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2016年8月16日《环球时报》评论版。

最近,美国商会等46家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等地区的国际企业团体联名致函中国,认为《网络安全法》是增加贸易壁垒,要求中国政府依据国际贸易法规修正新网络安全法。据悉,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在华国际企业抗议活动。

其实,这次抗议的发生也在意料之中。首先是利益。《网络安全法》首要任务是理清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等各利益相关方的责、权、利,各方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天经地义,但是,由于利益方很多,各方利益合理的折衷、平衡和让渡,才能保障网络时代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过去在华外企一贯享受超国民待遇,一直习惯了中国网络安全不设防的环境,期望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完全的信息自由流动,而忽略了复杂国际形势下中国网络安全和国家完全的基本保障。

其次是时机。这次抗议发生的时间恰逢网络安全法草案二审刚刚完成意见征集,即将结束中国人大三读,而付诸实施,也就是在最后临门一脚的紧要关头。同时,G20会议9月初即将在杭州召开,施压的时间窗口很有讲究。过去一直以来,在华外企不满意的时候,最屡试不爽的方式就是联手把问题政治化,通过媒体炒作、动员美国政府施压,或者像这次一样,直接给中国政府施压,短平快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这次抗议也属于常规动作。

但是,这一次对《网络安全法》的施压可能适得其反。一方面,《网络安全法》的核心内容符合国际通行的规范。2015年初,美国众议院通过《网络情报共享和保护法案》(CISA提案),推动网络信息在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共享,意在辅助美国政府对网络威胁进行提前防控。今年7月份欧盟立法机构正式通过的首部网络安全法《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指令》,旨在加强基础服务运营者、数字服务提供者的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要求这两者履行网络风险管理、网络安全事故应对与通知等义务。

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中国推出《网络安全法》是发展的必然和形势的需要。通过法律设置“贸易壁垒”,肯定不是《网络安全法》的出发点。《网络安全法》的应运而生,呼应中国网络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尤其是斯诺登事件等暴露出来的潜在隐患和危机,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加之随着中国崛起,国际形势日渐复杂,美国不断施压等因素。《网络安全法》的出台迫在眉睫,也势在必行。肯定不可能因为外企的施压而搁置。

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通过商业问题政治化的方式,其红利必将逐渐消失,甚至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实际上,《网络安全法》的加快推进,也有着美国政府最近几年不断炒作中国网络安全问题的功劳。所以,与其说问题在于中国《网络安全法》本身,还不如说问题可能出在外企自身。

由于这部法律的复杂性,还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明确和细化。有关部门应该充分理解外企的考量和担忧,而其中更多的来自于沟通不足形成的误解。网络空间成为中美大国博弈加剧的压力汇聚点和易燃易爆点;外企身处中美两国多方面博弈的中央,自身也面临网络空间崛起带来的转型压力。尤其是外企对于包括网络安全审查、数据本地化、内容审查、安全认证等在内的诸多有待明确的细则内容和操作层面,疑虑、担心影响正常业务的开展。这些外企不仅仅包括思科、微软等外资IT企业,还包括耐克、宝洁、杜邦等几乎所有的外企。无论是立法环节还是司法实践,都需要与它们建立更多的沟通渠道。

总之,对于外企来说,在复杂的中美关系面前,应该摆脱过去一贯依赖的政治化手段,弃用负面影响不断上升的政策施压方式。更重要的是,在网络安全方面,应该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谋求成为中国网络安全技术与制度重要的参与者和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