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6期      作者：方兴东、谷潇、徐忠良

 2020 年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影响是划时代的。96 岁的基辛格撰文说，新冠病毒的出现与全球性的大流行，将会改变世界的秩序。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说，这次全球抗疫将是划时代的，以前有公元前和公元后，现在有抗疫前和抗疫后。当然，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我们将迎来什么样的新时代，什么样的新秩序。因为，这场划时代的疫情，人类必须打赢两场全新的战争：一场是现实世界大流行的新冠病毒之战；另一场是网络空间大流行的“信疫”(Infodemic)之战。

“信疫”是指“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反而导致人们难以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病毒引发的瘟疫之战，和信息引发的“信疫”(Infodemic)之战，相互联动，相互共振，让整个人类社会背腹受敌。这两场战争我们都失败不起。新冠病毒之战我们有信心、有把握赢得最后的胜利，但网络空间“病毒式传播”的“信疫”(Infodemic)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型战争，未来趋势难以预测，如何应对和有效解决“信疫”问题，目前还需要探讨。为此，我们需要追问，“信疫”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根源是什么？

笔者认为，“信疫”的本质是新技术背景下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无序和失控，是民众、媒体、国家与国际社会整体对新形势不适应的一次集中、剧烈的爆发。其根源是互联网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大众传播、网络传播、自传播和智能传播等多种传播机制交错叠加的融合传播的复杂格局。如今以全民性社交媒体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大集市模式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主导性力量，信息海量、即时、碎片，虚假信息泛滥；而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大教堂模式，由于一些主要国家政客出于各种政治目的，不遵循科学常识发布不实消息，极大损害民众信任度，损害机构公信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大层面的信息秩序的双重失守是本次“信疫”问题恶化的根源。我们必须从社会信息传播范式转变的角度，理解这场疫情引发的社会影响和变革，理解未来各个层面的变化。由此，才可真正把握并应对“信疫”这个当下必须面对的焦点问题。

01文献综述

在2003年SARS爆发期间，戴维·罗特科普夫首次提出“信疫”(Infodemic)的概念，他认为：“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的现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 2020 年的爆发，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西尔维·布莱恩博士再次提及“信疫”，她认为“信疫”指的是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反而导致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目前对“信疫”定义的理解一般以世卫组织的观点为主。

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的安全和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信疫”则可能火上浇油，产生更可怕的社会伤害，中外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出发，探讨了“信疫”的危害性问题。WHO 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信疫”使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还转移了决策者的注意力，造成了混乱，向普通公众传递了恐惧和不安。流行病社会学奠基人菲利普·斯特朗认为，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医学意义上的流行病有可能引发霍布斯所言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规模巨大的新型致命性流行病爆发之后，很快就会诱发恐惧、惊慌、怀疑和污名化的灾难。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医学部教授保罗·亨特认为，虚假消息会让民众忽视世卫组织等权威机构发布的真实信息，导致民众以错误的方式和态度应对疫情，不仅不利于疫情防控，甚至会危及生命。克罗地亚医学专家彼得·詹德里奇认为，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已经引发了大众媒体中前所未有的信息的大规模传播，假新闻和谣言与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等来源可靠的信息一起大量出现，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及争论。王玲宁认为，在全球传播时代，“信疫”会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心理焦虑、社会恐慌、加深种族和地域歧视，强化刻板印象，加剧对立和冲突、阻碍交流与合作。

关于“信疫”爆发的原因，中外专家、学者也各抒己见。卡伦和谭雅认为，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活动网络当中，处在自己的信息圈里。但当这次关涉生命安全的空前的疫情降临时，所有人都处在了共振和共情的情境当中，大家的感受注定比平时更为强烈。此次的新冠病毒疫情，是第一次真正的社交媒体“信疫”。信息流行病专家亚历山大·洛佩斯-博鲁尔表示，假消息的制造者或散布者的特征不是单一的，根据动机的不同，类型也有所不同。比如意识形态动机导致假消息层出不穷，这旨在污名化一些社会阶层，例如移民，并将他们与恐怖主义或当前的病毒等现象联系在一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提出，关心疫情是人们非常自然的反应。当生命遭遇危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相关信息的易感人群。人们对疫情信息的需求，无论是数量还是速度，都是巨大的、空前的。这种巨大的需求使得“信疫”容易出现。解放日报刊文提出，我们处在一个“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的“四全”媒体时代。媒介音量空前巨大，但其中也不乏杂音、噪音。阅读有关疫情的新闻时，一些人容易情绪起伏。这是信息超载导致的。

02“信疫”（infodemic）概念辨析与危害分析

（一）“信疫”译法及概念界定

虽然“信疫”(Infodemic)一词已经成为全球热门词汇，在学术界和政策领域也都成为了常用词和热门话题。但是，目前牛津、剑桥、韦氏等大词典对“infodemic”一词均无收录。而在英文维基百科之中，查询到了关于“infodemic”一词的（非正式）说明：An excessiveamount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a problem suchthat the solution is mademore difficult（关于一个问题的信息量过大，令解决该问题变得更为困难），来 自 于 information + epidemic的组合。

目前国内对 infodemic 一词的译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信息疫情”，国内媒体普遍使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译法；二是“信息瘟疫”，出现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三是“信息流行病”，这是中国科学报的译法；四是“信息传染病”，来自于央视的新闻报道。从几种译法来看，无论是信息流行病、信息传染病还是信息瘟疫，采用的都是直译方式，有公共卫生医学背景的专家学者通常更倾向于这类病理学意义的译法，但从infodemic 的词义来看，它属于合成的英文动态名词，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信息，二是流行病或瘟疫，信息是原因，流行病的发生是结果，infodemic 是对原因至结果的逻辑递进过程的描述。信息流行病作为汉语的名词不能完全对应 infodemic 的含义，这种译法不够精准。至于信息疫情，“疫情”本身具有动态的、过程性的蕴意，这个译法比信息流行病更贴切一些，但 “信息疫情”和“疫情信息”容易产生混淆，使用信息疫情作为中文翻译可能引发人们在概念理解上的混乱。

infodemic 显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专用名词，本文将 infodemic 翻译为“信疫”一词，可以消除“信息疫情”这类合成词的模糊性，富有更明确的专用性。“疫”既可指向流行病本身，也可指向流行病蔓延、扩散的动态发生过程，译为“信疫”也不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和分歧。所以，本文统一使用“信疫”作为infodemic的中文翻译。

关于“信疫”一词的来源可追溯至新型冠状病毒的旧伙伴——SARS 病毒引起的疫情爆发，它的首次提出者是卫生和危机传播专家 David J. Rothkopf（戴维·罗特科普夫），他同时也兼任美国智库 Intellibridge Corp 的CEO。2003 年 5 月 11 日，罗特科普夫 在 华 盛 顿 邮 报 上 发表文章《SARS,fear,rumors feedunprecedented‘infodemic’》，并首次提出“信疫 ”(Infodemic) 一 词，他写道：“SARS 不是一种流行病而是两种，第二种流行病基本不为媒体所注意，但其影响却远大于疾病本身。这是因为，造成 SARS 从一个糟糕的中国区域性健康危机转变为一场全球经济和社会溃变的 ，不 是 病 毒 传 染 病 ，而 是“ 信 疫”。……我所说的“信疫”到底是什么意思？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的现象。”

有学者指出，虽然 SARS，包括后来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寨卡病毒都引发了全球恐慌,但并未出现严重的“信疫”爆发，但现在社交媒体的发达加剧了人们对疫情的担忧。因此，目前“信疫”出现了剧烈的爆发现象。2020年 2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疫情召开了创新研究会，“信疫”成为会议聚焦的一个新名词。由于“信疫”和新冠病毒一样具有全球传染性，而且“信疫”具有传播速度快，信息内容动态多变、受众面广、危害性大等特点，因而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重点关注。

（二）“信疫”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前文已述，“信疫”（infodemic）一 词 是 information + epidemic 的组合，它是包含因果关联的动态名词，提出者罗特科普夫是公共卫生专家，近期聚焦者是世界卫生组织。所以，“信疫”主要是指一种 epidemic，即信息过多导致疫情加剧的发生过程，是一个传播学、心理学加公共卫生学的“跨界”概念。

“信疫”中的 information 部分包含两方面：“真信息”与“假信息”。真信息之中既包含可靠的消息，如官方或专家发布的预防疾病的行动指南等；也包括令人不安的真实消息，如病毒人际传播、确诊人数激增等。假信息部分主要由“谣言”“假新闻”“不实信息”等构成。由于思维惯性或理解偏差等原因，人们对“信疫”的内涵还缺乏清晰认识，容易将“信疫”混同于谣言、假新闻、不实信息等说法，这是以点概面、以偏概全式的错误理解。并且， “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错误信息与谣言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这就需要我们“正本清源”，进一步厘清“信疫”和与其容易产生混淆的上述概念之间的关系。

1.“信疫”与“谣言”

与肇始于 2003 年的“信疫”相比，“谣言”是一个较为古老的概念，它几乎与人类社会相随而生，同伴而行。按照法国结构主义学者勒莫所说的：“人们可以说像不存在没有神祗的社会一样，也不存在没有谣言的社会。”从英文对谣言（rumor）的解释来看，牛津字典称其为“存疑的言论或道听途说”，相似的词有“gossip”（闲言闲语）、 “whisper”（私密或具阴谋性的谈话）等。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谣言是指没有相应事实基础，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传播的言论。受众未被明确或暗示虚构的前提下，被捏造及传播的与事实不同甚至相反的言论即是谣言。

从机制和作用的角度来看，“谣言”与“信疫”的关联非常紧密。其 一，从数量上来看，引爆“信疫”的“假信息”主要由谣言构成，疫情期间关于社会安全、日常生活和公共政策类的谣言数量是最多的，大量谣言的集中出现往往会成为“信疫”的主要爆发因素；其二，谣言传播的速度快，尤其是现代自传播环境下，利用灵活无序的网络传播，网络谣言违法成本极低，传播速度变的更快，作用力更强，可以迅速拓展“信疫”的爆发范围。

正是由于“谣言”与“信疫”的关联比较紧密，当提及“信疫”时，人们通常会直接联想到这是“谣言”所 致。但是，“信疫”和谣言具有不同的内涵，不能直接将二者等同视之，原因在于：首先，“信疫”中的”information”包含两个维度，“真信息”和“假信息”，“谣言”显然属于一种纯粹的假信息，它并不包含任何真实性，完全是主观臆造的产物，通常是民众情绪性的表达、非理性的判断等，如，“喝高度白酒可以预防新冠肺炎”“鼻孔滴香油可以预防新冠病毒感染”，这类信息均属于典型的谣言，缺乏客观事实的对应。因此，至多只能说谣言是“信疫”的一个构成部分，二者应该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其次，谣言一般是个体间的人际传播，对谣言最为直白的英文解释 便 是 ：words bandied frommouth to mouth，谣言的源头通常是个人，勒莫认为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能力在制止或传播谣言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谣言在今天通常以大众自传播的方式进行，这类谣言往往是非理性的、情绪化的宣泄， “那些焦虑的人在谣言里找到了某些合理化的解释，并且谣言提供了同他们的感情相吻合的信息。”而“信疫”中的 information 则来自于社会各界，源头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主流媒体，甚至是政府。

最后，“谣言”和“信疫”的处理方式应有区别。面对“谣言”，人们应该保持清醒，坚决抵制，“不信谣，不传谣”。面对“信疫”，人们需要提升自己的公众素养，对信息作出合乎理性的思考、判断，力争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排除谣言等错误信息的干扰，甄别出正确的信息，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2．“信疫”与“假新闻”

假新闻（fake news），根据柯林斯词典的定义，指“假借新闻报道形式传播的错误虚假、耸人听闻的信息”。从内涵上来看，假新闻是在性质上相对（真实）新闻存在的一个概念，描述的是在形式上、姿态上完全具备新闻的特征，但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客观事实根源的“新 闻”，即假新闻依据的“新闻事实”是想象、臆造、捏造的产物。“在其‘纯粹’的形式中，假新闻完全不包括一点事实。”

从定义及作用机制来看，假新闻与谣言极为接近，如果说网络谣言是在互联网上传播的谣言，那么假新闻就是由新闻媒体传播的谣言。这样看来，假新闻更像是网络谣言的升级版，并且更有说服力。当 然，网络谣言要假以“新闻”传播，要升级为假新闻，必须经过主流媒体（如传统媒体、主流网站、新闻 APP等）的报道方可实现。比如，一则网络谣言声称新冠肺炎病毒是在一个“秘密实验室”（暗指武汉病毒所）培 植，后竟被英国每日星报发表，迅速“升格”为假新闻。一般来讲，假新闻的成因主要在于一些媒体为抢时效，片面求快，不注重调查核实新闻内容来源所致；也有一些假新闻带有政治因素，比如国外某些主流媒体为了攻击敌对政党而故意编造的假新闻。但是，“网络谣言不可能全部升级为假新闻，而假新闻一定属于谣言的范畴”。

这样来看，假新闻与“信疫”的关系，和谣言与“信疫”的关联方式相类似。并且，相较于谣言来说，假新闻的数量更少，发布者更权威，可信度更高，借助主流媒体和大众自传播双管齐下的合力，它的传播速度、扩散能力和影响力甚至远超一般的网络谣言。

3.“信疫”与“不实信息”

不 实 信 息（disinformation），根据牛津词典的解释：（尤指政府机构故意发布的）虚假信息。政府之所以会发布不实消息，与其特定的管理情景相关。例如，当西方政府对社会热点舆论事件进行回应时，必须要在公开和不公开中作出抉择。根据诸多已经发生的事件证明，在灾情爆发的初期，政府通常都会本能地趋向于选择不公开事实以避免自身利益受损。但是，不公开事实会令政府承受巨大社会舆论压力。为了在利益和压力之间找到平衡点，政府会策略性地故意发布一些不实消息。因此，不实消息的根源在于政府往往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忽视了民众的权益。

从与“信疫”的关系来看，不实消息由政府发布，即使在危机时刻，数量也不可能过多。因此，政府的不实消息不可能直接导致“信息过载”。也就是说，从数量上来看，不实消息并不能构成“信疫”中的信息在数量上的主要部分，它的数量与谣言、假新闻等相比都要少得多。但是，官方的不实消息传播速度通常更快，时效性更强，覆盖范围也更大。在“信疫”爆发之时，官方本应扮演辟谣者的角色，及时发布真实客观的消息，为人们提供可靠的行动指南。法国著名谣言问题学者卡普费雷曾言：“我们称之为谣言的，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信息。” 而当人们发现，官方发布的消息其实是不实消息，或者是精心编造的谎言，辟谣者成为了谣言的发起者，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例如，美联社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民意研究中心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疫情如今在美国不仅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还成为了一场“信任危机”。只有 23%的美国人认为总统特朗普是“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可靠信息源’”，52%的人只相信本州和本地领导人的话。于是，找不到合理行动指南的人们就会转投各类谣言、假新闻的怀抱，谣言通过人际传播和大众自传播数量会激增，假新闻出现的概率也会更高。所引发的后果是，当人们在以数量级增长的谣言和假新闻之中徒劳地寻找可靠的行动指南之时，“信疫”便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综上所述，防治“信疫”，我们必须要首先搞清“信疫”的内涵。另外， 在“信疫”爆发和防治的过程之中，政府、媒体和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到底应该是什么，发挥了什么类型的作用，这类事情明晰之后，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去分析“信疫”造成的社会危害及其规律，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对策予以治理。

（三）“信疫”（infodemici）危害分析

这一次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战役中，实际上我们同时面对的是两个战场：一个是病毒的瘟疫之战，一个是信息的“信疫”之战。目前来看，我们对“信疫”的了解程度不足，“信疫”造成的后果也比较严重，这种危害具体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信疫”为民众带来过度的恐惧、焦虑情绪。据调查，本次疫情期间，中国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包括微信（25.7%）、微 博（22.1%）、媒体网站或其移动客户端（21.6%）。疫情期间人们往往选择闭门不出，躲避危机，所以注意力通常会集中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而恐慌的最大源头便是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眼看着危机逐渐扩大，这会引发民众巨大的心理恐慌。同时，恐慌不仅导致各种非科学疗法满天飞，还会带来囤货潮、抢购风，扰乱正常秩序。

其次，“信疫”会导致人们无法做出正确判断，盲从假信息进行错误行动。世卫组织举例：人们可能蜂拥而上抢购某种据说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的“有效药物”（实际是某种抗HIV药物），而且这种蜂拥购买的行为可能导致这种抗 HIV 药物的短缺。那些真正需要抗 HIV 药物的患者反而无法顺利获取药物，影响他们的健康。

最后，“信疫”令人们之间产生误解，加剧种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全球卫生恐慌之下企图将罪责归于某个特定地方或人，这在历史上也不鲜见。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新冠病毒歧视性的言论比比皆是。由此，疫病容易使不同群体之间产生对立，使群体迅速“异化”，加剧种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除了上述危害之外，“信疫”甚至已成为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与导火索。更有境内外敌对势力，借 “疫”炒作，采取攻击诋毁、散播谣言、煽动情绪等方法带节奏、惑人心，企图破坏我国社会大局稳定，引发社会动乱。因此，“信疫”已经成为国与国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因素之一，其影响之深远，后果之广泛，后遗症之严重，如何高估都不为过，“信疫”之战显然是一场我们输不起的战争。

03“信疫”问题产生的根源与规律

如前文所述，“信疫”提出于2003 年 SARS 期间，那是互联网时代第一次全民性的恐慌。非典疫情时民众的恐慌，借助互联网这一全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散和引爆。但是，那时候以博客为代表的自传播机制才刚刚起步。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机制更多是通过 BBS、新闻留言等方式体现，而真正主流的社交媒体，比如今天我们熟知的 Facebook、推特、微博和微信等都还没有诞生。尽管如此，这种借助网络自下而上、分布式、自组织的来自民众的信息传播，虽然还没有成为强大的社会主导性传播机制，却已经对我们长期熟知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层层把关的主要通过传统大众媒体的传播机制，带来了明显的挑战和冲击。例如，2003 年非典疫情持续期间，在 4 月至 5 月上旬新浪网新闻的点击率比 2002 年同期明显上升，日均访问量达 300 万次，关于SARS 疫情的评论、留言数量也呈指数级增长。

以本次新冠肺炎为例，“信疫”的爆发意味着大量真假难辨信息的井喷式出现，一方面与本次疫情的严重性相关，激起全球民众的恐慌和畏惧，包括对政府部门和官员一些失职现象的愤怒，令人们更为热衷于制造、阅读及传递大量信息。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整个社会信息传播格局的今非昔比。在今天，传统大众传播、大众网络传播、大众自传播以及新兴的大众智能传播，四大信息传播机制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全新的融合传播格局。在这种背景下，信息的生产和来源已有别以往，具体体现在：

首先是传统大众传播，内容的生产者主要是职业的记者编辑，有着严谨的职业素养和道德规范，信息发布者也是代表专业的媒体组织与机构。传统媒体专业性强，可信度高，但是由于信息数量有限，传播力和影响力在新的格局下已经大大减弱。

其次是大众网络传播，主要是包括门户在内的各类网站，编辑团队也有着一定的职业素养，他们主要从网络的海量信息中选择、编辑和整理及发布信息，虽然无法与专业的记者相比，也相对有序。

再次是大众自传播 ，Face⁃book、微信、推特、抖音等十亿级用户和微博、头条等数亿用户，都是信息的生产者。例如，就英美而言，累计确诊人数从3月15日后上升，在3月15日至3月21日一周内，新冠肺炎疫情在社交网络中被提及的次数超过 680 万次，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话题涉及政府应对、疫情信息、经济影响，每个话题被提及超过 60 万次。对相关话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即时生产即时传播，信息数量多，传播速度快，占据了当今社会信息流的绝大多数。由此，“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跑遍全世界。”这也是“信疫”状况恶化的根源所在。

还有一类，就是大众智能传播，主要是通过算法，超越了前面三种人工的方式，直接借助机器和算力，通过对大数据的处理和海量信息的自动筛选，再次进行传播。智能传播的质量很大程度依靠算法的质量。在当今算法透明度和制度规则不明晰的时候，也很容易成为疫情扭曲的一部分。但是，目前智能传播还在发展初期，远没有成熟，还不能超越自传播。

总体来看 ，以推特 、Face⁃book、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超级平台为基础的大众自传播已经成为社会信息的主导性传播机制。北京师范大学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连续发布多份调查报告聚焦疫情信息：其一，网民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为新闻网站、电视、微信和手机新闻 APP，占比均达到 50%以上，分享疫情信息的方式主要为发布或转发微信朋友圈、发布或转发微信群，占比分别为 45.1%和36.9%。其二，对 276 条网络谣言的传播，多通过群聊、朋友圈和公众号进行，使用文字、图片、视频、语音等形式。分析发现，通过微信渠道发布的谣言最多，为 196 条，占比 71%。相比之下，传统大众传播和大众网络传播已经明显处于相对边缘化的角色。由此，信息传播的速度已经无限接近于实时传播，而信息数量更是已经有几个数量级的提升，这就使得“信疫”的爆发更为剧烈。

相比之下，疫情关键信息和有效信息的传播，谣言和假新闻等信息的应对、管制和惩戒，主要依靠政府机构为中心的传统机制。这种机制在过去层层把关的大众传播时期，是可以有效应对的。即便在2003 年非典期间，网络传播的出现对信息传播秩序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冲击，但是总体依然可管可控。因为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的核心机制依然还是自上而下，其内容生产过程或者传播过程可控制可干预。但是，大众自传播和大众智能传播，却是典型的自下而上、自组织、分布式传播机制，传统信息管理手段就开始失灵了。这个越来越大的落差与鸿沟，是这次“信疫”尤其严重的关键所在。新时代的信息治理对策如何与时俱进，成为了最大的挑战。

所以，“信疫”的核心问题是在信息传播数量、速度和复杂度都大幅提升的背景下，如何有效抑制不良信息，如何让科学、准确和有效的信息能够在信息洪流中脱颖而出，及时传播到民众之中。今天全球 60%人口已经上网，互联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社会信息基础设施，我们身处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系统，在各类信息还将继续倍增的情况下，面对如此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和人道主义危机，我们是否可以逆水行舟，有效驾驭信息传播？如何认识“信疫”？如何有效应对“信疫”？

首先，必须面向现实，清醒认识当今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新变化和新格局。其次，必须深刻理解新的信息传播机制的基本特点和内在规律。最后，需要改变和调整我们习惯的思维模式，从规律入手，拿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和方法。

今天，虽然智能传播已经崭露头角，但是大众智能传播还没有真正形成，智能传播还没有成为主导性的大众传播机制。但是，传统大众传播、大众网络传播、大众自传播和大众智能传播四种主要传播机制奠定的格局，已经相对清晰。四种传播机制各有特点，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适合发挥的角色。但也必须针对不同的传播机制，制定不同的治理对策，才能行之有效。

04从混沌到有序：“信疫”问题治理对策

信疫问题并不是本次疫情特有的，很多问题也是由来已久，只是这一次疫情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爆发，成为各种潜在问题的催化剂。这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一次极限测试，问题暴露得越多，信息秩序从混沌到有序的重建越有帮助。

“信疫”是新技术环境下的新问题，我们必须把握技术发展趋势和传播规律，顺势而为。通过这次疫情发现的问题，多管齐下，构建全新的治理机制。一方面是信息传播本身的有序化，各种传播机制都在努力改善自身的信息问题。一方面，是各种缺失的制度和规范将陆续建立、健全和完善起来。如何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识和力量，是关键所在：

第一，平台的主体责任。互联网时代信息再变化多端，都离不开平台的“掌心”。信息再开放，大多数都依赖于几大超级网络平台，平台能够有效承担主体责任，就抓住了“信疫”问题的牛鼻子。国际上的Facebook、Twitter 和 国 内 微信、微博等超级平台，都活跃着 10亿级的用户，传统的信息审核肯定无济于事。但是，平台直接掌控用户，直接掌控数据，直接掌控信息内容，也直接掌控各种技术手段。一方面，平台需要充分借助技术手段，用技术方式构建创新的治理机制。比如 2018 年欧洲 GDPR 的出台。二是社会监督力量不断构建起来 ，强 化 惩 戒 力 量 。4 月 27 日 ，Facebook 因滥用数据的剑桥门事件认罚 50 亿美元，“几乎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隐私或数据安全罚金的 20 倍，这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评估的任何违规行为的最大罚金之一”。这一事件形成了强大的震慑作用，将极大促进超级平台和企业主体的自律。比如，提供技术手段帮助大众实现信息溯源；加大信息分类标识，提升不良信息的警示；对恶意用户的及时高效的标识和处置；开放平台，让更多独立第三方参与监督，参与治理等等。平台治理事半功倍，目前潜能远未发挥，责任远未落实到位。

第二，始终秉承“与”的思维。“信疫”首先是社会全局性的挑战，不是任何单一一方能够根本解决的。今天，信息传播机制已经多元化、多样化，仅仅依靠单一的治理思维和手段，显然已经力不从心。这种情况下，必须根据不同的机制，拿出不同的策略，多管齐下，区分对待，区别施策。既要改变过去固步自封，也要改变“或”的思维。因为在自传播和智能传播崛起的背景下，传统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依然在发挥作用，必须形成多方协同。过去，政府主管部门往往就是信息治理的唯一主体。但是，面对新的、多元的、复杂的传播格局，仅仅依靠政府部门已经远不足以应对“信疫”，而需要政府、企业、媒 体、国际组织、学术共同体和民众等调动各方力量，形成组合拳，构建协同机制。尤其是疫情当前，需要设立专门应急的协调机构，作为抗击疫情的重中之重。协调机构也应该由多方构成。

第三，四种传播机制、四种应对策略。尽管信息芜杂，形势复杂，但是通过科学、理性的方法，依然可以寻找到其中的规律。尤其是针对传统大众传播、大众网络传播、大众自传播和大众智能传播这四种不同性质的传播机制，分别制定信息治理的对策。不同机制之间高度联动和协同传播，让正确的信息更容易脱颖而出，更快速高效地传播到受众，当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比如现在社交媒体是主导性传播渠道，所以社交媒体信任度的重建非常重要。Axios 在 2018 年 3 月 21-23 日剑桥门事件发酵高峰期的调查显示，对 Facebook 的好感净值较 2017 年 10 月调查下降28 个点，是亚马逊（降 13 个点）、谷 歌（降 12 点）、苹果（降 10 点）、推特（降 7 点）的 至 少 两 倍 。对 Face⁃book 总好感率为 48%，不到一半，低 于 2017 年 10 月 的 61% ，对Facebook 的好恶感受从 2:1 降至大体持平。但是，在这次疫情中，Facebook 与该公司的健康合作伙伴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病毒信息中心，24 小时不间断将最新的疫情信息放置在软件主页顶端显示，赢得了很好的效果与社会反响。新兴的智能传播现在正在崛起，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比如利用阿里和腾讯大数据的健康码，以及谷歌和苹果借助操作系统覆盖全球 40 亿用户的优势开发预警应用，通过这些方法实现科学防控、精准防控，都是很好的尝试。

第四，有堵有疏，软硬兼施。我们不但要区分不同的信息传播机制，也要针对不同的信息性质，比如谣言、假新闻、不良信息、虚假信息、情绪性信息、不明朗信息等等，加以区分，根据危害程度，采取法律、规范和自律等不同的手段进行治理。法律要有效发挥威慑性，有轻有重，有主有次，聚焦重点，集中发力：疫情不同于一般性的传播事件，应当让科学家、专家学者成为主角。美联社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民意研究中心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大多数美国人还是相信医疗机构和专家的说法，比如 68%的美国人相信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信息。因此，应让专家及时发声，让科学家对各种疑问定调。

第五，疫情之后国际社会公信力的重建迫在眉睫。政府、国际组织、媒体机构、网络平台以及民众，都需要提升新形势下的媒介素养。新形势需要培养每一个人的媒介素养。这一次疫情，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磨炼。通过抗击疫情的经验教训，大家共同需要怎样的新的媒介素养？这一问题答案也将逐步清晰起来。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新传播机制下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目前全球性协调机制缺失，是一个亟待弥补的问题。“信疫”是全球性问题，依靠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可能有效解决。从零开始，从简单开始，这个机制不一定需要约束力和执行力，但是，需要形成全球性讨论的平台，通过更多达成阶段性、原则性和针对性的共识和规范开始，逐渐形成真正的国际治理机制。这个国际机制，可以参照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有政府和政府间组织提供支持和背书，但是以非政府的企业、学界、社群等为主体。

总之，与新冠疫情一样，“信疫”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机会。我们面临的，既是应急，也将是常态。互联网依然会继续向前发展，人们对信息的渴求依然不会停止，社会信息传播的数量还将继续引爆，传播速度还将继续加快，新的传播机制还将推陈出新。就像我们相信人类终结可以战胜疫情一样，我们也肯定可以让信息洪流从混沌走向有序。只是，更早地转变思维，更好地采取措施，我们就可以少走弯路，可以付出更少的代价。不管技术如何发展，信息如何爆炸，新的信息传播秩序必然能够建立起来。控制病毒有赖于全球科学家的努力，而“信疫”有赖于全球传播学者们共同的努力。从混沌到有序，新的信息秩序的建立，我们依然可以坚定信心。

(方兴东: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院长、研究员；谷潇: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徐忠良: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本文系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5G 时代信息传播模式变革与治理研究”(19@ZH044)的阶段性成果]

学术引用：方兴东，谷潇，徐忠良：信疫（Infodemic）的根源、规律及治理对策——新技术背景下国际信息传播秩序的失控与重建[J].《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6期：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