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6月19日《环球时报》

题记：发表在今天《环球时报》的文章，题目《企业涉足学术研究当明确边界》：近年来，互联网巨头跨越企业边界，打破利益界限，在媒体、政府、学术界等公共领域肆无忌惮、漫无边际的全面扩展和渗透，必将极大损害公共利益，也终将让巨头付出惨重代价。唯有巨头有一天幡然而悟，自我觉醒，改弦更张，能够守得住自己的利益与欲望，敬畏媒体、学界、社会和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政府决策者需要进一步明晰界限，敬畏、维护和支持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希望这些警示和担忧，终将发挥一点建设性的微薄之力。

近年来，笔者注意到一个现象，一些独立的行业研究报告和政策报告，按照国际通例本该是企业提供经费支持学者做，现在却是企业自己做完研究报告，再由一些知名学者去站台热捧，而社会对此也司空见惯。一些互联网巨头的企业研究院不断扩张，兵强马壮、待遇优厚，把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家学者都以委员会、顾问、特聘等各种方式汇聚团结在一起。他们大量发布调研数据、产业报告、政策建议。这些报告中的确有精品，不少显然下了大工夫，甚或超过一般学者的成果。但要注意的是，站在社会治理的角度，企业和学者都有自己固有的角色，分别服务于公共性和私利性。如果企业在做学者的事情，学者去做企业的事情。谁来保证这些数据、报告和建议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仅仅依靠企业的良知吗？

企业投入做研究院并发布研究报告，当然会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益至上是企业的天性，但是，基本的规则和边界也必须要明确。例如，某互联网公司曾在自己的企业网站公开发布社会招聘，其中名为“战略竞争策略传播经理”一职工作职责描述为：针对竞品的不正当社会信息，能够快速调动央媒及核心自媒体展开舆论，进行有效反制，形成高效的社会影响力，在北京及中央级媒体有深入关系;能够配合各业务组，将公司突出能力以内参和调研报告的形式，输出给甲方高层，形成于公司有利的“高层话语权”;围绕高层关切及政府活动进行策划传播，将我司战略级别的业务诉求慢慢植入，起到迎合、引导政策的作用，特别是在两会期间，能够引导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中形成于我司有利舆论环境，同时形成对竞争对手的反制。连招聘广告都如此直白，企业大力投入研究院主要目的显然是心照不宣了，那就是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国家战略和舆论导向，影响政策制定。

这些年来，凭借中国巨大的互联网消费市场，互联网巨头迅速崛起与形成。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基本原则和界限，包括对学界的尊重，对媒体的敬重以及对法律和政府的敬畏，互联网企业并没有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而充分建立起来。很多互联网巨头本身就是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直接或者间接地掌握着大量网络媒体，进而引起一些对大众媒体操控和侵蚀的事件。

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学术界是很难与企业比拼资源的。企业资金实力雄厚，又直接掌控着互联网第一手的数据，这些数据一般不对外公开，对学者选择性合作也有着自己明确的目的。包括资助高校学者的研究，其服务企业商业利益的目的性也从不加以掩饰。

企业投资做产业报告是好事，但边界必须明晰。如果由一两个个案发展成业内普通的现象，与国际通行惯例渐行渐远，并不加限制地任其发展下去，为巨头柔性控制学界等铺平道路，将损害中国的网络治理体系，使其无法形成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导致最关键公共领域的独立性丧失。由此下去，最终伤害的也是企业自身。长此以往会严重阻碍互联网企业本身的全球化进程。试想，苹果、谷歌与脸书等没钱做报告吗？它们没钱动用各种专家吗？不知道掌控话语权的好处吗？当然不是，最关键的是他们知晓自己越界的性质所在，有所敬畏。类似这种报告，公共性是基石，独立性是生命线。

所以，当下最有效的办法是政府下决心建立规矩，明确界限。相关部门通过立法，建立包括企业发布研究报告在内的审核监督机制、企业资助专家学者的信息披露机制以及相关企业利益回避机制等一整套制度。只有这样，中国的网络治理才能走向正常化，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才能真正得到保证。就现阶段来讲，各级执法部门，尤其是反垄断法的有效执行也应该切实关注这些渗透与影响，建立起正常的行业秩序和政府游说机制。而不能放任不管，继续任由一些企业侵蚀媒体与学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