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2023年4月10日环球时报

3月下旬，德国内政和国土部长南希·费泽在美国访问时表示，她将审查德国电信与华为的一项“秘密囤货协议”，但德国电信发言人回应称，这类影射毫无事实依据。此前，更有德国多家媒体报道称，德国计划禁止使用华为的5G设备及部件。而事实上，德国从未检查出其设备存在安全风险。数字时代，弗里德曼说“世界是深的”，大国之间的“数字互信”越来越重要。但是，随着地缘政治的风高浪急，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领域的“数字互信”也率先成为风吹雨打的目标。

一定程度上说，中德堪称全球化的两大楷模，这两大中流砥柱之间的关系，无论对于两国本身还是全球发展进程和秩序维护，都至关重要。但德国一些政客经不住中美博弈的波浪裹挟，开始被带节奏，围绕中国厂商大做文章，很有“上头条”的新闻效应，殊不知这是一场极为危险的游戏。

“数字互信”是中德合作的关键基石，撼动这块基石，中德关系就可能被整体动摇，德国也会成为此类游戏的最大受害者。其破坏性后果对德国自身利益的威胁将远远高于对中国企业。显然，部分政客还没有真正衡量过背后的利害关系，也没有真正洞察撼动中德“数字互信”的最终后果。

数字时代，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要解决安全问题，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律及本质。首先，信任是安全的前提，没有信任就没有安全。人类陆续进入社会各领域全面数字化的新阶段，“数字互信”已经上升为数字时代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其次，安全是带有强烈主观意识的状态，很难证实，更难证伪。但安全也是一种客观的状态，可以通过一系列技术与制度得到解决，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安全是相对的，也是有成本的，不能简单把安全当作政治工具。第三，德国是“工业4.0”浪潮的引领者，中国也是全球数字经济最活跃的市场。两国之间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通过技术和制度建构应对和解决数字时代的各种安全威胁，守护和夯实两国之间的“数字互信”。而别有用心的政治化方式，无助于安全问题的真正解决，只会起到侵蚀和破坏国家信任的后果。

“数字互信”已经成为中德商业关系的基础。随着全球网民突破50亿，数字化成为各行各业的共同趋势，“数字互信”再也不是单纯的ICT产业领域的事情。以汽车行业为例，随着汽车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智能汽车行业的爆发，汽车已经事实上成为继手机之后的新“超级终端”，数据也成为汽车行业的关键要素。数据安全和数据要素的运用，成为汽车行业新的战略制高点。如果缺乏“数字互信”，大众、奔驰和宝马等在中国市场大为成功的德国汽车，也将面临严重的冲击。

但中德之间的“数字互信”，目前存在着显著的不对称关系。除了5G和个人计算机（PC）等少数领域，当前德国市场内的中国数字技术和产品并不多。而相反，德国企业在华数字技术与产品已经深入中国国民经济一系列关键领域。根据第三方数据，德国软件厂商思爱普（SAP）在中国高端企业资源计划（ERP）市场中的份额曾达到70%，使用企业中包含大量央企国企，这些企业的日常经营已经与ERP深度绑定。西门子在中国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工程软件市场中的份额名列第二，其工业控制系统更是深入参与中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设。德国英飞凌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半导体公司，2022年度大中华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37%，超过在美德日营收之和。可以看到，中德“数字互信”直接维系着远超人们想象的巨大利益。信任和安全是相互的，若德国政客不信任中国企业，而中国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两国受到的损失不可低估。

德国应该明晰围绕两国“数字互信”的利害关系和撼动“数字互信”的巨大危害。德国政客针对中国厂商不断做文章，最终波及的绝不仅仅是一家企业，而一定会外溢和蔓延到各个领域。中德各企业和各层面，都是“数字互信”的关键利益方，需要发动每一方的力量有效抑制侵蚀和损害中德互信的“政治妖风”。

全球数字化进程不会停止，人类必将更高程度地联结在一起，人与人、国与国都需要在紧密互联中学会如何更好相处。中德两国应成为捍卫数字全球化的最具建设性的力量、“数字互信”合作的最佳典范以及构建全球“数字互信”技术和制度的引领者。坚守技术开放、供应多元、平等互利、互不歧视等核心原则，基于数据本地化、全球按需流动，与全球破坏“数字互信”的政治力量作斗争，这既有利于自身利益，也将推动中德两国长远合作与全球数字产业的发展。（作者方兴东是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