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兴东、钟祥铭、金皓清

中国互联网30年

诞生于1969年的互联网，进入了历史性转折阶段，若干重要的论文、杂志特刊和专著的相继出版标志着互联网历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然而，真正深入的互联网技术史、思想史、社会变革史和全球史研究依然十分有限，极大影响了我们对互联网当下境况和未来趋势的理解与研判。

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携手多家研究机构、协会，于今年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前，在该镇举办了“2022年互联网史国际学术年会（WIH 2022）”。会议汇聚了欧美和亚非拉不同区域的代表性互联网先驱、互联网历史研究重要专家与国内互联网历史研究的跨学科专家学者，发表主题演讲，发布互联网史研究成果，分享研究心得，共同倾力打造全球联动的互联网史学术共同体。

作为本次年会合作学术期刊，《传媒观察》特别开设“中国互联网30年”研究专栏，择优刊发年会和工作坊发布的学术成果，推进互联网史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摘要

中国互联网经过30年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全球科技格局和全球发展版图，具有独特的全球史视角的研究价值。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方兴东、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生金皓清和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祥铭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11期刊文，基于布罗代尔“中时段”的“社会时间”视角，全景式系统梳理和总结中国互联网30年。对标全球技术变革周期，以年代为阶段，划分为1990年代Web 1.0阶段、2000年代Web 2.0阶段、2010年代移动互联阶段和2020年代智能物联阶段。作者认为，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中国互联网需要进一步超越固有的“14亿人思维”，而要以新的“80亿人思维”推动全球化进程，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1994年4月20日，是中国正式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标志日期。到2024年4月20日，中国互联网将迎来30周年的纪念。中国互联网的30年，是助力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走向世界、改变世界、造福人类的30年。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互联网无疑是最好的推动力和催化剂。因此，总结和梳理这波澜壮阔的30年，于中国和世界而言，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互联网自诞生起便是一项独特的超级“大规模技术系统”（LTS），是一个复杂的技术与社会融合交织的生成系统，是每个个体都能够参与其中并成为其组成部分的生态网络。因而，总结中国互联网有多重视角，包括技术、产业、商业、社会、文化和制度，甚至国际政治等不同层面的视角。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为起点，远眺2020年代，以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选择该时间跨度作为研究切入点，是基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提出的“中时段”视角。该视角既可以超越基于具体“事件”的“短时段”的“个人时间”，也不同于基于地理环境的“长时段”的“地理时间”，而旨在获得一种基于“局势”的“社会时间”。诚如杨国斌所言，我们已经可以谈论“中国互联网”（Chinese Internet），而不是“中国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in China）。[1]

“中时段”视角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史视角，能让我们从互联网技术、应用和商业的喧哗中超脱出来，并站在社会变革的高度，以更加理性、冷静、多元和多层次的考察视角，重新审视和总结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此外，“中时段”涉及的时间跨度并不过于漫长和繁杂。事实上，很多人都亲身经历甚至深度参与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过程。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基于自身的切身体验、诸多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以及涉及不同分析维度的资料，从“中时段”的研究向度形成更为深刻的综合分析。

一、中国互联网30年：走向世界，改变世界

Robert Kahn（1997）等互联网之父们指出，“早期的技术考虑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行政和商业问题，并最终导致了政治和社会问题，因为它在全世界传播……互联网正迅速成为一个全球信息系统，这种迅速发展现象的长期后果与社会本身一样难以预测。”[2]这，无疑是一个国家书写与研究互联网史的重要视角。

基于技术进程以年代划分阶段，是观察互联网发展进程与规律最具代表性的常用方法。因为，无论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还是互联网技术，都存在以年代划分阶段的基本周期。同时，以年代划分阶段，与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等本身的变革节奏存在很好的协同与共振，也为全球比较提供了稳定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互联网的思想启蒙阶段，而后开始了1990年代Web 1.0阶段、2000年代Web 2.0阶段、2010年代移动互联阶段和2020年代智能物联阶段。[3]以数字化进程为特点，分别经历了内容数字化、个人数字化、大众数字化和社会数字化四个层层推进的发展阶段。这一进程，我们可以分别从网民数量、应用特点、人均带宽和国际出口等不同维度的数据得到验证。各类数据鲜明生动地昭示了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不断强化联结的发展过程。通过对比分析可用于衡量社会信息传播程度的代表性数据，以及与国际相关数据的对比，可以更直观地显示出互联网30年来中国社会的联结程度。

30年来，与国际社会相比，与当今社会相比，中国从一个欠联结的国家，经历了弱联结、弱到强、强联结的过程，正在成为一个引领全球十亿人同时在线、以数据驱动的超联结社会。这种具有社会基础性和社会底层性的联结程度的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中性、更加客观的理论视角和比较视角。

我们从中国互联网技术演进和全球史的视角，对每一个阶段的历程进一步展开解析和观察。

（一）1980年代（1980-1989）：信息社会思想启蒙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互联网的史前阶段，也是早期互联网思想萌芽的阶段。这一阶段，全功能互联网在中国并未真正落地。但是，涉及互联网的各类思想已经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格局中出现。对现代化的向往、对信息世界的憧憬、对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沟通和交流的热切希望，构成了当时以信息革命为中心的互联网思想。

并且，这一阶段是互联网通过高等院校走向全球的关键时刻。一方面，留学生得以成为中国最早使用互联网的群体之一。另一方面，各类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敏锐地感知到互联网发展的前沿动态，他们采用学术交流、发表学术论文和订阅国际期刊等方式，积极将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想引入中国。以阿帕网为基础的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来自清华、中科院、北大等院校的诸多学者始终关注国际前沿学术动态，并积极推进互联网在中国的引进工作。在该时期，外资企业也是值得关注的群体。当时，包括IBM、惠普、DEC在内的诸多国际知名IT企业都已经进入中国。它们是早期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者之一，为互联网在中国的引入及推广做出了一定贡献。

任何新的技术，或者新的浪潮，总是由极个别敏锐而活跃的先行者带动的。多位互联网先驱谈到，上世纪80年代以欧美之间互动为核心的国际网络界交流已经非常活跃。而到80年代后期，中国人开始逐渐出现在这一领域。

1987年，第一封电子邮件的发送成功是中国互联网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里程碑事件，这一事件充分彰显了以平等、开放、协作、共享为核心的互联网精神。1987年9月20日，来自中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由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发出，邮件标题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直至2003年8月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和中国互联网协会共同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首次刊发了有关国内首封电子邮件的消息。实际上，自1986年开始，研究组就开始在一台西门子7760大型计算机上进行实验。但由于当时国内尚未成为国际计算机数据通信网CSNET成员，邮件发送可谓阻力重重。在克服软硬件兼容问题等诸多技术难点后，中国本土的第一封电子邮件经由德国与意大利互联网路由节点成功发送。正如李澄炯所述，“这是一封没有特定收件人的邮件”，该邮件是一个“网络寻呼”，希望世界听到来自中国计算机网络的声音。[4]中国本土首封电邮的发送，意味着中国迈出了与世界在线交流的第一步，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由此揭开。无论是邮件的内容还是这一事件，都彰显了中国对于联结世界的真实心态。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涉及信息社会的启蒙思潮的出现。80年代初，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被正式引入中国，托夫勒对未来图景的生动刻画与形象描绘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第三次浪潮》中所阐述的信息社会理念在中国社会各界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对学术界、社会活跃分子还是对政府部门等社会精英而言，在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中，关于信息社会的思想无疑最符合时代关切和发展诉求，也最具有现实性。尽管当时计算机还只是通过单机系统，但已经让我们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

信息社会，催生了最具可感知性的符号性时代力量。随着信息时代理念的普及，计算机教育在我国亦稳步推进。虽然互联网还没有进入中国，但计算机科学与应用在中国已开始迅速推进。我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学科教育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理工科逐渐扩散至农、林、医、财经、管理、师范等专业，继而扩展至文科、艺术与教育。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高校几乎所有的专业都开设了计算机课程。得益于开放的留学政策以及党与国家的大力支持，海外留学热潮出现。中国学生走出国门，学习他国先进技术和各类知识，许多学者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利用国外信息与资源优势，助力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有赖于一个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电信市场需求急剧膨胀。为改变中国通信的落后面貌，我国政府采取优先发展电信的政策，积极推动电信改革。[5]1988年6月4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全国电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推广了江苏“条块结合、分层负责”的经验，同时总结提炼“统筹规划、条块结合、分层负责、联合建设”为我国邮电发展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十六字方针”成为推动邮电发展的又一个强大动力，它平稳化解了社会发展对邮电的第二次冲击，在全国掀起了邮电建设的又一个热潮。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内，邮电通信完全满足了社会需求。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社会思想层面和基础设施市场化等两个最重要的基础层面做了很好的铺垫，互联网进入中国由此水到渠成。

（二）1990年代（1990-1999）：Web 1.0阶段（内容数字化）

一部全球史，就是一部互联互通的历史。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只有通过与世界的互联，才能彰显自己的存在，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互联网这一全新的技术条件，为中国与世界的互联提供了最佳的方式，使得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无论在广度、宽度、深度都可以达到空前的规模。截至1999年，中国网民数量从1994年的8万增长到890万，其中专线上网用户人数约为76万，拨号上网的用户人数约为256万，两者都有的用户人数68万。上网计算机数从1997年的29.9万台增长到146万台，其中专线上网计算机有25万台，拨号上网计算机有121万台。CN下的注册域名与WWW站总数量分别增长到29045个和9906个。

“旧媒体”通过图像与话语景观以西方为中心扩散至世界其他地方。与“旧媒体”所实现的媒体全球化路径不同，一个互联互通的全球性网络生态终将形成。20世纪90年代标志着互联网史主导叙事的转折。万维网的发明、个人计算机的全球传播等重大现象改变了西方社会媒体生态的基础。尽管1995年全球63%的互联网用户居住在美国，但互联网已开始走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系国家，成为联结多元国家、文化和语言的重要媒介。虽然普遍认为1994年4月20日为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的日子，但一进入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中国就已经行动起来。

上世纪90年代推动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主要有四大力量，分别是高等院校、政策支持、企业家以及国外力量。

首先，科研工作者是中国互联网最早的使用者之一，全国性信息网络的建设最早亦是为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服务。1993年3月，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通过卫星链路接入国际互联网，开通了国内部分接入国际互联网的首条专线。此条专线降低了电子邮件通信的费用成本，使得国内邮件传输能力大大提高，为社会各界提供了更便捷的网络接入方式，促进了互联网在我国的应用及传播。此后，国内上千名科学家得以通过高能所国际高速计算机联网专线连通互联网，共享网络资源，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高能所的贡献使得我国科学家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互联网用户，并得以融入世界信息化浪潮。

1994年4月20日，中国开通64K国际专线，与国际互联网接轨，运行TCP/IP协议。当时互联网上的所有功能都能使用，因此也称为全功能连接。开通与国际互联网的连接不仅克服了国际政治障碍，还突破了国内政策障碍、项目经费和设备及技术障碍。[6]自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随后，电子工业部十五所、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也分别接入国际互联网。1994年5月15日，高能物理所设立了国内首个Web服务器，并推出中国首套网页，提供包括科技、新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类图文信息，后改名为“中国之窗”。同年5月21日，在钱天白教授及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协助下，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了中国国家顶级域名服务器的设置，我国顶级域名服务器被放在国外的历史从此改变。科研工作者们敏锐地意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意义，他们积极推进信息网络在中国的建设，并率先推动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与应用，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第二股重要力量，就是政策的力量。互联网30年，政策始终是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推动力。电信业改革拉近了普通大众与互联网的距离，同样也调动了各类商企参与互联网建设的积极性。上世纪90年代初，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通信部门在网络建设上推行负债经营的大胆举措，在技术上则选取高起点、跨越式的发展思路。1990年起，我国电信业每年增速高达30%以上。但由于独家垄断的经营体制尚未打破，电信业进一步发展受阻严重。为打破政企合一的体制框架，在电信领域形成良性竞争局面，国务院于1994年决定成立联通公司，推行邮政与电信业务分离，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电信业，部分业务允许国外企业参与经营，并逐步规范电信市场管理。中国电信改革正式进入快车道。

我国自1993年起开始设立信息化领导机构，统筹国内信息化建设，加强信息化建设领导力度。1993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由时任副总理的邹家华担任联席会议主席。1996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邹家华任组长。1998年信息产业部成立，正式成为互联网产业的主管部门。1999年12月，国务院成立由时任副总理吴邦国担任组长的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并将国家信息化办公室改名为国家信息化推进工作办公室。

1993年，中国提出建设实施“三金工程”，即建设中国的“信息准高速国道”，以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项国民经济信息化工程的启动，宣告了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起步。1994年，我国政府就将“上网”列为当年10项最重要的国家科技成就之一。9月，中美双方签订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全国骨干网筹建工作启动。1996年，ChinaNET全国骨干网建成并开通，为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与信息服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中科院科技网（CSTNET）、中国金桥网（ChinaGBN）陆续启动建设并逐步建成，我国信息化雏形基本形成。1997年4月“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00年远景目标”制定，将中国互联网列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提出建立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和互联网交换中心。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互联网政策法规初步建设阶段。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1994）、《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制定并于1997年修改）、《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1997）等一系列法规政策，从法律层面夯实互联网产业发展基础，加强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规范接入国际互联网行为，促进我国计算机应用与发展。

1999年中央首次提出以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和改进对外传播手段，开启了对新闻媒体网站的调研与视察，加大新闻媒体网站建设的力度。《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关于加强国际互联网络新闻宣传工作的意见》明确了今后网络新闻宣传工作发展的方向，并对网上新闻信息发布提出了规范原则。《中国新闻界网络媒体公约》在赋予网络媒体权利的同时第一次明确了其职责与义务。强国论坛的诞生，则打开了网络媒体在中国洞察和影响社会舆论的窗口。

第三股力量，是资本驱动的创业者，成为互联网社会启蒙的重要力量。《南方周末》回顾互联网在中国的前十年历史时，将互联网行业的繁荣视为必然趋势的一部分，即“信息经济正在取代石油、电力和机械工程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7]

中国信息行业开拓者张树新于1995年5月创建瀛海威信息通信有限公司的前身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家互联网接入商，瀛海威所设计的“瀛海威时空”网络，是当时国内唯一面向普通家庭开放的网络，为中国信息化普及做出突出贡献。1996年8月，在尼葛洛庞帝教授与美国风险资金的支持下，张朝阳成立搜狐公司前身——爱特信公司。该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以风险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

1997年开始，以新浪、网易为代表的门户网站开始逐步创立并发展，人民网、新华通讯社网站（后更名新华网）等中央级新闻门户与上海热线、武汉热线等地方门户逐步建立起来，开启了互联网的门户时代。此后，阿里巴巴、百度、盛大、天涯社区等互联网公司陆续创立。同年，丁磊创办网易，经历几年发展，在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创造数个第一，包括成为中国第一家提供中文全文搜索的公司、第一个大容量免费个人主页基地、第一个免费电子贺卡站、第一个虚拟社区等。

1999年3月，马云在杭州创办B2B网站“阿里巴巴”。同年5月，“中国电子商务第一人”王俊涛创办国内首家B2C电子商务网站“8848”。8月，邵亦波与谭海音在模仿eBay网电子商务模式的基础上，创办国内首家C2C电子商务平台易趣网。11月，李国庆、俞渝学习亚马逊模式创办中国第一家网上书店当当网。在20世纪的末尾，中国早期互联网企业开始萌芽，B2B、B2C与C2C等电商模式相继出现，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涌现第一次浪潮。

第四股力量，是来自国外的力量，由海外留学生如田溯宁、丁健为代表的海外创业者，以及如火如荼开拓中国市场的外企等所组成。带着“我们把互联网带回家吧”的憧憬，田溯宁和同时期的海外创业者回到了中国，在中国早期的许多互联网工程的建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8]中国与世界的互联程度进入全新的境界。

但是，这一切，都只是刚刚起步。截至1998年年中，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的4.7%，互联网用户却占到26.3%。经合组织（OECD）国家只占世界人口19%，互联网使用者却占到91%之多。而东亚国家人口占全球22.2%，网民却只占0.4%。互联网究竟是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催化剂，还是助力后发国家后来居上的创新性力量？中国将在未来做出强有力的回答。

（三）2000年代（2000-2009）：Web 2.0阶段（个人数字化）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波及中国，极大影响了中国互联网创业和创新浪潮，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节奏并没有受到影响。尤其是电信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以及社会上网高涨的需求，并没有随着风险投资的退场而冷却。随着2002年，网络游戏、电信增值业务（SP）以及电子商务等业务的强劲增长，中国互联网很快从短暂的低迷中复苏并逆势崛起，迈入高歌猛进的新阶段，进而于2008年在网民数量上一举超越美国，开启了引领全球的新时代。

2000年，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大门户在纳斯达克崩盘前后突击上市。在风险投资和新经济机制的推动下，中国早期互联网企业逐渐走出国际互联网寒冬，成为未来中国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基石。这一时期，以博客为代表的Web 2.0浪潮，开启了用户创造内容的新阶段。“人多力量大”的效应在互联网领域开始彰显。

2002年作为博客的起源之年，标志着Web 2.0概念初现。2002年8月，方兴东、王俊秀引入“博客”概念并创办国内第一家专业博客网站——“博客中国”，为博客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博客以其开放性、交互性、便捷性逐渐获得网民的关注，使得互联网用户开始尝试走出单纯的信息接收者的状态，逐渐有了在网络上自主发声的意愿。互联网也逐步进入Web 2.0时代。

2002年6月16日，北京海淀区学院路附近的“蓝极速”网吧发生特大纵火案，造成24人死亡、13人不同程度受伤的严重后果。该事件之后，文化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开展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专项治理行动。2003年5月10日，文化部发布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并于2004年7月1日修订。多部委联手行动成为此后应对网络重大问题和事件的重要治理方式。

2003年，以抗击“非典”为契机，互联网开始成为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和社会舆情的风向标。随后发生的“孙志刚事件”“木子美事件”等渐次使网络舆情开始成为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非典”影响下，电子商务和网络游戏逐渐发展为成熟的商业模式。互联网与手机结合后所带来的各类服务不仅成为新的收入爆发点，亦改变了人们的娱乐及购物方式。经历了资本寒冬的中国互联网开始强劲复苏。

2004年3月，被称为“短信第一股”的手机服务供应商掌上灵通在美国纳斯达克公开上市，成为首家完成IPO的中国专业SP。掌上灵通的上市为当时的中国互联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激励更多互联网企业走出国门。此后，以盛大网络为代表的十多家互联网公司纷纷登陆纳斯达克，掀起了第二轮境外上市热潮。

2005年8月，百度正式在纳斯达克市场挂牌上市，并以罕见的涨幅震惊国内外。同期，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其旗下的淘宝网与支付宝在资金的注入下进入野蛮生长阶段，并逐渐为大众所熟知。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工具的推出，克服了当时在线支付系统不完备的缺陷，助力了电子商务体系的完善以及互联网金融产业的发展。

截至2005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规模突破1亿人，同时宽带上网用户首次超过了网民的一半。随着以互动、分享为核心的Web2.0浪潮全面掀起和网民规模的逐渐扩大，网民群体开始成为互联网生态中主要的生产者和创造者之一。

在这一阶段，宽带上网逐渐成为接入网络的主流方式，各类新应用与新服务则掀起新一轮的互联网热潮。博客成为一种新兴的互联网现象，中国博客用户规模从最初的几十、上百人增长到1600万。博客得以实现从“小众”到“大众”的跨越。继博客之后，具有“去中心化”特性和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微博也逐渐向大众普及。微博以其短平快的爆料模式填充了用户越来越多的碎片化时间，充分彰显了数字围观的力量，并逐渐渗透民众的日常生活。概言之，博客、播客、维基等各种新型应用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互联网的格局，引领中国互联网进入Web 2.0时代。

2006年，《时代周刊》将年度风云人物颁给全体网民。这标志着互联网逐渐从以PC、手机等智能设备为核心的机器互联时代转向以人为本的人的互联时代，而个体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9]

2007年，伴随着全球资本的活跃及中国互联网市场盈利规模的扩大，以完美时空、巨人网络和金山为代表的网络游戏与软件公司集体上市，掀起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第三波上市热潮。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并支持互联网健康发展，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信息化“十一五”规划》，明确国家信息化建设与互联网发展的总体目标，优化网络管理方式和网络治理体系。

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总人数达到2.53亿，互联网普及率近20%，网民规模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并跃居世界第一。该数据在2010年达到4.57亿，超过美国和日本网民人数的总和。同年，我国宽带网民数和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两项指标亦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逐渐上升。

2008年，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媒体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网络媒体首次与传统媒体并列进入奥运转播体系，并成为用户获取奥运信息最主要的途径之一。此外，汶川地震期间，互联网及网民作为一支异于传统媒体的独立力量，全面介入信息传播和报道当中，开展了一场“Web 2.0式”的救灾，从及时准确全面地报道抗震救灾情况，到受灾群众的生活安置，互联网在寻亲、救助、捐款、灾后重建等过程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真正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媒体”。

2008年5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开启第三次电信改革，国内电信运营商重组后由6家变为3家。2009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3张3G牌照。3G移动通讯技术开启了全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逐渐取代个人电脑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之一。

2009年，腾讯成为全球市值第三大的互联网公司。同年，淘宝商城（天猫）在11月11日举办大型网络促销活动。自此，“双11”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电子商务行业的年度盛事。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全球影响力不断扩大。

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8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宽带网民规模达到3.46亿人，占网民总数的90%。与此同时，全球网民突破17亿，美国网民2.1亿，占比降到了12%。而中国网民的全球占比达到了22%。除了数量，中国网民的在线活跃度更是值得关注。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1.08亿人，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2500亿元。手机网民规模达2.33亿人。IPv4地址数达2.32亿个，域名总数达1682万个，其中，“.CN”域名数为1346万个，网站数达323万个，国际出口带宽达866367Mbps。这一阶段，中国与世界互联的程度有了从弱到强的根本性提升，中国互联网作为全球重要的市场力量也开始彰显。

（四）2010年代（2010-2019）：移动互联阶段（大众数字化）

2010年代开启的移动互联阶段，以智能手机为切入点，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中国网民数量从2009年底的3.84亿人增加到2019年底的9.04亿，普及率64.5%，接近人口的三分之二。虽然增长幅度不到3倍，但这是中国社会主流群体全面上网的十年，其社会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国诞生了世界级的互联网巨头，同时互联网助推中国全球崛起，撼动了百年来美国绝对主导全球技术秩序和国际秩序的固有格局，开始激发起美国地缘政治力量的激进反击。

2010年1月，国内第一家团购网站满座网上线。3月起，团购网站在中国逐渐兴起，截至2010年底，中国网络团购用户数达到1875万人，团购网站数量超过2000家，“千团大战”的局面形成。3月23日，谷歌宣布退出中国搜索市场。该事件反映出中美双方在网络治理方式与网络发展规划上存在显著分歧，深刻影响了中美双方后续在互联网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此前，中国互联网企业往往选择西方国家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作为发展蓝本，而在此之后，中国互联网企业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实践路径和创新方式并成长为中国互联网市场的主导力量。同时，随着互联网法制建设和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互联网市场逐渐走上良性、稳健的运行轨道。

2011年，“开放”成为互联网发展的新潮流。包括百度、淘宝在内的诸多互联网企业均将开放平台运营模式作为新的发展方向并上线了各类开放平台。同年，腾讯推出移动即时通信软件——微信。移动通信技术革新并重构了传统的社交方式，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热点。2011年7月23日，“甬温线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在该事件中，微博在信息发布和事故救援等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微博平台不仅成为最快捷的即时信息来源，也扮演了献血倡议发布者、舆情监督者、辟谣阵地等角色。然而，微博平台的兴起和微博围观效应的延展也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发挥平台主体责任的微博自律公约和网络实名制等机制成为后续治理创新的重要亮点。2013年6月，美国前中情局职员爱德华·斯诺登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提交了关于美国政府实施的代号为“棱镜”的电子监听计划的相关文件。“棱镜门”事件意味着网络空间已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舞台及战略竞争的新疆域，网络主权争夺以及信息安全问题改变了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国际秩序。

2013年12月4日下午，工信部正式发放4G牌照，宣告我国4G网络商用时代开始。4G技术带来了更宽的网络频带，更强的信息吞吐能力，更快捷的传播速率。网络技术的完善和基础设施的优化催生了更完备的应用服务系统，引发了移动互联网用户、终端、流量及信息消费的爆发式增长，社会联结性亦因此提高。由3G引发的移动互联网热潮于4G时代大放光彩。

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该领导小组着眼国家安全战略和长远发展规划，从顶层设计角度统筹处理我国涉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的各类重大难题。当时，世界范围的网络意识形态冲突及网络空间争夺正不断升级，这意味着互联网逐渐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之一。而网信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正式将信息化建设及网络安全问题列入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之一。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IPO发行价达68美元，对应市值为1676亿美元，超出亚马逊的1500亿美元，仅次于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IBM、甲骨文和英特尔。开盘价达92.7美元，涨幅36.3%，对应市值为2285亿美元。阿里巴巴因此成为仅次于苹果、谷歌和微软的全球第四大高科技公司，和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公司。此外，本次阿里上市募集资金217.6亿美元，最高融资250.2亿美元，刷新了全球IPO融资规模的纪录。

2014年11月19日，由中国倡议并举办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媒体和企业家等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呼吁携手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美国主导的互联网治理单极时代的终结。

从2010年开始，中美两国网络冲突逐渐升级。在2015年9月举行的华盛顿“习奥会”前夕，网络问题甚至超越贸易问题及南海问题成为中美冲突的前沿阵地。在“习奥会”期间，中美双方建立了网络合作和沟通机制，中美网络冲突得以缓和。但是，围绕网络空间秩序和网络信息安全展开的中美博弈才刚刚开始，中美良好合作对全球网络治理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

2016年3月9日，谷歌公司设计的人工智能“阿尔法狗”（AlphaGo）以4：1的比分击败了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人机”大战革新了全球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与理解，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对人工智能问题的讨论，同时也促进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与迭代。该事件不仅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更标志着全球互联网全面进入智能物联时代。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顺应经济发展大势，深入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从技术创新、网络生态建设、网络空间治理等角度发展我国网信事业。该讲话明确了中国网信事业的前进方向与发展路径，亦为国际互联网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在网络空间治理、网络信息传播秩序规范、网络犯罪惩治、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实名制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成为我国互联网法制化建设的里程碑，对保障网络空间安全、维护国家网络主权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2018年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数首次突破10亿，新浪微博月活跃用户增加至3.92亿人。与此同时，谷歌安卓全球活跃用户数突破30亿，Facebook全球活跃用户数超20亿。超级平台的汇聚效应催生了涉及全球的强联结式新型社会生态。

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温哥华发生震惊中外的孟晚舟事件。孟晚舟事件以及随后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围剿”华为5G的行为，反映了美国政治力量借助美国外交和法律体系，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狙击中国高科技领军企业，一步步达到全局性遏制中国高科技全球崛起的意图。这是当今推动世界越来越互联的大趋势下，逆潮流而实施的“断联”、“脱钩”和分裂行为。与50年前美国发明互联网，以及过去50年来积极推动世界互联的行为背道而驰，是迄今为止全球高科技发展史上政治干预市场最冒险和最恶劣的先例。

2019年2月24日，华为发布首款5G折叠屏手机Mate X，颠覆了智能手机的传统形态和固有样式，引领了移动智能设备的发展潮流。此后，一场涉及企业、行业、国家、区域和全球的5G竞赛全速启程。2019年亦因此成为社会各界公认的5G元年。

（五）2020年代（2020-2029）：智能物联阶段（社会数字化）

2020年代的进程虽然才过去短短的3年，但是，这三年的进程以及巨变，足以引发全球秩序和技术秩序的颠覆性变局。这种颠覆性涉及多个层次：首先，技术层面，美国绝对主导的数字技术旧有格局出现动摇，中国在5G技术和新基建层面开始超越美国，引领世界；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加速推动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人类社会的生活和生存方式，进入了临界点；第三，数字技术作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新工具、新方式和新范式，开始迎来拐点；第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烈干预技术市场的地缘政治崛起，改变了全球科技进程和供应链的安全，市场逻辑让位于政治逻辑。

但是，无论自上而下的政治如何强大，以“人人上网，人人上好网”为理念的自下而上的市场需求，依然是互联网发展的主旋律，也是人类数字文明的决定性力量。而占据全球网民20%的中国，无疑是抵消美国政治冲击的中流砥柱。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较2021年12月新增1919万，互联网普及率较2021年12月提升1.4个百分点。我国域名总数为3380万个，“.CN”域名数为1786万个，IPv6地址数量为63079个/32。在网络接入环境方面，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9.5个小时，较2021年12月提升1.0个小时。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和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33.3%、32.6%、26.7%和27.6%。我国短视频的用户规模增长最为明显，总数达9.62亿，较2021年12月增长2805万，占网民整体的91.5%。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10.27亿，较2021年12月增长2042万，占网民整体的97.7%。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治理愈发规范化、合法化。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的声音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互联网发展的引领者。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大数据、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新的疫情治理方法及理念。2020年2月4日，工信部发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赋能效用 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倡议书》。在疫情防控中，互联网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联防联控、疾病诊断、药物研发、民生保障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有效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治理防控。同时，新技术背景下社会信息传播的无序和失控也带来了“信疫”问题的普遍化趋势。面对智能时代第一场全球性疫情，人类除了要战胜病毒“瘟疫”，还需要战胜“信疫”。[10]

2020年2月2日，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实施垄断行为被立案调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字节跳动公司诉腾讯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该案被称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第一案”。2020年1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2021年是中国反垄断大年。互联网平台反垄断问题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4月，阿里因“二选一”垄断行为被处以2019年销售额的4%、共计182亿元的罚款。6月1日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新增“网络保护”专章。8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同月，国家网信办公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用以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活动。

2022年2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俄乌冲突是人类数字时代的分水岭，是工业时代和数字时代的正式分界线，标志着数字技术继冲击和颠覆人类技术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和国际秩序之后，又开始改变和颠覆战争的形态和方式。俄乌冲突已然成为全球AI前沿技术的“超级实验室”，极大地突破了法律和伦理的制约与边界。美国及北约组织借助算力、算法、数据和平台的强大智能优势，发动了强大的算法认知战，极大地改变了俄乌冲突双方的态势，新型的战争形态浮出水面。

2022年5月13日，市场监管总局在前期核查的基础上，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查。6月2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官网发布公告称，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于23日约谈同方知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宣布对知网启动网络安全审查。2022年6月17日，国家网信办就《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跟帖评论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用户分级管理制度，对用户的跟帖评论行为开展信用评估，根据信用等级确定服务范围及功能，对严重失信的用户应列入黑名单，停止对列入黑名单的用户提供服务，并禁止其通过重新注册等方式开设账号、使用跟帖评论服务。

7月2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处人民币80.26亿元罚款，对滴滴全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程维、总裁柳青各处人民币100万元罚款。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联合国、G20、金砖国家、APEC、WTO等多边机制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倡导发起《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2020年代，随着5G时代全面到来，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支撑全民、实时在线。数字技术成为社会关键基础设施，数据驱动成为发展和治理的关键。尤其是AI技术进入全面应用阶段。无论是俄乌冲突的算法认知战、疫情防控中的健康码、短视频抖音中的算法推荐，还是无处不在的摄像头和人脸识别，社会领域各种大数据的应用纷纷崭露头角。

这种背景下，数字时代的建章立制风高浪急，成为全球新的治理挑战，尤其是数据的规则与治理、超国家行为体的边界和规则等。欧洲通过2018年GDPR的推出，昭示了独特的制度创新能力。2022年7月18日，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批准《数字市场法》，旨在确保数字领域的公平竞争环境，为大型数据平台明确了权利和规则。过去40年，中国全心学习美国的技术创新，那么未来，中国还需要学习欧洲的制度创新能力，并结合中国的实际，为我所用。因为，中国数字时代的制度创新，不仅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范式和格局转变的关键。

随着愈发弱化“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数据驱动的超联结时代到来，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进入了全新阶段。俄乌冲突昭示着AI技术的“科林格里奇困境”已经全面到来。算法认知战则成为挑战AI规范和伦理首当其冲的行为，是对人工智能最危险的滥用之一。我们应该从AI规范与伦理出发，确定算法认知战的边界。中国应该作为和平利用人工智能重要的国际力量，尽快推动在联合国、G20等国际层面的规则制定，约束技术的滥用。

二、全球史视角：

中国互联网史研究的视野拓展

布罗代尔认为，应当把历史时间划分为不同的层次，以便“在同一个时间内像通过一个透明层那样看见被现实重叠起来的各种不同的历史”。

从“沸腾的十年”[11]到“风云再起的二十年”，[12]互联网企业发展的编年史聚焦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创业故事与崛起历程，参与着中国互联网发展及网络社会变迁。从硬件革新、技术革新，到模式革新、监管革新，呼应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互联网产业模式的变化，[13]对未来前景充满的期待。[14]从“管理”到“治理”的互联网治理观念及范式变迁，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路径。[15]

互联网的技术更迭亦是研究者们的关注点。如李星（2019）等人回顾互联网发展五十年进程，基于技术创新视角梳理影响互联网发展所涉及的重要技术。[16]

社会学视角下对互联网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互联网变化与经济、产业、政治等其他社会方面的密切联系，考察互联网对人类生产及生活方式的颠覆，强调互联网发展史不仅是个人成长史，同样也是社会变革史和时代发展史。互联网的崛起正在逐步转化为当今人类生活的社会图景。[17]作为一个开放且流动的结构，互联网发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样态。从传奇人物到寻常百姓和普通网民，与网络文化相关的研究正在发生转向。正如杨国斌所言，网络时代民众抗争的新形式及新动态，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动态过程及一般模式。[18]从一种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的新兴媒体、信息互动和在线创造，到商业化、大众化、娱乐化、社交化和智能化，文化思潮见证了自Web1.0时代至今的网络文化发展趋势。[19]

我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以整体性视角为互联网史研究做理论建构与方法论概述的尝试。如吴世文（2020）从宏观视角阐述互联网历史学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具体分析中国视角下互联网历史学的研究主题和方法、研究现状和具体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可能进路，强调互联网史的研究应当关注政治史、社会史以及文化史，[20]同时也应当摆脱宏大叙事以及微观历史研究的局限，关注中观历史维度。[21]

“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自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孤零零地存在而与外界毫无关系。”[22]谈论中国互联网的历史与其说是最小化其全球特征，不如说是强调其中国特色，[23]抑或是更好地定位中国之于全球的作用及其影响。具体来说，全球史史学家倾向于从宏观视角审视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互动与关联，把“全球视野”与“区域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小地方-大世界”的研究范式。[24]Randolph Kluver（2005）等人认为有必要从整体和特殊相结合的角度展开对互联网的研究。他们将中国互联网作为一个镜头，通过将中国互联网研究议程和研究重点的微观视角与全球互联网研究进行比较，试图更全面地了解互联网研究的现状和未来。[25]作为对中国互联网历史化的开创性尝试，Yongming Zhou（2006）从互联网技术影响层面，系统描述和分析了晚清中国人利用电报和当代互联网参与政治的方式。[26]通过对互联网研究发展变化轨迹（1994-2011）的系统分析，张冠文（2013）等人提出应开拓互联网研究的国际化视野。[27]

“全球互联网历史”（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作为一个延展性强的术语，用于丰富、扩展、整合和催化关于互联网的各种资源、问询、概念和对话。[28]从珍妮特·阿巴特（Janet Abbate）《发明互联网》（1999）所建立的互联网“起源说”，[29]到帕特里斯·弗利希（Patrice Flichy）对美国网络文化气氛的营造[30]和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对互联网（硅谷）精神的树立，[31]以及威廉·阿斯普拉（2008）等人对互联网商业帝国的呈现，[32]以美国为主的区域互联网史无疑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导着互联网的“全球史”叙事。随着尼尔斯·布吕格（Niels Brügger）网络历史（Web History）领域的开创，[33]欧洲在互联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早期阶段中的实践以及重要遗产被发掘和讨论。[34]Internet Histories学术期刊的建立，以及全球互联网历史论文集等对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历史，特别是系统性学术史的关注，互联网史才得以真正走向全球。

如今，亚洲互联网史的描述一直在努力定义超越其次要地位的研究领域，以及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或“全球”互联网研究具有区域价值的研究领域，而中国互联网史正作为亚洲互联网史中的重要部分被讨论。[35]

在“空间转向”的理论背景下，一群地理学家从网络社区、数字鸿沟和电子商务方面，描绘了网络空间的起源、发展以及其不平衡的社会和空间扩散所造成的多重影响。在此影响之下也出现了诸如“地理学的终结”和“世界是平的”等论述。同时开启了“互联网的全球地理”（Global Geographies of the Internet）视野。[36]媒介史学家James Curran（2010）在重新解读互联网史时就提出互联网史应走向全球史，如他所注意到的，当时互联网的全球史还待研究与书写。[37]全球史的兴起有三重背景：全球化、冷战的结束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将全球史视为关联（connections）或连通性（connectivity）的历史，它强调不同社会、文化的重叠之处，强调它们彼此的关联，强调各种流通和流通过程中的变异。[38]尽管近年来在学者们呼吁更多地关注本地网络历史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本地”网络历史与ARPAnet、互联网协议和万维网的“全球”或主流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对立的）二元关系的争议，[39]但互联网在全球演进历程中所充斥的各种竞争与差异，却也正是全球史视角的意义所在。

对互联网的性质和影响不乏各种讨论与分析，但对这一现象及其传播的深入理解必须超越收集事实真相。Peter Wolcott（2003）等人致力于通过“互联网的全球传播”项目，帮助人们理解互联网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创建和应用的分析框架，提供比较分析的可能，捕捉转瞬即逝的互联网历史。[40]互联网的国际化进程使得互联网在不同的国家、地方、文化和社会中的形成方式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的全球化正在通过互联网作为一种工具或媒介，在世界舞台上传递自己的声音，并增强对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和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影响力。在国际上对中国互联网发展重视程度增加的同时，国内学术界也正致力于将中国互联网历史引入全球研究议程。

2000-2010年代中国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其在全球层面成为了大量研究的焦点。然而，大部分的研究集中在技术和政治影响上，忽略了社会和文化面向。而伴随着互联网发展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变迁更能体现一种“全球”想象。尽管《互联网研究的国际化：超越英语范式》（2009）、[41]《多语言的互联网：语言、文化和在线交流》（2007）[42]等论文集，试图从语言、文化和社会等维度破除“主流”认知对互联网史的禁锢，但整体而言，中国互联网史的受重视程度并不高。一个缘起于中国的公益性项目——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OHI）于2007年启动，立基于全球视野，专注于全球互联网领域关键人物口述史料的记录、收集、整理、研究。迄今已完成来自治理、技术、商业、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层面近50多个国家、地区的500多人次的访谈，在推动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研究社区的交流互动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从全球视野反思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机会。无独有偶，Internet Histories学术期刊主编Niels Brügger等人最新编著《互联网和网络口述历史》（Oral Histories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Web）出版在即。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我们从未现代过”的论断，呈现了技术时间的杂乱无章。[43]通过思考“技术使用”的历史能够提供一幅不同于以往的技术图景。它不仅影响着我们对技术时间概念的重新思考，还将为我们提供一段区别于现代性叙事的全球史、一段驳斥以创新为中心的一些重要假设的历史。[44]如今，各国家区域的互联网史研究的视野正逐渐开阔。虽然每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网络文化等都是由具体政策、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塑造，但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也许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互联网史，以便考察和比较中国互联网在全球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脉络下的复杂性和相互交织的路径，而不仅仅是作为互联网史全球视角（Global Perspective）中的独特存在。

三、互联网与中国式现代化：

从“14亿人思维”到“80亿人思维”

马克思认为，现代化的本质在于它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取向和理性追求，是其引导下的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互联网作为人类新的生产方式，无疑是整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和催化剂。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一次系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我们总结互联网30年重要视角，更是中国互联网面向未来的基本参照。

互联网发展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成为区域发展的先行驱动力。全球网络空间格局的变化开始明显驱动了全球格局。截至2022年6月底，全球人口接近80亿，全球网民突破54亿，普及率达到69%。整个亚洲网民数量超过29亿，其中中国网民数量达到10.51亿。而欧洲（7.5亿）和北美（3.5亿）总和为11亿，和中国网民数量大致相当。非洲网民数量超过6.5亿，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网民数量5.5亿，拉非相加网民数量也超过了欧美。[45]更重要的是，欧美网民普及率已经超过90%，因此，在全球未上网的25亿群体中，95%处于亚非拉地区。这一方面凸显了全球数字鸿沟的严峻性，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新网民增长点。

中国互联网全球化才刚刚开始，TikTok等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也才开始对美国互联网公司构成竞争压力。整体来说，中国互联网全球化程度还远远不如美国，但中国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亚非拉国家进入互联网时代的核心力量。这一点，可以从智能手机iPhone的竞争格局上得到一定的印证。2022年第二季度，iPhone在北美的市场占有率第一次超过50%，达到1850万部，占到其全球出货量4750万部的39%。欧洲和中国市场出货量分别为960万部和950万部，占比分别为20%。三大市场出货总和3760万部，占比79%。而其他市场只占约21%。在这些市场，中国小米、OV和传音等品牌占据了绝对主导。其中传音2016年在非洲手机市场的占有率达到38%，排名第一，2019年进一步提高至52.5%，是名副其实的“非洲手机之王”。传音目前基本稳定在40%的占有率，它最大的竞争者主要是其他中国品牌。印度作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市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超过60%，前5大品牌中中国品牌占据四席。

数字时代，社会全局性的联结性是社会运行、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基础性条件。尽管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中国继续以适度超前性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引领全球，是赢得全球发展优势的重要举措。中国企业进一步确立了数字时代全球引领者的定位，继续推动联结每一个人，继续推动联结世界每一个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一马当先，虽然华为遭遇了美国政府的强力政治干预，但到2020年8月，华为就已经与非洲40个国家展开了合作，华为占据了非洲大陆电信网络的70%以上。在拉美地区，华为和中兴也引领电信设备市场。随着TikTok在包括欧美在内的全球范围的异军突起，以及SHEIN等电商服务的强势崛起，中国力量不仅仅在传统硬件领域继续高歌猛进，也在社交媒体、电子商务、数字娱乐等全球领域开始崭露头角。

在一个70%人口通过互联网全面联结起来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再只是理想，而开始成为现实。除了贸易和商业的视角，中国互联网力量的全球崛起，其意义更加深远。世界银行发布的《2021年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让生活更美好》指出，截至2018年，全世界有8%的人口未接入3G无线宽带（普及率有所提升），且地区差距十分明显，在北美接入率达89%，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接入率只有22%。未接入4G无线宽带的人口则高达20%。此外，在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非洲）宽带信号接入鸿沟影响了约30%的人口。面对全球范围内的数字鸿沟困境，中国正不断成为带领每一个人进入数字时代的关键力量，也将是未来每一个人更好享受数字时代的核心驱动，是推动全球数字鸿沟问题解决的最重要力量。

作为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长期主导着全球互联网的发展。如今，随着中国力量崛起，美国政治干预的力度也逐渐加大。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和北约借助数字技术的优势地位，发动了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以来第一场全方位、全体系的“数字混合战”。[46]2022年4月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成立其第一个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CDP），宗旨旗帜鲜明：“网络空间和数字政策局领导和协调国务院在网络空间和数字外交方面的工作，以鼓励负责任的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并推进保护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服务于美国利益、促进竞争力和维护民主价值观。”2022年4月28日，美国发起《互联网未来宣言》在线签署仪式，美国、欧盟成员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共6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签署方，声势相当浩大。宣言号称“向所有政府开放”，实际上明确指向中国和俄罗斯。宣言倡导“开放、自由、全球性、可互操作性、可靠和安全”，实际上是以价值观为标准，准备在全球一体化的互联网世界划出不同的阵营，排斥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但是，这一事件从另一个角度也恰恰见证了美国在全球互联网领域力量的衰退。

《互联网未来宣言》的源头来自特朗普政府期间的“净网行动”，本来应该在2021年12月美国举办的“民主峰会”上推出，后来因各种困难推迟到2022年。签署的60个国家和地区，其实整体网民总数不到8亿，不到全球网民的六分之一。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尼日利亚、日本、俄罗斯、孟加拉国和墨西哥是当今全球网民数量前十大国家，只有排名第3的美国和排名第7的日本是签署方。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当今互联网大国都没有参与。如今占据全球网民半壁江山的亚洲国家，除了日本、以色列等个别国家，包括韩国、新加坡等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参加。非洲也只有肯尼亚、尼日尔等个别国家参与。网络空间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一个越来越以数据和算法实现超联结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前所未有地联结在一起。但在时间和空间维度日趋“内爆”的同时，因为利益、意识形态、权力、民族等各种因素，人类也必须面对另一种撕裂、脱钩和冲突的力量的冲击。真正弥合数字时代和谐共处的全球公共物品供给明显严重不足。但不管如何，真正的“地球村”已经成为现实，每一个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时，必须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每一个国家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必须考虑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人类如何在数字时代友好共处，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建立良好的秩序，如何更好地安身立命？除了继续大力追求发展，重构伦理、规则和秩序的数字治理将成为我们最大的挑战。

真正的《互联网未来宣言》，应该是以代表全球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联合国机制来推动，才是维护互联网开放、促进互联网发展、确保互联网未来的正道。中国应进一步加大数字时代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和产业全球化的步伐。开放既要体现在行动上，更要体现在价值观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始终坚守各国不分大小、贫富，一律平等的主张，完全契合互联网的时代精神。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而中国，首先自己要发展好，同时大力度推进“一带一路”互联网先行的战略举措，并且与欧洲和美国的“多利益相关方”各个层面也开放性地进一步强化合作。

显然，中国互联网的全球化进程才刚刚开启，为数字时代的全球化贡献更大的力量成为中国崛起的重要使命。作为后来者和后发国家，中国是搭着工业时代相对完善的公共物品之便车而后来居上的。那么，面对数字时代，中国应该成为全球新公共物品的重要提供者。超越“14亿人思维”，走向“80亿人思维”，这是中国迫切面临的视野突破和观念拓展。

四、结 语

总之，在全球史视角下总结中国互联网30年，并展望更具挑战性的未来，最重要的实践经验就是：中国通过不懈的努力，展现了数字时代人类现代化新的路径——将全球处于发展中阶段的近五分之一人口整体带入数字时代，既需要善于运用互联网驱动发展，又必须管理好互联网带来的各种问题与挑战。利用好并管理好，双轮驱动，缺一不可，就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经验的核心所在，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与借鉴的最佳实践。对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我们任重道远。面向未来，中国是一个与世界更加紧密互联、深度联动的中国，虽然将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剧烈的地缘政治的博弈与冲击。但只要中国坚持正确方向，顺应时代精神，保持定力，继续30年的成功经验，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取得更大的进展，也会对全球互联网和全球发展做出更多更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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