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竞争的未来趋势研究——全球科技创新驱动下的产业优势转移、冲突与再平衡
2020-06-10 15: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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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年12月下      作者: 方兴东、杜磊

【摘要】中美科技竞争是一场交织着技术、产业、经济、政治和全球博弈等多重复杂和综合因素的地缘政治冲突,是中美高科技近50年来竞合和博弈的必然结果,其根源是在互联网全球化浪潮下,技术变革和创新驱动导致的产业竞争优势转移。中美科技竞争本质是美国借助全球霸权地位,用政治方式野蛮介入和干预高科技的政策市场竞争,瞄准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领军企业和前沿领域,狙击和遏制中国高科技的崛起。面对充满变数的科技竞争,从“自下而上”的技术演进的视角出发,结合“自上而下”地缘政治的视角,更能触及问题的本质。纵观世界科学技术变革趋势,中美科技竞争必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以普惠全球为目标的全球科技创新大浪潮,两国在经历全面竞争和更剧烈的冲突之后,会再次进入一个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的再平衡的新阶段。总之,中美科技竞争因全球技术变革和创新而起,也将随着技术变革和创新的继续深入而结束,成为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段弦外之音。

总论:中美科技竞争的本质与根源

中美科技竞争是一场交织着技术、产业、经济、政治和全球博弈等多重复杂和综合因素的地缘政治冲突。中美科技竞争本质上是美国借助自身全球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用政治方式野蛮介入和干预高科技的政策市场竞争,瞄准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领军企业和前沿领域,狙击和遏制中国高科技的崛起和超越,试图继续维护其长期垄断的优势地位,其中以将华为驱逐出美国市场、实施“断供”并全球围堵华为5G为标志。正如任正非在接受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采访时确认:我们(华为)认为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华为公司,孟晚舟事件只是起头,美国想抓住孟晚舟作为筹码来打击华为。[1]亚马逊CEO杰夫·贝佐斯也在2019年12月7日的里根国防论坛上鼓吹“中国科技威胁论”,认为“中国的科技进步对美国军事霸权构成全新的威胁”,并指出“两国之间的科技竞争不是体育比赛,你不会想要公平竞争,美国必须做得更多,其中希望加强科技公司与军方的商业合作就是最重要的一条。”[2]

中美科技竞争爆发的基础是技术创新与变革。此次中美科技竞争虽然是很复杂的政治事件,并充满了各种变数,但究其本质是技术创新与变革,换言之,技术是因,政治是果;政治是外,技术是里,是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全球互联网浪潮的发生和发展,也影响了中美科技实力的此消彼长、优势互补与力量转移,在此过程中,技术变革以“看不见的手”导演了中美科技之间的竞争、合作与冲突。因此,从技术创新与变革的角度出发是理解这场科技竞争的一把最好的钥匙。立足技术变革和创新的基本进程,可以大致判断未来20年中美科技的基本走向和脉络,勾勒全球的力量转移和双方的优势起伏,进而为我们描绘出未来的大致进程规律和我们如何制定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相关对策。

虽然技术变革肯定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却是最基础、最底层也是最活跃的重要因素;技术变革也不是分析、反映和衡量这场冲突最显性和最权威的指标,但却是可以用于表征科技竞争内在逻辑最直观的指标之一。从技术演进出发,“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结合从地缘政治出发的“自上而下”的分析,更能够触及很多内在和基础性的问题。当然,最终我们需要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视角,才能对这场将极大改变中美两国关系、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甚至高科技产业历史进程的冲突进行更透彻的分析和理解。最终,解铃还须系铃人,技术变革和创新在底层悄无声息地“导演”了这场中美科技竞争的发生和发展,也将因为技术变革和创新的不断深入,而自然而然地“终止”这场逆时代潮流、损人不利己的“共输”的“战争”。当然,不排除其他各种因素将会影响和改变未来的进程和表现。

中美科技竞争是中美高科技近40年来竞合和博弈的必然结果。毋庸置疑,中美科技竞争是因为中国高科技快速崛起直接威胁和挑战美国高科技的竞争优势和相关利益。但是回顾50年来全球互联网技术变革和创新历程,就不难发现,中国高科技的崛起是互联网浪潮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随着互联网渗透率从早期精英阶层开始,而后普及到全球中产阶段,再进一步深入到普通大众,全球互联网开始真正进入不发达国家人口上网的下半场。在此背景下,整个产业的新增长点和爆发点开始远离美国企业固有的中高端优势市场,而全面进入中低端市场,中国企业将成为服务全球发展中国家人口上网,推动低收入群体进入网络时代的主力军。因此,中国高科技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趋势,是人类进步的使命,其趋势不可逆转。

众所周知,高新科技产业与别的领域不一样,重大技术变革一旦到来,高新科技产业就存在变局的机会。从历史上来看,高新科技产业变革的周期是10年。无论是在个人电脑阶段还是在互联网web1.0阶段,美国一直远超中国。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和美国才开始各有所长。目前,虽然美国在全球高科技领域整体实力上远超中国,但是随着5G、AI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华为有无可能在5G时代单兵突破,产生“破窗效应”成为“下一个10年”最大的悬念。5G是整个产业变革的核心,目前处于全球高科技最风口浪尖的战场。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9年4月13日在白宫发表的关于5G演讲提到,“5G是一场美国必须赢得胜利的竞赛”,而“美国公司必须引领世界蜂窝技术,5G网络必须安全,必须强大”。目前,5G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最先超越美国的领域,华为一旦在核心技术上突破,就必然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整体带动上下游产业。日本专家认为,华为在5G领域全面掌握终端、基站、无线芯片组、通信用半导体、中央处理器等相关技术,简直称得上最强的垂直整合样板。不仅是通信,华为还有能力掌握物联网的基础设施。在5G时代,掌握基础设施的企业将变得强大。5G时代的产业结构将再次改变,苹果和英特尔存在衰落的可能性。[3]

技术演进的逻辑决定了中美科技竞争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2019年12月13日,中美贸易战经过近两年的博弈,双方终于就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是,以华为事件为核心的科技竞争,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美国国内多位资深人士和经济学家认为,2020年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不会因为协议而止步,未来双方在竞争全球影响力的同时,会继续限制中美科技交流。正如史蒂夫·班农在接受《南华早报》电话采访时所称:“把华为公司从西方市场‘赶出去’比中美之间达成协议‘重要10倍’”。[4]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场科技竞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美科技竞争的根源在于中国高科技全面崛起开始真正挑战和威胁美国高科技的全球领先优势,以互联网下半场为契机,中国开始了新的以科技为主导(而不再是中国制造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将极大冲击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由于中国在人工智能、AI、5G方面的成就已经达到了美国高科技发展的临界点,美国政府为了保持在高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采取极端手段遏制中国,便成为其必然选择。中美科技竞争的本质是利益冲突。因为中国高科技崛起触及美国核心利益,而且难以逆转,所以除非找到中美共赢的解决之道,否则科技竞争还会继续发展。科技竞争的打击力度与几十年来技术进程、产业发展、中美实力和利益冲击正相关。贸易战可能偃旗息鼓,但是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的遏制已成定局,而且刚刚开始。短期内,科技竞争不会停止,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文献综述:目前学术界对科技竞争的分析和局限性

贸易战是美国用体面的方式对中国进行科技竞争的借口。由于美国最先以贸易逆差为由通过提高关税向中国发动贸易战,中国被迫以关税的方式进行锚定式反击,所以许多学者被贸易战的思维先入为主,并由此形成多维度解读。总结归纳目前产业界和学界主流的观点有五种。第一种是“贸易说”和“经济说”。刘国柱认为:“今天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其实这是经济战,核心是打压中国的崛起,尤其是阻止中国经济由大变强,贸易战所折射的是美国对华战略环境和政策的转变,体现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5]第二种是“全面遏制说”。美国问题研究专家王缉思认为:尽管公众关注重点是被大肆报道的贸易混乱,但忧患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几乎传染到双边关系的各个方面。特朗普政府发布的若干官方文件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美国的战略对手,标志中美建交后美国历届政府采取的对华政策出现重大转变。[6]第三种是“政治说”。王义桅认为:中美贸易战实则非关经济,而是政治问题。贸易战的开启标志着中美关系迈入战略博弈新阶段。[7]第四种是“法律说”。强世功认为:中美贸易战的核心是法律,是规则,涉及到知识产权、WTO、反垄断和政府补贴等法律问题,这也是全球法律治理中的规则问题。[8]第五种是“意识形态说”。石云霞认为中美贸易战实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美贸易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坚定战略定力,树立长期作战思想,下定决心准备打持久战。[9]以上的这些分析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具有某种合理性,但主要遵循了中美博弈研究的传统思维和框架,对分析当下中美关系有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逐层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贸易战”是“科技竞争”的表征,“科技竞争”是“贸易战”的实质。例如,林雪萍认为:贸易战并不是唯一战火正酣的战场,美国正在精心设计一个基于特种兵战略思维的冷箭战:针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定点瞄准。把中兴事件归为贸易战,完全是误判形势。美国正在发起一种定向瞄准、打击一片的科技战。[10]再比如阎学通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贸易谈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贸易,而是美国想要通过贸易谈判阻止中国科技发展速度赶上美国。如果技术上做不到赶超,那么未来经济财富上,中国也很难超越美国。”[11]国外一些知名报纸也提出了中美科技冷战的观点,如《纽约时报》和《卫报》等报纸刊登系列文章对此进行了解读。本文作者在此期间也发表过几篇文章,认为中美之间全面脱钩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双方之间高科技脱钩的可能性在上升,而“孟晚舟事件”的发生,表明美国一些政客推动的科技脱钩正在被付诸实施。[12]经过长时间的思考,通过回溯近40年中美高科技博弈历程,整体把握高科技领域全球格局和发展趋势,深度解析中美高科技竞争的根源、历程和关键事件,我们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本质就是科技竞争。本篇将深入探究中美高科技领域的现状与趋势,为我国应对日趋白热化的中美高科技竞争提供战略引导与对策建议。

技术变革:透视中美科技竞争的基本逻辑和分析框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纵观世界历史的发展长河,科技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当下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未来的数字革命,技术发展和变革始终是推动产业的发展、财富的分配和政治格局洗牌的重要力量。所以,从“自下而上”的技术变革视角出发是分析中美科技竞争的基本框架与基础逻辑。

科技力量是大国崛起的支点。科技是历史的杠杆,是世界霸权更迭的根源,是大国崛起的支点。纵观近现代科技史与经济史,16~18世纪,英国凭借牛顿的力学理论与瓦特的蒸汽机发明成为世界科技中心;而后随着西门子发明自励式直流发电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普朗克创立量子论,德国成为20世纪初的头号科技强国;20世纪50年代前后,世界首颗原子弹在美国爆炸成功和贝尔实验室成功研制出晶体管两大事件标志着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并保持至今。纵观历史,不论英国、法国,还是德国、日本、美国,无一不是依靠抓住某次关键的产业技术革命机遇而成功崛起,并最终成为世界的科技与经济中心。这一世界科学中心历次转移也被称为“汤浅现象”。[13]

作为目前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一贯的思维是将科技与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结合在一起,科技不仅局限于产业和商业,科技是美国霸权的基础。他们认为动摇美国科技优势,就会动摇美国的各方面优势。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挑战,不仅对我们,对欧洲、日本及全球贸易体系都是严肃挑战”。他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强调,“如果中国在这些(高科技)领域取得世界支配地位,将是美国的噩耗”。[14]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也指出,这场高科技之战涉及的都是未来的产业,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和量子计算,不仅关乎美国的经济繁荣,也事关国家安全,因为很多行业都会在未来对军事产生深远影响。[15]

中美科技竞争是互联网全球化浪潮下创新优势转移的必然现象。中美科技竞争形成于两国科技力量的此消彼长,从技术发展角度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前文提及的技术发展带动国家力量的转移,目前,正发生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之中。与许多高科技类似,最初对互联网的使用只局限在少数领域的少数精英中,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成熟,市场化推动下的互联网走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娱乐的重要工具。中美之间科技竞争的起点即隐藏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的市场化进程中,美国坚守其精英化市场,而中国的大众化市场迅速形成了规模优势。

如果把世界地图摊开,对比全球各国的人均GDP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可以发现其吻合度非常高。通常而言,人均GDP水平高的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也比较高,如北欧和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超过5万美元,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95%;在东南亚和非洲大部分地区,人均GDP水平处于中低甚至低水平,其互联网普及率则不足50%,东非为30%,中非刚超过10%。全球互联网的下半场即是让这些还未上网的人成为网络中的一份子,互联网全球化还将在这些地方继续深入。不久的未来,得益于通信传输技术的升级,他们在融入互联网的方式上极有可能会直接跳过传统PC阶段,以移动互联网或智能互联网的方式接入。互联网技术的变革正是体现在技术市场的不断下沉中,这也是全球科技力量转移的关键。中国的实践证明,拥有庞大用户群的技术体系才能在迭代更新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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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的中高端路线决定了他们不会重视中低国家市场,而中国则愿意以自身的发展经验根植于这些市场,通过技术创新和不断投入市场试错,逐步在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力。互联网技术的特点是随着用户的越多而成本越低,中国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使得美国产品的性价比产生雪崩式的下滑。所以,若未来数十亿新上网人口遵循中国的技术标准,必将与美国引导的技术体系形成冲突。今日视之,这种冲突已不可避免,突出体现在当下美国对5G技术标准主导权的争夺,通过科技竞争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突破。

技术演进带来的中美科技竞合关系变化。中美技术竞争并非一朝一夕,它遵循了客观的发展规律,有着明显的时间痕迹。随着互联网普及和发展不断深入,人类社会从互联网大众化之前的欠联结社会,发展到以PC互联网为纽带的弱联结社会,然后进入移动互联网为纽带的强纽带社会,下一个10年将进入以5G和AI为纽带而形成的万物互联的超联结社会。这种社会联结程度的突破性变化,改变了全球高科技竞争格局和优势,也改变了中美高科技的发展态势与命运。美国高科技在强联结和超联结社会全面到来的浪潮中,未能充分发挥其先发优势而面临被动局面。我们分析中美科技竞争的来龙去脉,判断科技竞争的未来走势,必须置于过去40年中美科技发展历程和博弈历程中去看,可知其与中美两国高科技实力变化有关,更与中美两国关系的变迁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最核心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全球高科技自身内在的演变逻辑。从中美互联网高科技的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后来的发展大致分为五个阶段:1G时代,20世纪80年代,市场换技术的引进阶段;2G时代,20世纪90年代,市场唤醒与追随阶段,本土企业开始建立和孕育;3G时代,21世纪00年代,自主创新阶段,本土企业和产业处于追随和模仿阶段;4G时代,21世纪10年代(移动互联网阶段),开始强调自主可控阶段,中国企业开始发展壮大,中美利益冲突进入爆发期;5G时代,21世纪20年代(智能物联网),全球化阶段,中美进入高强度博弈阶段。随着利益的平衡被打破,中美企业竞争优势逐渐转移,双方冲突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未来到21世纪30年代的6G时代,全球人人上网的基本格局形成,中美双方优势互补、各有所长,有望进入一个相互良好合作再平衡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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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美科技竞争的焦点为什么是5G?除了因为5G在技术上具有重大突破和重要战略价值以外,从通信技术发展的时间轴看,也必然是5G。如表1所示,从1G到5G,差不多以10年为一个发展周期。纵观50年的通信产业发展历程,我国经历了1G的发展空白、2G的缓慢跟随、3G的真正突破、4G的开始并跑再到5G的领先构想,由是观之,从“并跑到领先”即成为中美科技影响力转移开始的一个标志。

中国互联网和通信产业技术的进步。经过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互联网和通信产业已经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由于技术发展客观存在的规律性,我国在许多领域仍具有对外的依赖性,但国内企业也通过技术创新在少数领域具有了挑战美国高科技的全球领先优势,突出体现在以华为和BAT等为领军的中国高科技不断崛起,在互联网、电信设备等少数领域开始让美国公司陷入被动局面。中国目前已经部署了35万个可操作基站,几乎是美国的10倍,华为已经向海外运送了1万个基站。2009年以前,收入排前10名的互联网公司都是美国公司;2018年,前10名中有4个是中国公司。2019年5月2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5G生态报告》写道:“如今,在前10名网络经济企业中,中国企业占了4个席位。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如果中国继续领先,以5G代表的未来网络有可能进一步向中国倾斜……中国在5G领域的发展,将重现美国在4G领域的辉煌。”美国战略界认为科技进步的力量会使得中国在周边地区拥有相对于美国更强大的军事地位,从而导致美中力量平衡可能接近临界点。[16]

美国面临的技术发展困境与担忧。目前,美国虽然在技术上具有先发优势,并且将在相当时间内保持这种优势,但现在仍然受发展不均衡问题的困扰。这种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创新的节奏和市场化的速度,尤其在中美科技力量角力的情况下,一升一降造成的势能差会引发更大的动能破坏。据美国权威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和信息科技与创新基金会(ITIF)联合发布的《生长中心案例——怎样在美国推广科技创新?》报告指出,美国科技创新主要集中在波士顿、西雅图等地,极端的地区差异阻碍科技发展,并将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因为新兴的创新产业具有“抱团”特征,“集中”会给科技企业带来更大的利益,这带来了强大的创新推广阻力。该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和国会新建区域性创新生长中心,缓解科技领域的“贫富差距”问题。[17]

作为美国政治界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莱特希泽更愿意把发展的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会对美国带来严肃挑战。他的看法得到美国智库与学界的呼应,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司各特(Robert E.Scott)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在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公共投资激励下,通过日益复杂的工业计划体系,中国的技术能力正在快速提升,对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及国家安全构成巨大挑战。……全球先进技术产品贸易已经被中国所支配,而这一向被视为美国的竞争优势之源”。[18]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Atkinson)在同一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大力推行“创新重商主义”政策,通过诸如《中国制造2025》等政策手段寻求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全球优势地位,挑战美国。[19]再比如三年前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等主要西方媒体热议中国网络的进步,认为腾讯在网络方面已领先美国的网络公司,现在已经不是中国“山寨”美国,而是硅谷“山寨”腾讯。

中美科技竞争发生、发展的历程概述

在近两年的贸易纠纷中,中美双方都是边打边谈。这种节奏符合很多分析人士的预期,甚至认为贸易战很快就会结束。直到震惊全球的“华为孟晚舟事件”发生,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又骤然进入到了新的角逐期。如前文所提,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并非肇始于中美贸易战,而是根源于近十几年来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崛起,并至少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酝酿期(2003年1月~2016年11月)。2003年1月22日,美国思科公司向位于美国德州东部的马歇尔镇联邦法院起诉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在其长达77页的起诉书中,指控涉及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21项罪名,几乎涵盖了知识产权诉讼的所有领域。思科对外界宣称,这是思科成立17年来的首次主动诉讼。而华为也表示,这是华为创立15年来第一次被外国企业起诉。以此为开端,中美高科技遭遇第一次剧烈碰撞。此后,以华为和BAT等为领军的中国高科技产业不断崛起,在中国市场给美国高科技公司不断增加竞争压力,在互联网、电信设备等不少领域开始让美国公司陷入被动局面。20多年来,美国高科技公司围绕中国市场表达利益诉求的模式都是一以贯之的:通过美国高科技行业协会和组织,游说华盛顿的政客,再通过美国政府施压中国政府,实现中国政策符合其利益诉求的调整。这一模式20多年来屡试不爽,富有成效,十分灵验。所以,这个阶段的中美科技博弈,主要还是集中在彼此市场竞争层面,也主要由美国高科技企业的不满情绪驱动。

第二时期是试探期(2016年11月~2018年12月)。这一阶段是从特朗普上台之后,到孟晚舟事件爆发前夕。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中兴业务进入休克状态。2018年7月11日,澳大利亚以安全名义禁止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美国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DAA)明确提出:禁止政府机关及其承包商向中兴、华为以及一批其他中国公司购买设备。2019年9月25日,美国政府向加拿大、英国、新西兰施加压力,要求上述国家与美国和澳大利亚一道封杀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通信网络设备制造商。此举标志着美国政府以“五眼联盟”为切入点,开始系统部署狙击华为的围猎战役。相较于前一阶段美国企业谋求利益的商业游说,这一阶段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经变为特朗普政府狙击中国高科技的政治行为,在此过程中,美国企业的利益诉求变成了政客们攻击中国的“最佳武器”。

第三时期是爆发期(2018年12月~至今)。在中美两国达成“避免贸易战升级”共识的同一天,过境加拿大的华为CFO孟晚舟女士在美国的要求下被加拿大警方拘押。两件事情看似偶然,却意味深长:第一件事标志着经过之前的中美贸易剧烈摩擦之后,美国方面基本放弃了中美“整体脱钩”的战略冲动;第二件事标志着在美国一批政客的精心谋划和推动下,中美高科技领域“部分脱钩”的尝试正在逐渐付诸实践。2019年1月3日,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总统可能会使用行政命令禁止华为和中兴的采购。2019年1月29日,美国对华为提出23项指控,指控其窃取商业机密和欺诈。2019年5月15日,行动全面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实施针对华为的“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对华为供应链实施全球封杀,对中国高科技的“斩首行为”全面展开。随后不久,特朗普公开声明,华为是中美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在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命令后的一个月内,不仅谷歌、ARM、微软和Facebook(脸书)等陆续停止与华为的合作,包括无线网络认证组织Wi-Fi联盟、JEDEC(固态技术协会)、SD协会、USB-IF组织、PCI-SIG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以及美国组织还宣布取消华为会员身份。2019年6月21日,美国商务部又将中科曙光、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海光、成都海光集成电路、成都海光微电子技术共5家实体企业加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企业向其提供美国技术及元器件。

综上所述,中美科技竞争虽然是现在爆发和显现的,但事实上10年前就埋下了伏笔,是中美高科技领域近40年来竞合和博弈的必然结果。美国发动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目的是要遏制中国高科技的竞争力,狙击中国高科技的崛起,维持中国作为高科技生产制造等产业链低端的互补角色,而不允许中国走向高科技产业链的高端,不允许中国通过强有力的性价比组合冲击美国高科技的领导地位,最终将美国高科技边缘化。正如曾志敏评论说:“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显然不是如表面上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那么简单,而是要通过经济对立形成对中国经济遏制的绝对优势,尤其要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从而在长期经济对立中逐渐消耗中国在经济上的国力。”[20]

华为之战: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事件

作为中国高科技旗舰企业,华为近年来在5G、半导体、消费电子和企业网络设备等领域快速崛起。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指出,截至2019年4月中国企业申请的5G通讯系统SEPs(Standards-Essential Patents,标准关键专利)件数占全球34%,居全球第一,其中华为拥有15%的SEPs,位居企业榜首。华为的成就固然离不开自身的奋斗,但更重要的是华为深刻理解了未来技术和市场的方向。无论是美国、欧洲等传统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等欠发达国家,华为都将其视为自己可以服务的市场,尤其在相对落后国家的市场投入的人力、财力要比其他同类企业多。由于技术上投入大量资源布局5G研发,使中国技术标准被纳入全球标准体系成为可能,并占据重要的话语权。另外,在其他一些重要的基础和核心领域,华为也在积极布局。这是引发美国举全国之力、携政经资源对华为一家企业定向打击的重要原因。

美国封杀华为是此次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事件,是对中国高科技的“斩首行动”。美国民粹主义代表人物、特朗普竞选班子的宣传总长和核心智囊史蒂夫·班农曾说“干掉华为比达成中美协议重要十倍”。此次封杀华为无论对于中国、美国还是全球都是非常重大的事件,某种程度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封杀华为是全球高科技产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此次封杀华为堪比新型的世界大战,严重影响了整个全球高科技产业链和竞争秩序。纵观全球高科技产业发展史,一个政府如此抨击和诋毁一家企业应该说前所未有,而且迄今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收手的迹象。封杀华为事件最大的后果就是:自上而下的“政治病毒”不断扩散和蔓延,直接冲击和动摇几十年来自下而上市场化形成的全球产业链。正如鲁传颖所说:“其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5G领域,也不再是华为作为一家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更是中美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并将对未来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和创新生态体系带来深远影响。”[21]

封杀华为是美国高科技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封杀华为是美国开始反全球化的标志性事件。通过单纯的公平市场竞争美国企业已经竞争不过中国企业,无力阻止中国的超越。唯有另辟蹊径,借助政治力量帮忙才可能扭转趋势。美国政府的举措也很明确,借助于美国整体霸权地位,以似是而非的政治理由打击中国领军企业,通过这些政治方式的“斩首行动”,最大成效遏制中国高科技的全球崛起。在价值观层面,美国此举直接背离了创新精神和互联网精神等高科技产业的“定海神针”。特朗普政府的做法看上去是在封锁华为并孤立中国,事实上,这是在消解美国的全球化遗产,削弱美国的全球优势。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亚伯拉罕·纽曼表示,“受到现实的地缘政治因素制约,过去20年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将变得不可持续,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22]

封杀华为也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近年来,美国政府围攻华为的行为不断升级,尤其是狙击全球各国在5G方面与华为的合作。目前,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企业和整个社会,依然还怀抱美好愿望,希望中美争端能够尽快得到妥善解决,中美关系重新回到正常轨道。尽管美国政府,变本加厉、步步升级。但是,我们一直是有礼有节,保留可能伤及两国关系的各种手段。然而,事到如今,为了中国高科技的未来,我们应该放弃幻想,做好应对。中国高科技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顺风顺水,基本上没有经历真正的大风大浪。而这一次,高科技产业终于成为挑战的前沿,这是前所未有的危机,也可能是获得真正突破的时代大机遇。把压力变成动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恰恰是高科技领域创业和创新精神的真谛所在。如今的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群体、开放的市场竞争、创新的本土企业、敢于领先的运营商,无疑是我们面向下一个10年最大的底气和信心。

今日视之,经过此轮封杀,华为不但未被击垮,还展现了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和极限生存能力。一方面,华为在销售业绩上实现了逆势上扬。据华为官方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第3季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6108亿元,同比增长24.4%;净利润率8.7%。其中,华为在全球有60多个5G合同,还有40多万个基站,智能手机的发货量超过了1.85亿台,增长了26%。另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24日,107支华为概念股2019年的平均涨幅高达56.14%,大幅跑赢同期上证指数涨幅17.92%,总市值由2018年末的23068亿元增至最新的32676亿元,增幅达41.65%。事实表明,美国对华为的极限施压,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华为,让华为员工真正感到危机的到来,激发了大家的工作热情,使得经营状况在外部受压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良好的增长。另一方面,也促使华为大大加速了研发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的进程。此前,华为关于核心技术虽然提了许多年,但是没有领导厂商真正做核心技术。目前,华为从底层鲲鹏芯片到鸿蒙操作系统再到应用合作,持续发力自主生态,自主产业生态链日趋完整。华为也在外部压力下解决了以往内耗过大的问题,顺利在研发体系裁减了48%的部门,关闭了46%的不必要的研究,使得公司的业务更加聚焦主航道。任正非说:应该感谢特朗普,如果没有特朗普,世界就不知道华为有多强。这是目前为止最出乎特朗普本人意料的事情。美国发动贸易战是有战略性部署的,基本上是志在必得的。特朗普作为政治家的最大误区是低估了企业家的精神。2019年5月21日,马化腾在2019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上表示:“中国已走到发展前沿,拿来主义的空间变少。我们也时刻关注中兴和华为事件,关注贸易战会不会变成科技竞争。要在关键技术上下苦功,否则数字经济难以为继。”[23]

中美科技竞争得失的阶段性盘点

综上所述,美国有计划、有预谋发动的这场科技竞争,从休克中兴、抓捕孟晚舟到断供华为,直到贸易战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文本,迄今为止,已持续将近两年时间,很多影响与后果已经呈现,值得认真总结和复盘。双方对科技竞争造成得失的理性认知,对未来结束这场破坏性极大的冲突很有裨益。

中美科技竞争对中国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与冲击。我们先从自身角度出发,冷静盘点一下科技竞争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和冲击。第一,中美科技竞争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直接打击了中国对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信心。此次中美科技竞争给一直平稳发展的中国高科技产业增加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极大挤压了人们对中国高科技的想象空间。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风险投资的冲击。根据万得PE/VC数据库显示,截止到2019年11月5日,中国创业投资机构2019年新募基金只有379支,募资总额只有1761.03亿元,这几乎是断崖式的下跌。2018年,这一数字为2182支,11513.84亿元;2017年为3114支,10946.50亿元。即便是2010年,这一数字都是710支,3142.93亿元。这次创业创新“弹药”供给的断崖式下跌,对于处于高速发展中的产业无疑是很深的“内伤”,影响深远。相比之下,美国2019年的相关数据并没有受到科技竞争的影响,依然保持和2018年相近的高水平。一方面说明美国针对中国科技竞争的凶狠和毒辣;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短时间内在战略上的被动和失策。第二,封杀华为等一系列事件严重危及华为的生存和发展。无论是抓捕孟晚舟,还是利用各种手段将华为排挤出美国市场,以及蓬佩奥等在全球范围狙击盟友使用华为5G产品,尤其是要求华为的美国核心供应商即时断供,直接危及华为的生存。这其中不少手段是直取生命的“绝招”,比较极端的案例有:英特尔服务器芯片的断供对华为服务器业务几乎造成直接休克,微软Windows的断供对华为新兴的笔记本电脑业务有着致命伤害,还有受到最大冲击的当属被谷歌限制GMS服务,使得华为智能手机在海外市场出现大幅下滑,尤其欧洲市场,整体损失数百亿美元。华为内部高层预测:2020年,华为的业绩增长将降至10%左右。第三,中美科技竞争还由此形成了其他一系列的冲击效应,突出表现在产业层面,对超级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直接冲击。尤其前段时期美国进一步扩大对大疆、大华、海康威视等中国科技公司的禁令,都直接干扰了中国公司正常的业务发展节奏,扰乱了原有的产业链和生态。此外,中美的人才流动和双向投资,甚至科学界的交流合作,都受到了政治的强力干预。这些多层次叠加的影响,损失与后果难以估量。

中美科技竞争对中国长远发展的意义。科技竞争对于中国来说,代价惨重,学费昂贵,但也有收获,尤其是对中国的长远发展。第一,华为抗住了美国最猛烈的打击,高度体现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极强韧性。虽然美国一连串的打压行动对华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华为不仅幸存下来,而且全年业绩还实现了逆势上扬,取得了20%左右的良好增长,不但超出了任正非对于形势的判断,更超出了中国、美国乃至全球大多数国家的想象。这大概是这场科技竞争过程中最大的意外事件。对于中国高科技发展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激励和振奋,意义堪可比拟朝鲜战争的“上甘岭战役”。假如在美国政府的强力打击下,华为也像中兴一样休克,那中国在整个科技竞争,乃至整体的贸易战中,其被动局面可想而知。华为没有倒下,反而被激发了更强大的斗志,成功挺过了“极限测试”,无疑成为中国高科技产业韧性和信心的最好展现,对本次中美高科技竞争的局势起到了战略性的全局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美科技竞争的核心是中美高科技博弈,中美高科技博弈的核心是华为一仗。所以,谈及中美科技竞争,2019年8月17日,联想控股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9年夏季高峰会上强调,“华为一战是非抢不可的科技竞争略制高点”。[24]第二,真正坚定了自主创新、核心技术突破和政府部门IT国产替代等层面的战略决心。过去几十年来,由于技术原因,几乎整个中国的IT应用市场和IT产业,都完全依赖于美国核心技术和供应商。虽然一批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一直呼吁和推动中国在IT领域“自主可控”,但是进展缓慢,我们也一直没有真正在战略上下决心。此次美国政府莫须有地对华为祭出极端手段之后,才让我们猛然警醒,真正树立了决心,将发展自主可控的技术凝聚成为国家意志。华为事件从更长历史时段来看,是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高科技产业自主研发的觉醒。经此事件后,我们深刻地意识到真正的核心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反而容易成为受制于人的致命缺陷。第三,华为事件还为中国“以战止战”增加了筹码和力量。在此次极端的生存压力下,华为很快完成了5G产品和智能手机等核心产品供应链的“去美国化”,华为在海思芯片、鲲鹏芯片和鸿蒙操作系统的布局和大力投入,使得中国在核心技术层面第一次有了第一阵营的力量,这个力度是过去无法比拟的。虽然美国依然会在核心技术方面领先很多年,但是在科技竞争激励下,中国高科技崛起的速度反而会大大加快。这不仅使得美国期望通过发动科技竞争狙击中国崛起的核心目标落空,还会进一步对美国优势地位构成更大的竞争和挑战。这对美国结束科技竞争,重新思考与中国如何携手合作,优势互补,形成新的共赢机制,是最有力的反击力量。今后,以中国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崛起,并不是加剧全球“科技冷战”,反而恰恰可以通过市场竞争真正终结美国在全球范围发动“科技冷战”的企图。

中美科技竞争对美国长远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此次科技竞争中,美国政府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动用国家紧急状态令,采取超乎想象的极端手段,将华为驱逐出美国市场。虽然美国在短期内直接打击了华为等中国企业,让美国企业减少了竞争压力,缓解和延缓了中国企业追赶和超越的压力。但是,这种借助政治手段,以莫须有的名义发动的战争,无疑是“不义之举”,几乎摧毁了几十年来全球对美国高科技的信任基础,全面动摇了高科技产业链相互紧密依赖的基本格局。华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去美国化”的备胎计划,也将成为很多企业和很多国家的必由之路。而且,美国通过科技竞争破坏公平竞争,进一步封闭市场的做法也必将直接冲击美国的竞争活力、创新活力和消费者权益。因为从整体而言,不但无法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而且对中国、美国自己以及整个全球高科技的破坏巨大,将是美国不可挽回的关键“失分”。美国敢于发动“科技冷战”就是基于其在全球核心技术方面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一旦中国技术崛起,具备了分庭抗礼的市场竞争力,世界各国企业和客户都有了“选择权”,中国也就掌握了主动权。美国的政客们失去了筹码,也可以从根子上消除他们破坏性的企图和冲动。美国作为全球高科技核心技术的垄断者和领导者,只有停止粗暴的政治干预,停止“科技冷战”,并且下定决心以身作则重建信任,才可能最大程度地维护美国企业的利益和美国产业界的发展空间。

未来研判:科技竞争将开启科技全球化的新时代和新格局

短期来看,中美科技竞争爆发的剧烈程度,大大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引发了人们很大的担忧,甚至对未来的悲观看法。一方面担忧中美这两大推动全球互联网浪潮的支柱性力量的“失和”;另一方面担忧科技竞争加剧全球科技两大体系的脱钩与分裂。但是,如果我们从全球科技发展的基本规律出发,站在全球技术创新的最前沿来看,仍然可以相对乐观。

首先,科技竞争是技术发展的必然冲突,这种以利益调整为核心的趋势,需要通过一种激烈的方式来加速到位。其次,中美科技竞争最终更大程度地激发两国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投入,产生一波全新的竞争和创新激励,大大加快科技创新进程。最后,中美科技竞争是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格局大调整,是过去美国主导的科技进程无法满足新的历史使命的必然。新的进程需要中国,也包括印度、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力量,所以中美科技博弈必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也带来更大的选择权。因此,我们观察中美科技竞争,必须深刻理解技术变革和创新的基本进程,否则容易让判断出现“短视”和偏差。

全球高科技发展到今天,热点很多,而最大的趋势主要是两个方向:第一大趋势是以智能化为主导方向的AI、5G、量子计算、云计算和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突破与创新,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在技术推动下越来越强烈地联结一起,所带来的各种需要、矛盾和问题。第二大趋势是另一个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维度,那就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下一个30亿人群无法上网的问题,这主要是受经济发展的制约。要把这个群体带入互联网时代,现在以美国为核心的主流科技产品,在性价比和使用习惯等方面都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人们的需求,需要一场更剧烈的变革来实现使用方式和性价比的革命性下降和创新。这恰是中国高科技的历史使命,也是这场中美科技竞争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精彩之处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自下而上”,这两大“一前一后”“一上一下”的全球科技大趋势,看似矛盾,实际上都需要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来实现,可以说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

总之,中美科技竞争必将开启一个全新的以普惠全球为目标的全球科技大浪潮。这是有别于过去几十年来,高科技主要是为精英和中产阶层服务的固有模式。这个新形势和新格局,已经给美国高科技产业造成巨大的不适应,也带来了利益的冲突。科技竞争的爆发就是这种积累的一次总爆发,一次总调整。对于中国来说,应放下幻想、积极应对、积极创新。在推动技术前沿创新和推动技术全球人人普惠的两大使命中,“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最终经过科技竞争洗礼的美国,也不得不接受新的现实,回到全面合作和良性竞争的轨道上来。所以,我们必须站在历史和时代的大进程中,才能更清楚地洞察这场科技竞争的长远意义。

科技竞争的中国对策:以我为主,立足创新

综上所述,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由技术引发的竞争还需要由技术去解决。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由技术创新引发,也将由技术创新终止。

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加大创新力度,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最近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文本协议确认后,美国方面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的决心和信心,贸易战不是如他们所想的那么容易就能让中国屈服。科技竞争亦如此。在此次科技竞争中,我国能够坚持战略定力的基础是因为拥有足够的实力。面对美国借助强大政治力量的优势对中国实施进攻型战略,我们应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思维,在不同层面制定有效对策。其中,创新就是我们应对美国发动的科技竞争的最有效、也是最有力的对策。具体包括:(1)加快5G、AI量子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的开发。(2)加大对关键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的投入。(3)加快实施政府部门IT国产替代的战略决心和步伐。(4)围绕中国下一个5亿网民和全球下一个30亿网民制定更积极有效的发展战略。

我们要制定各种策略,应对美国有可能针对我们发动的“攻击”,避免核心技术“卡脖子”。美国无论是对中兴的技术断供,还是要求谷歌等禁止对华为提供操作系统服务等,都是瞄准了中国企业缺乏的一些关键技术进行定点打击。这种投入少、效果好的策略在未来的持续交手中美国会再次使用。虽然当下以中兴和华为受影响最直接,但不代表未来影响面不会扩展到其他高科技企业。因此,我们要协调国内相关企业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和应对举措。

我们有必要采取一定的反制措施,以战止战,形成一定的威慑力。中国不主动挑起科技竞争,也不主动升级科技竞争。但是,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我国也应该针对美国适时推出“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和对等反制措施。当前,这种反制措施已经得到部分应用,但主要是在贸易领域,在科技领域的针对性尚不明晰。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通盘考量,留有后手。

总而言之,在技术变革的趋势面前,时间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只要以我为主,坚定走在科技创新的开放道路上,坚持“造福人类”的初心,科技竞争就不可能狙击我们的崛起。唯有以创新应对科技竞争,我们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构建全球化互联网治理体系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7JZD032;互联网实验室高级研究员严峰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张振江:《任正非: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华为公司 孟晚舟事件只是起头》,《金融界》,2019年12月9日。
[2]郭涵:《亚马逊老板渲染“中国威胁”:我现在很紧张》,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12_12_528185.shtml,2019年12月12日。
[3][日]若林秀树:《美国封锁政策将使中国半导体更强大》,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6668373427434149&wfr=spider&for=pc,2019年6月18日。
[4]沈逸:《痴迷于维系霸权 狂人班农欲豪赌美国国运》,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9-05/24/c_1124536008.htm, 2019年5月24日。
[5]刘国柱:《贸易战与美国对华战略走势》,《当代世界》,2018年第11期,第16~19页。
[6]王缉思:《共同的利益,冲突的价值观》,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5071.html,2019年2月14日。
[7]王义桅:《中美贸易战的美方逻辑、本质及中方应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8]强世功:《通过法律构建现代国家与全球秩序》,http://www.hswh.org.cn/wzzx/llyd/zz/2019-07-07/57497.html,2019年7月8日。
[9]石云霞:《中美贸易战的意识形态考量》,《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
[10]林雪萍:《看清美国“双线作战”的图谋》,《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5期。
[11]阎学通:《为何5G会成为中美战略竞争核心?》,http://finance.ifeng.com/c/7nm9S5zl8IN,2019年6月24日。
[12]方兴东:《推动中美高科技“脱钩”是恶意冒险》,《环球时报》,2018年12月19日,第14版。
[13]汤浅现象是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周期性转移的现象。由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在1962年提出。他在对《科学技术编年表1501~1950》里记录的科学成果和《韦伯斯特人物传记》里编选的有代表性的科学家进行统计处理和研究之后,发现近现代历史上科学活动中心是按以下顺序转移的:意大利(1540~1610)、英国(1660~1730)、法国(1770~1830)、德国(1810~1920)、美国(1920~)。各国科学活动的鼎盛期大约80年左右。根据这一研究结果进行预测,他认为,2000年前后美国将退出科学活动中心地位。这一预测曾引起当时世界各国的政界、经济界和科技界人士的关注。
[14]刘裘蒂:《寻找一个美国能够接受的〈中国制造2025〉》,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1303?full=y&archive,2019年1月31日。
[15]Arthur Herman, "The High-Tech War With China, Hudson", September 1, 2019,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4523-the-high-tech-war-with-china.
[16] Peter Beinart, "America Needs an Entirely New Foreign Policy for the Trump Age", The Atlantic, September 16,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8/09/shield-of-the-republic-a-democratic-foreign-policy-for-the-trump-age/570010/.
[17] 胡定坤:《美权威智库建议建设创新生长中心 弥合地区科技差异》,《科技日报》,2019年12月18日。
[18][美]Bob Davis:《莱特希泽向来认为中国贸易政策对美国不公》,《华尔街日报》,2018年12月10日。
[19]高越、肖尧:《技经观察|大变局!中美生物医药“脱钩”风险加剧!》,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imestamp=1577241834&ver=2055&signature=5G0T9igMEwGZIoz2TX1BNji9EySAkFgVccgnN9wz53xzIsYCx-yvomXDbrHvJlVfXWMuN1-Eh768gAF9FzJ4TTTOLtVZzajuaiR*XQfUueweJ1QG98zRHJXb6l5v41ZV&new=1,2019年8月25日。
[20]曾志敏:《封杀华为拉开中美科技冷战序幕》,http://www.sohu.com/a/315226354_550967,2019年5月20日。
[21]鲁传颖:《5G之争折射出中美大国博弈》,《中国信息安全》,2019年第6期。
[22]张全:《特朗普想封锁华为,但数字世界对壁垒感到愤怒》,https://www.jfdaily.com.cn/news/detail?id=153883,2019年5月28日。
[23]鲍一凡:《马化腾谈华为事件:时刻关注是否会变成科技竞争》,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9-05-21/doc-ihvhiqay0344827.shtml,2019年5月21日。
[24]刘响:《柳传志:华为一战是非抢不可 机会只会给有实力的人》,https://www.guancha.cn/ChanJing/2019_08_17_513979.shtml?s=zwyxgtjdt, 2019年8月17日。
责 编/周于琬
Research on the Future Trend of Sin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Industrial Advantage Transfer, Conflict and Rebalancing due to Glob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ng Xingdong Du Lei
Abstract: The Sin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r is a geopolitical conflict involving multiple complex and comprehensive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industry, economy, politics and global competition. Its root cause is the inevitable phenomenon of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due to technological changes and innovation under the tide of Internet globalization, and it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Sino-US high-tech co-opetition over the past 50 years. In essenc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with the help of its global hegemony, the United States intervenes in the policy market competition of high-tech through political means, and contains the rise of high-tech in China by targeting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frontier fields of high-tech in China such as Huawei. In the face of this changeable war, a "bottom-up"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is more helpful than the "top-down"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capturing the essence of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trend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r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bound to usher in a new wave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 the goal of benefiting the whole world. After experiencing comprehensive competition and more fierce conflicts, the two countries will once again enter a new stage of rebalancing with their own strengths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In a word, the Sino-U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r, which erupts with the global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novation, will also end with the deepening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novation, and become an episode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technology war, technology decoupling, Huawei incident, trade war
方兴东,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发起人。研究方向为网络空间战略、网络安全、网络经济和新媒体。主要著作有《互联网口述历史》丛书、《网络强国》、《IT史记》等。杜磊,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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