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之死》连载之十二　市场生态被基本摧毁-方兴东的专栏

《中关村之死》连载之十二　市场生态被基本摧毁

2005-03-21 10:51:00栏目：默认栏目 IP属地：IP未知

第二章：中关村之死：作为技术创新栖息地的失败

硅谷优势：一个更具可学性的秘密

　　硅谷成功的秘密只有一个，而且这个秘密比别的任何一个小秘密都更具可学性。当然我们无法与硅谷直接比较，但是相对的比较是合适的。我们将硅谷放在全球半个世纪IT产业的背景下，将中关村放在20年中国IT业的背景下，进行比较是十分恰当的。80年代未，中关村为中国IT业奉献了联想、方正、四通、希望、金山等一大批领先中国软、硬件企业，90年代初期与中期，又继续为中国IT业推出了四通利方、用友、连邦、同方、紫光、青鸟等一流厂商。而在最近五年，中关村提供了什么？今后五年，中关村又将提供什么？这个答案，如果再用那些老面孔来回答，显然是文不对题。用这些大企业的数据来回答，显然只是数字游戏，因为他们只能证明中关村的过去，而不能证明中关村现在和将来。如果中关村拿不出一批批新的企业给中国IT业，那就只能说，过去五年是失败的五年，未来的中关村将是失败的中关村！

　　“在20世纪90年代，硅谷的研发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10％，是美国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1999年，硅谷雇员的人均创造价值达到11.5万美元，而同年美国平均数字为7.8万美元。1999年，硅谷首次公开上市的企业数已创纪录地达到了72家。1999年，13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涌向这一地区，占全美总额的三分之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他人才或资本密集的地区至今却都仍难以取得同样的辉煌。全球涌现出的“未来的硅谷”全都面临这一困扰。例如，在美国，为什么尽管匹兹堡拥有计算机学科出类拔萃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而该地区信息工业却从未有过振兴；英国剑桥大学发现了电子，完成了原子裂变，成功制造了第一台数字计算机，但它怎样做才能激起创业热情呢？实际上，每个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硅谷”。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硅”字——爱尔兰称之为“硅沼”、苏格兰名为“硅峡”、英格兰叫做“硅泽”、越南是“硅滩”、以色列就是“硅壑”，凡此种种。但仅仅取个名字，或是搞几个孵化器，建几家半导体、软件公司，或是工厂，这是远远不够的。”

　　《硅谷优势》写道：“本书认为，硅谷持续的优势来自多种因素，而远不是任何个人或单个公司。更确切地说，硅谷的优势来自其整体环境——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随时间自我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新兴企业与新技术的成长而成长。”这些道理的确很到位，但是也的确过于复杂而有点“虚无”化，让硅谷之外的地方感到绝望。

　　其实概括硅谷不需要如此悬乎，更不需要让人失去学习的希望。我们恰恰认为，硅谷的成功就在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我们失败的原因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硅谷成功的根本无非就是给新的创业公司以最大程度机会，保证它们源源不断的诞生！

　　只要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就能很清晰地判断出：一个高科技园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指导方向是什么？中关村应该如何营造好这个“人工环境”，达到硅谷同样类似的功效。可惜，我们完全抛弃了这个很简单的根本原则。而迷失在“见木不见林”的学术、媒体和政府报告的“八股文”中，在丛林里扒拉不止，失去方向。硅谷无非也是一片地理区域：加州北部1500平方英里的狭长地带，中心在帕拉阿托，北起圣马特奥县，南至圣克拉拉县。在这一地区，有250万人比邻而居。

　　对于中关村，就让我们回到根本上来吧！也许现在并不晚。让中关村真正把功夫下对方向：给失败者中国最好机会、给一无所有的企业者以中国最好机会、给弱小的创新企业机会、给风险巨大的创新技术最好的机会，中关村在中国的地位将永远难以超越。但是如果方向错误，中关村的命运也是注定的！中关村只要能够遵循这个原则，来规划、设计和运作出这样一个“人工环境”，造就一个类似硅谷的技术创新栖息地，完全可以成为可能。

　　网景的创始人马克·安德里森概括说：“硅谷有人、有风险投资、服务机构、有把好的创意变成成功企业的创造力。许多地方试图模仿硅谷，却没有一个能接近硅谷的水平。”这是事实，但是，所有这些说法的根本还是一个中心：给草根以力量！硅谷没有那么高不可攀，那么神奇得独一无二。真正掌握了这个简单的秘诀，硅谷完全可以“复制”。

　　也许方向上头脚倒置的中关村，至今还没有明白自己犯下的致命错误，今后也很可能不知道明白自己未来沦陷的原因。

中关村首先死于市场生态升级的失败

　　中关村的理想之路就是从IT市场生态过渡到IT产业生态，然后在发展到IT技术创新生态。如果顺利，这个不断升级的三部曲可望在21世纪前十年完成。可惜，在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在从IT市场生态向IT产业生态过渡中，没有能够顺利完成，直接导致了技术创新生态的失败。而且，更尴尬的是，西瓜没有拣着，芝麻也丢了。中关村最原始的IT市场生态本身的发展也濒临挫败。

　　中关村依靠市场优势发展起来，虽然也承受了“骗子一条街”、“倒爷一条街”的负面影响，但是，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原始积累一样，必然也是每一个毛孔都粘着一些不太道德的血汗和肮脏的成分，比如深圳、海南的发展，温州模式的演变，以及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甚至是英国的发家，美国的发展，都无不是如此。这是发展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也是发展的必由之路，倒没有必要多在意。只要是为了今后更好发展的目的，倒也不是真正的耻辱，甚至不必为这样的历史感到多余的羞愧。

　　因为，鱼目混珠之中，中关村建立起中国最完整的IT市场生态，也初步孕育出中国IT产业生态，构建出产品和服务，软件和硬件，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比较完整的产业链。中关村市场提供了与全球产业进展的最佳展示和触角。

　　但是，今天，这个曾经不太名誉却实际上成就了中关村今天的市场，却开始沦为牺牲品，开始失去了作为全国中心的地位，以及辐射全国的影响力。同样作为市场，义乌小商品的持续发展就在于不断将本地的市场优势，延展到全国各地，甚至延伸到整个世界，从而构建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市场网络。“网络效应”成为市场成败的关键所在。

　　但是，中关村的市场没有利用原来的优势，成功地延伸到全国各地，反而其地位和辐射能力不断萎缩。也对整个园区的发展产生深层次的负面影响，使其基础受到极大的削弱！

　　让我们看看中关村的市场生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关村的成功在于构建出全国最活跃的电子市场；第二阶段，建设单点式电脑卖场，也有所成就；第三阶段，如何构建全国网络式的电脑卖场。

　　中关村在向第三阶段的跃进中彻底失败了！前两个阶段的成就和优势也就开始逐渐化为乌有。中关村的市场优势再也无法为产业生产、制造、销售和研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中关村的特色也就开始消解，与北京以及全国其他相竞争的区域不再构成独特的竞争力。

西瓜和芝麻都丢了：传统市场生态被基本摧毁

　　中关村的建设问题很复杂，积极、消极的因素都很微妙。但是，其中最痛心的也是最不应该的是，中关村的建设破坏了过去的发展基础——市场生态。八年、十年前，走一趟中关村，都可以直接感受中国IT市场、甚至全球IT市场的最新脉动。虽然这个市场的原生态嘈杂且繁乱，甚至还赢得了“骗子一条街”的称号，也远远无法与硅谷的技术创新生态圈相比较。

　　但是，正是这个市场的原生态，给了中关村最准确的市场敏锐感。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IBM、苹果都将产品发布的地点毫无置疑地选在中关村。而现在这个市场生态基本消失。到海龙、太平洋依然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产品，却再也没有中关村独特的市场敏感度。

　　也正是这个外表一点不美好的市场，一个屡屡被媒体被政府整顿和批评的市场，汇聚了中国IT业软硬件厂商，汇聚了生产制造、研究开发、倒买倒卖的各路上下游厂商，并且辐射到北京周边，乃至全国各地。这是中国IT业真正完整的原生态的产业中心。中关村如同一块磁石一般，吸引了对IT业敏感的各种投机者、梦想家、生意人，甚至骗子和盗版经营者。这些五花八门的人士来自全国各地，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之间构成了“强纽带”和“弱纽带”，形成了基本的社会网络。通过这个网络彼此衔接，传播信息，完成交易。这个网络就是中关村影响力和市场力得以主导全国的基本环节。

　　美国传播理论家Everett Rogers（1995）也指出，新发明常常是在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管道中流传，人际扩散网络（diffusion network）的结构会影响新发明获得采用的速度。网络式组织的相互连带往往提供了新技术流通的传播网络，使得相关专业的人们，跨公司而互相认识，不但在公司联合研发的过程中交换新知，在日常社交谈话之中也不经意地让新知扩散。美国硅谷的高科技，英国剑桥的软件产业，台湾新竹的半导体产业等，都是社区人际网络、产业组织网络以及新知传播网络密不可分的例子。

　　当然，当年中关村这些极具生命力的草根力量看上去实在是不太文雅，不但与世俗观念中的高科技形象格格不入，同时也难免交织着丑陋，甚至犯罪。于是，政府部门一次次扫荡和打击，这些野火烧不尽的草根力量，除了一部分利用时机脱胎换骨外，大多数还是逐渐消失。因此，人们如此说道：“中关村就是一个‘村’，看起来很火，其实就只是农村经济”（经济学家张维迎）；“如果到最后，在中关村宽敞明亮的大楼里，住的都是利用我们高素质的人才替其打工的外国研发机构，你说我们到底是中关村建设的罪人，还是功臣？”（段永基）；“中关村的企业，这些年更多的是靠自己往上顶。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实在太累！中关村这20多年的历史，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历史。”（郭为）……

　　在大兴土木的历程中，原始的初级的市场生态被成功消灭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构建起更高级的市场新生态。中关村安静了，干净了。高楼大厦的现代化实现了，但是中关村企业与企业之间，上下游之间的网络却从此隔绝在写字楼之间，消失在高楼大厦之间。

　　如今，面对这些威严的大楼，我们突然忍不住怀念起那些中关村特有的草根力量。这些真正与“村子”的精神内质血脉相连的群体，现在看起来原来与高科技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

中关村产业生态趋势：逐渐“波士顿”化

　　1987年春，作为小型机领域冉冉生起的新星，杰弗里•卡尔布（Jeffrey Kalb）从波士顿大名鼎鼎的DEC辞职。灰心烦躁、精疲力竭的卡尔布回到自己的故乡加州，成为从麻省128公路地区向西海岸硅谷大批“迁徙”的工程师中的一员。1988年初，卡尔布在硅谷创办了Marspar计算机公司，几年后他如此回忆道：128公路地区和硅谷的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差别。128公路地区由大公司组成，他们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不仅仅是谢小事，还包括主板、芯片、显示器和磁盘驱动器等所有的一切。小公司在那种环境下很难生存，因为他们不容易拿到这些元件。这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种能量，一种能获取一起的能量……而在硅谷的基础设施中，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因此，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件事情，它是劳力、物力、原材料，更是时间。当你处于起步阶段时，时间就是一切。作为初创企业，入市时机是仅次于现金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资源伸手可触，究比较容易作出决策。……这就是你作为初创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一种迅速决断、迅速行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只有当你亲自在这儿工作过，你才能真正意识到硅谷的基础设施建设有着多么的与众不同。

　　十多年后，多么相似的情景一幕幕在中关村上演。已经在中关村三次创业的王志东，在离开新浪开始再次创业时，他选择了离开中关村。作为点击科技的总经理，现在的王志东谈起中关村深有感触。“现在的中关村和以前真的很不一样，当初的中关村是中国的信息中心、IT味道也很浓，你要看新产品、新信息，就得到中关村走一走，去各个公司看一看。而现在，中关村更像一个大的贸易市场，有很多电子配套市场，现在这反而成为中关村最核心的地方，大的企业像联想、方正、用友等都搬到上地去了。中关村一直在修路，交通不便利、费用过高，所以我将公司设立在亚运村这边。”

　　当今的中关村与当年的波士顿是如此相似，其埋下的教训也一定异曲同工。就像当年DEC在波士顿128公路的地位一样，今天中关村的联想也领袖群伦。一位网友如此写道：“杨元庆时代的到来，没有技术是他心里的痛，于是，联想迈进了服务器时代、掌上时代、手机时代、关联应用时代。接着，万亿次服务器来了、四万亿服务器来了，中国服务器第一品牌之争来了，联想科技巡展来了，一霎间把个2003年闹得不可开交，足足地在31个省会唱了把大戏，把上上下下的官员、群众和媒体看得目瞪口呆，纷纷把这一年记做联想的“技术元年”。”

　　是的，联想之大似乎已经无所不能。不需要无数公司构成的社会网络，不需要产业上下游之间的紧密互动，不需要速度极高的信息共享。联想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中关村就是它的天地，中小企业在这里没有多少天空。“想想从赢时通、FM365、金山、北大附中网校，到汉普、智软、中望，再到记忆网络、QDI（现在科迪亚）、联想移动，还有正在房地产、饮食业奋斗的联想兄弟，3个年头过去了，眼看着我们渗透的行业越来越多，可是越来越多的业务成了协从业务甚至消失掉，虽然我们勒紧了裤带，但是对外，我们依然喊着我们赚钱了，尽管股票依然徘徊在3块钱。真的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大炼钢铁的时代）。”

　　1994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安纳利·萨克森宁教授出版了《硅谷优势——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以研究硅谷成功的原因。该书专门比较了波士顿附近128公路周围的高技术公司和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发展历程。杰弗里•卡尔布的故事就出现在该本书的前言。

　　安纳利·萨克森宁教授的大作名噪一时，几乎影响了后来所有的硅谷研究。在教授眼里，波士顿地区既有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又因靠近纽约金融中心而具备充足的资金，然而却在80年代后逐渐失去高科技发展的优势，走向衰退。相反，纵深只有100公里的硅谷地区则蒸蒸日上，在全球的高科技发展中独领风骚。

　　那么根本原因是什么？萨克森宁作为教授，当然需要“学术”味道，因此他概括为核心的字眼就是“文化”。他将硅谷的成功归纳为文化的优势。它们的形象化的标识是：128公路地区的经理穿西装打领带；硅谷的经理穿T恤和牛仔裤。此后其他人的相关研究，又把硅谷成功的原因提炼为该地区一系列的制度体系安排。人们把硅谷这种制度体系形象地比喻成创业公司的“栖息地”，它包括了开放型的生产结构、人才的自由流动性、鼓励创业精神的文化、优秀的人才储备和适于筹资的通道等要素。

　　“文化”也好，“制度”也好，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说，理解起来都有些敬畏，更有些云山雾罩。当然，也可以意会而不言传。但是，其实“文化”还是“制度”，落实到最基本的事实，就变得非常简单、自白而明了：在硅谷独特的“文化和制度”下，小公司得以源源不断地诞生，并总有一些异类迅速崛起，成长壮大。作为高科技草根力量的中小企业如同泉水一样，连绵不绝。这就是理解硅谷成功的一个形象图景。而这同样也是理解波士顿128公路为什么会走向衰退的根本。

　　中关村当然也不例外！

彼此绝缘：中关村三大阶层的分化

　　安纳利·萨克森宁教授将硅谷描述为“地区性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产业体系，鼓励一群相关技术的专业人员共同学习和灵活调整……企业内部的功边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是相互渗透的，不同企业之间、企业与地方组织（如商会、大学）之间的边界亦是如此”。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社会扁平化的阶层和文化就像电脑运转的软件一样，最至关重要。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关村的阶层相当简单而扁平，而今越来越分化的阶层使得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和市场生态越发无从构建。尤其是，最利于良性循环，并能够稳定持久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末能出现，而代之以倒金字塔的分层结构，不但不利于稳定发展，而且少数人越来越集聚大部分社会稀缺资源，如同乌云一样，笼罩着中关村，使中下层的创新源头得不到充足的“阳光”，抑制了活力。反过来也将使最上层的群体失去持久发展的源头。

	代表人物	代表性企业
第一层次	高科技资本家高科技政治家高科技房地产商	少数大企业（国内外）控制政府资源的群体掌握中关村土地资源的群体
第二层次	高科技经理人员高科技企业家高科技创业家	中关村中小企业（有自主发展能力）
第三层次	打工者、销售及其它各类附助人员、学生	寄生式生存的各类中小企业

　　当然，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不可怕，贫福差距的拉开也不可怕，只要各层次之间能够产生互动互换，就有可能实现共赢。可怕的是这种分层越来越绝缘，越来越构成矛盾和冲突。比如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第一阶层，应该是合理存在，要整个社会向上发展的动力和象征。但是，这个阶层本身为了自己的持续发展，也需要促进中低层的发展。中低层的创新和活力是他们发展的源泉。如果断了这个源泉，对于自身也是一个必输的结局。因此，为了各个阶层的共赢，中关村急需扭转发展方向，纠正不正常的趋势。尤其是政府的角色，是其中的关键。

　　《计算机世界》记者雍忠玮在《中关村的“植物群落”》一文写道：“在中关村，的确生活着这样一大群中小企业，它们如同灌木丛般掩藏在几家大企业之下，营养严重不足，先天缺乏进攻性，开了又关，关了又开，自生自灭而已，我们称之为——中关村的“植物群落”。”

　　“从往昔中关村“巨人”到今天的凋敝，“资源型生存”企业的风光不再，到中关村大大小小的企业依旧在“关系经济”中苦苦挣扎，自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关村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抑或“进步太慢”？一旦“资源型生存”环境消失，投资和相应的政策环境又未能跟上，中关村中小企业的“严重营养不良症”开始凸现。”

　　作者在结尾写道：进入新千年后的中关村，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新话题是中关村的“贵族化”倾向，“中关村正变成一个‘有钱又有闲’人士的居留地”，许多人都持这样的观点，在中关村变成一个“富人区”的同时，如果它日复一日地远离高科技创业，中关村还能延续它原来“中国IT圣地”的光芒吗？

死亡历程：中关村四个发展阶段

　　曾经互联网掀起了又一股继“中关村”之后的真正创业浪潮，一大批无钱、无权、无势的年轻人纷纷崛起，大大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和产业发展面貌。但是由于各种因素，这股浪潮未能持续下来，而是迅速休止。于是我们看到，柳传志、段永基等最早的中关村创业者们依然占据着风头浪潮，钟锡昌、倪光南等老一辈的技术科学家依然是核心技术领域创新的先锋。这种奇特的中关村“返祖”现象意味深长。在我们向这些老一辈表示深深的敬意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使得后起的每一位年轻人感到羞愧，应该让指挥中关村发展的决策者们羞愧！这与其说是一个现象，不如说是中关村的一种悲哀，值得每一个人深刻反思！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起来？为什么无法起来？根源究竟在哪里？

　　我们要找寻答案，首先必须回到历史中去。

　　要分析中关村，我们首先要将20年的发展历程梳理清晰，把握住其中最本质的内在发展阶段。直观的点，就是将中关村当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确定它的成长过程和特点。我们把2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和全球IT业作为双重背景以创新活力作为核心变量，将中关村的发展归纳为几个鲜明的阶段。

　　第一阶段：80年代初期－80年代末期：中关村机制创新黄金期；

　　第二阶段：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中关村技术创新黄金时期；

　　第三阶段：90年代初期－90年代中后期：中关村市场创新黄金时期；

　　第四阶段：1998年－21世纪初期：中关村转折时期。

　　第一阶段：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注定与“村”有缘。这个说法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让我们看看，1978年，安徽省滁县小岗村的农民，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搞起了联产承包，掀起了中国农村的一场革命。1979年，历史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被称为“小渔村”的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设立，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格局。而1980年，在北京这个被称为中关村的地方，一批不安分的知识分子，也要酝酿一场高科技产业的风暴。显然，70年代末农村改革的巨大动力为城市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高科技的活力最先在城市开始萌动。这个活力也不会来自城市繁荣的中心，只能来自偏远的“村子”。80年代初期，中关村在新的社会观念和氛围下破土而出，一批最早不甘心局限于封闭沉闷的计划机制的人，率先走进中关村。他们在没有更多束缚的新空间中如鱼得水。在这一空白阶段，高科技的民营企业纷纷涌现，中关村的机制架构和产业生态雏形就在机制创新中确立下来。
　
　　第二阶段：在新的机制下，沉积在传统机制中的许多技术创新开始流入中关村，大大激活了创新活力。这时候，凭着研究所、高校积累的技术项目，众多民营IT企业依靠这一技术之长，汇成了中关村技术创新的黄金时期，无论是汉卡、打字机、字处理软件、中文平台等等。中关村的每一项技术都是引导着中国IT业的技术变革，甚至在国际上也在不少同步的创新。可以说，现有大多数国内IT主流厂商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真正的积累（资金、人才、技术和产品）。

　　第三阶段：90年代中期以后，是中国IT市场大发展的时期，依靠过去10多年的先发优势和市场力量积累，中关村在市场上的优势格外凸显。甚至在技术创新受到冲击，国外一流厂商全面进入的背景，国内IT厂商也能够完成漂亮的防守反击，在市场上表现出色，尤其是当时产业的标志性领域——PC业，国产品牌后发制人，重新引领风骚。

　　第四阶段：但是经过机制、技术和市场的一次性喷涌后，中关村开始了转折。但是市场的膨胀掩盖了内在的变化，互联网的浪潮更是转移了问题和注意力。尤其是国家开始全面将IT作为重点之后，光环之下的中关村更是没有心思顾及危机。但是热闹之中，变化是那么明显：借助互联网热潮，新浪成为中关村创新的最后一个休符。在互联网大潮中，中关村响应不错，但是中关村主流企业起码迟延了两年（直到2000年）才作出了滞后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后果显然不是回报而是教训，不是辉煌而是代价。从此，中关村再也不是中国IT业创新的绝对领导者。也从此，中关村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创新技术、创新企业。中关村成熟了，却没有了继续创新的活力。

　　2004年2月，石定果等人大代表在《中关村必须保持核心竞争力》的议案中展开调查：中关村的产值主要来自于科技贸易，而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比例不足3%，下游的贸易未对上游的研发产生强劲的拉动力量，贸易是产业的龙头，研发是陪衬或招牌。代表们提出，要倍加珍惜中关村的品牌，同时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中关村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核心竞争力？”王文京说，知识型服务业的转移，将给中关村企业带来国际化的双刃剑：要么像姚明一样进入NBA，要么别再打篮球。“国际竞争到了中关村家门口，过去在国内当老大高枕无忧的日子已经没有了。”王文京同样提到了核心竞争力：中关村未来十年内如果不出几个世界级的公司，可能会“无以为继”。

　　作为一个发展了20多年的科技园区，如此现状实在难以释怀！

　　美国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斯和皮霍尔在《世界技术园区：21世纪的产业综合体》一书中如此说道：“在发展高技术的第一阶段，国家选择高技术中心的区位时，国家首都地区定是第一选择，因为没有其它地区像首都那样，最富有社会文化网络，集中着最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中关村显然非常符合这一说法，但是事实上首都的背景对于中关村是不是好事，实在值得人们置疑。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