字化。而21世纪20年代开启的智能传播阶段，是深度的社会数字化进程。（见表3）

全民的个人数字化和社会的数字化，使得在新的传播格局中，传播权力进一步下沉到数据层面。数据即权力，成为传播即权力的升级版。数据开始直接主导和决定数字时代传播的舆论引导功能、信息传播功能、舆论监督功能和协调社会关系功能。现代传播体系的建立更应强化议程设置权力配置的传播竞争-合作机制，推动传统媒体融入新的信息流动格局和传播权力体系。[17]如果传统媒体不与时俱进，显然就与自己固有的定位和使命渐趋远离。

传播权力的转移与下沉，顺应着社会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深入。传播不再是单独的内容生产和传递，而是越来越紧密地形成“数据-用户-内容”等多层要素协同、联动的复合传播机制。最本质的变化就是，对数据缺乏掌控权，就难以继续有效地拥有对用户的影响力，也难以继续把握社会舆论场的主导权。数据成为内容生产、用户影响和内容“守门”的基础性与决定性影响因素。这都预示着传统媒体必须摆脱旧有的路径依赖，而要顺应技术发展趋势，顺应时代潮流，重新定位，在新的数据力量崛起的背景下，在新的传播格局中重塑使命，重树权力格局。

所以，传统媒体必须及时改变自己长期固有的认知体系，构建真正面向未来的数据思维。在新的智能传播格局下，抓住战略数据这一新的重点，有的放矢，将以数据为核心的战略，落实到业务的全流程和业务的全生命周期。

五、数据驱动：以数据为基础的媒体深度融合战略要点

ChatGPT背后的力量是科技的力量，更是新型生产力的力量。ChatGPT代表着信息传播能力的再次突破性升级。互联网技术为社会信息传播带来重大转变，每一个阶段，从内容驱动，到用户驱动，再到数据驱动，都是信息生产力和传播力的一次大解放和大提升。内容驱动的传播与数据驱动的传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力方式。这种认知的重大转变是认识媒体融合范式转变的关键。比如，目前国内最成功的社交媒体非微信莫属，最成功的智能媒体就是抖音。比较两者的传播机制，就可以明白其内在的不同。微信是典型的用户驱动的社交媒体，基于微信构建人际关系（好友通信、基于好友的朋友圈、微信群、公号等）是传播的枢纽，用户行为是主导信息传播的核心。但是，抖音等短视频超越了用户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层面，基于用户画像的算法成为传播驱动方式。抖音的成功本质不在于视频的表现形式，而是背后数据驱动的生产方式。数据成为内容生产、内容传播以及策动用户互动的关键因素。形成了更强大的内容生产力和传播力。而ChatGPT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作为内容生产的主导者地位，堪称人类传播史上最大的一次变革。

今天，数据驱动用户和内容形成传播机制，已是大势所趋。不同的传播驱动力，代表着不同的生产方式。当然，数据、用户和内容，并不是简单地相互替代，而是相互协同，相互联动，但有着明确的主次之分。数据成为主驱动，用户和内容成为次驱动。数据驱动的传播力，与用户驱动的传播力和内容驱动的传播力形成显著的落差。因此，媒体深度融合就是全力切入数据层次，而不再是过去的用户和内容。失去了数据的掌控能力，传统媒体既失去了内容传播的主导权，也失去了内容“守门”的主导权。

数据驱动，不是学术界所谓的计算传播，更不是数据新闻或者数字新闻和虚拟主播等数据的工具性应用。因此，媒体深度融合必须着眼于数据驱动的整个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范式的转变。数据驱动是最高战略层面的，而不是从属层面或者战术层面。不是数据服务于传统的新闻与传播，而是传统新闻与传播在数据驱动的新范式下，寻找新的机会和空间。

媒体深度融合下的传播，核心是数据驱动的传播。与过去长期固有的内容驱动的传播相比，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数据驱动中的数据”，不是传播中简单的数据处理能力或者少数基于数据的媒体产品能力，而是驱动整体传播业务的全局性数据，涉及传播业务全流程的动态数据，尤其是目标受众和用户的数据，以及支撑业务的相应的社会和环境数据。

媒体深度融合中的数据战略，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层面：（1）全局性的数据架构体系，成为新时代传播最核心的基础设施。需要找到服务和应用的突破点，然后不断迭代和完善数据架构。（2）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无论是海量数据的收集和处理，还是针对用户和内容的分析与画像，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始终是核心能力。（3）实时动态数据流程。如同有源之水，实时动态数据机制才能保障业务的连续性、持续性和积累性。（4）目标用户的全数据。所谓目标用户不是简单的网站访问用户，而是媒体区域内覆盖的所有用户或者受众的数据，而且是尽可能全面的数据，尤其是用户特性和行为的实时动态数据。（5）社会与环境的数据。除了用户和内容的数据，社会环境的实时动态数据是构建公共服务能力、支撑和介入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

传播越来越成为数字时代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随着数据驱动的传播成为主导性力量，数据也开始深入数字时代最核心的社会权力。当然，数据背后复杂的权属关系和利益关系，使得智能时代传播进入深水区，触及个人和社会的利益根本。因为数据背后蕴含的复杂的社会权力，使得智能传播开始具有强大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使得纯粹谋求商业利益的私有性的互联网超级平台，步入自身成功的“陷阱”，过去强势的扩张开始越来越深入公权力的范围，撞到了企业自身边界局限的“玻璃墙”。随着数据治理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智能传播固有的公共性与社会性，开始成为互联网企业面临的挑战和难以逾越的障碍。

数字时代意味着传播驱动一切，更意味着数据驱动一切。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究竟把数据交给谁才能放心？ChatGPT预示着资本驱动下新的传播垄断力量的可能性。而在中国体制下，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传播格局，需要全新的顶层设计，从根本上解决传播面临的新的结构性问题和新的挑战。同时，也是解决人类数字社会真正安身立命的根本。

工业时代大众传播边界清晰，功能明确，塑造了社会形态，并且塑造了人类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治理机构，也就是企业、政府和社会之间相互制衡和协调的权力架构。而今天数字时代，超级平台通过大规模收集数据侵蚀公权力所造成的权力失衡越来越难以为继。过去20年，由于传统媒体和政府部门没能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没能通过技术能力构建基本的数据能力，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大数据单向度汇聚于网络平台，通过资本逻辑逐渐从经济权力转化为社会权力，并开始冲击政治权力。这也是这一轮中国、美国和欧洲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本质所在。大数据引发的社会权力重构，开始强有力冲击各国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冲击全球秩序。数字时代的权力机制需要重构，权力需要重新再平衡。而权力平衡的症结与核心就是数据。只有通过媒体深度融合，重塑技术能力，从根本上重构数据的治理与运行机制，才能扭转这一失衡的态势。

长远而言，理想的智能传播格局，需要建构一个超越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新角色，那就是公共数据运营商。这将是未来人类数字社会运行的最关键最核心部位。当然也涉及公私融合、公私边界、公共利益、社会利益、技术能力、服务能力、市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等。而其中核心要点就是，这一角色必须是政府信任、民众放心、社会认同，并且未来可以与国际接轨。公共数据运营商将成为媒体深度融合的最佳路径和必由之路。（见图1）

错失互联网机会的传统媒体正迎来新的机遇。传统媒体通过公共数据运营商的身份，重新成为衔接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的“新媒介”，这种独特的“第四方”角色，在智能时代反而可以转化为优势，可以重新实现弯道超车。而传统媒体成为社会公共数据的运营商，不仅拥有数字社会治理的真正抓手，也自然地拥有主导社会信息传播的媒体融合的抓手。工业时代作为无冕之王的媒体角色，在数字时代转变为公共数据运营商，同时继续承担社会信息传播的任务。这两个角色，本质一致，可谓异曲同工。以数据、算力和算法为核心要素的ChatGPT传播模式中，数据的优势很可能将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

六、结语：新形势下媒体深度融合的中国经验与中国路径

当然，媒体深度融合并不是简单地要求主流媒体也投身ChatGPT类产品与技术的竞争，而是在ChatGPT背景下，明晰自身的战略处境。从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出发，尤其是发挥中国体制优势，加入这场围绕数据权力的博弈，找到自己的战略立足点，建立自己的数据优势。

媒体深度融合的战略目标，是重新掌握和善用社会公共数据。媒体融合需要走出传统狭义的信息内容范畴，全面切入数字时代全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通过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好帮手，逐渐形成以数据为基础的新型架构，并在数据基础上，更好地再造内容传播的新能力，在新的社会传播格局中重新获得曾经的主导权。

当然，任何一场范式转变，都无法通过线性的发展、渐进的变革完成。逆水行舟，不进则退。ChatGPT为我们的媒体融合鸣响警钟，但也为我们面向未来开启全新的视野。要敢于创新，抓住战略要点，找到切入点，实现颠覆性的业务再造，完成新旧业务的主次逻辑和联动协同。这一切都预示着媒体深度融合的道路是艰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今天，媒体融合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在于媒体融合在中国与欧美开始出现显著落差。作为全球唯一的十亿级民众大规模同时在线的单一市场，中国在数据驱动的智能传播领域，很多方面开始走在欧美前面。这也使得中国媒体融合再也无法简单追随和借鉴欧美模式，而必须自己探索无人区。一方面欧美与中国开始出现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错位，同时，在欧美，传统媒体没有被赋予更多服务于社会治理的新职能和新使命。这决定了中国的媒体融合实践和理论，越来越难以从西方取经。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可以借此立足自身实践，形成自己的方案、路径和理论。

但是，ChatGPT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开始呈现自己的优势，但是美国依然引领互联网底层技术的研发和全球化优势。在互联网大众化应用方面，中国开始有了自己越来越鲜明的特色，比如数据驱动的网络支付、电子商务等应用，以及新兴的更具有智能传播特性的短视频和网络直播，疫情期间全民使用的数据驱动的健康码等社会服务，构成中国独特的全民大规模同时在线的智能传播新格局。基于技术和应用的先行性，无论是媒体融合、数字治理还是智能传播，中国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引领。但是，一旦出现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我们的这些优势很可能将迅速消失。媒体深度融合的创新突破，刻不容缓。

总之，进入媒体深度融合阶段，无论在业务模式、话语体系和理论创新方面，我们都开始进入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直接借鉴的无人区。这种形势之下，需要我们立足技术演进、传播角色、社会变革等的基本进程和内在规律，尤其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深度结合，科学、理性地把握实践方向，形成新的媒体融合基础理论。逐渐走出无序的摸索阶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深度融合模式，同时具有全球引领性的知识体系，助力中国媒体融合走向更加科学、更具创新性和更开阔的发展之路。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21VGQ0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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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兴东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作者顾烨烨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

作者钟祥铭系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刊登于《新传播》杂志2023年第一期，作者方兴东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烨烨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后，钟祥铭系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