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 | 算法认知战:俄乌冲突下舆论战的新范式
2022-05-11 14: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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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传媒观察》2022年4月号

 编者按:2月24日爆发的俄乌冲突迄今已逾两月,这是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时代的战争。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求是特聘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方兴东,浙江传媒学院互联网与社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钟祥铭,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4期发文认为,俄乌冲突是现实空间局部战争与网络空间全球一体化舆论战第一次高度融合的战争,标志着人类战争形态与方式的转变,也标志着舆论战范式发生了根本转变。社会信息传播范式的转变是舆论战范式转变的前提和基础。基于网络的全球信息联动、全球民众的动员、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等,舆论战超越了传统宣传和民众动员,而转为更加复杂的认知战和混合战。本文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和信息传播机制的变革,梳理了大众传播与数字传播两种范式的舆论战演进历程,分析了这场混合战的特点与规律,并为我们未来更好应对相应挑战和威胁提出对策建议。

俄乌冲突是互联网诞生以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时代战争,它重构了战争的规则,重写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标志着人类战争的形态与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这场冲突中网络战和舆论战本身也发生了重大改变。真正攻击关键基础设施、切断通信和互联网、瘫痪指挥系统等常规网络战,并不是此次俄乌冲突的主角。多层次、多主题的网络战更多融入广义的舆论战之中,以更加非军事化的方式实现更大的影响和威力。虽然网络战和舆论战在俄乌冲突中经常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但是我们更多是对两者融合的形态使用“舆论战”的称呼,以此突出传播在其中扮演的特别角色。显然,这场冲突中网络战的形态和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军事行动的支援和辅助角色上升为关键角色,并由此完成了新的范式转变,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边界和主权的内涵。

舆论战的历史远比网络战要早得多,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战。表面上看,和今天的舆论战在功能与方式的表述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但事实上,支撑舆论战的基础,也就是构建舆论战的技术能力、软硬一体化要素和系统化的关键基础设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这也是新旧舆论战范式转变的基础所在。

信息革命和组织创新改变着冲突的性质以及所需的军事结构、理论和战略。20多年前,John Arquilla和David Ronfeldt在兰德公司的一篇论文中对“网络战”概念进行了前瞻性分析。他们认为,未来的冲突将更多地通过网络而不是等级制度(hierarchies)来进行斗争,谁掌握了网络,谁就将获得主导优势,并预告“网络战争即将到来”(Cyberwar is Coming!)。

虽然传播始终是人类战争的重要因素——人类的战争史堪称一部传播发展史,但传播扮演如此关键的角色,对战争的态势与走向发挥如此重要作用,却是前所未有的。从19世纪末被称为第一次“媒体战争”的美西战争、第一次“电视战争”的越南战争,到鲍德里亚媒介真实意义下“未发生过”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直至当下的俄乌冲突,传播第一次从战争的辅助角色变为战争的主角,这究竟是一次偶然还是必然?俄乌冲突除本身的是非曲直之外,传播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与警示,值得高度关注。

一、“笔杆子”的力量:俄乌冲突中传播的崛起

俄乌冲突还没有尘埃落定,但围绕这场冲突的范式转变,已经有广泛的讨论与一定的共识。这不仅仅是人类战争本身的范式转变,也是网络战和舆论战的范式转变,尤其是传播在本次冲突中扮演角色的转变。

数字时代的“信息战”是解读当下俄乌冲突的关键维度。对战争进行善恶定性的权力并不仅仅取决于真相,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传播实力。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不愿”涉入前线阵地的美国试图利用软实力动员国际舆论,达到在各个领域削弱俄罗斯的目标。相较于俄罗斯的“宏大叙事”(试图从历史维度质疑乌克兰的国家合法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更善用通过社交媒体的展演进行“差异叙事”,抢占“道德制高点”。同时,网民碎片式的“个人叙事”更是成为此次博弈中的新变数。

在2014年乌克兰东部冲突后,赫尔辛基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负责人梅尔维·潘蒂(Mervi Pantti)在《媒体与乌克兰危机:混合媒体实践和冲突叙事》(Media and the Ukraine Crisis:Hybrid Media Practices and Narratives of Conflict)中通过提供“文化混乱”(culture chaos)这一概念性工具来探索混合媒体与冲突的逻辑。“文化混乱”展示了一种新的话语秩序结构,在这种秩序中,信息流是多孔的,对议程的霸权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传统的宣传也逐渐失去其效用。在现实冲突中,“混合”并没有忽视传统媒体而专情于数字媒体,两者混合的力量以及它们与网络领域的混合过程值得重视。当代战争不仅变得混合,军事和非军事战术都得到应用,而且前线和市民空间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同时战争也被调解,军事行动者和战略开始失去其重要性,媒体及信息传播成为主要行动者和主战场。

我们正在见证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全面战争”(Total War)概念的实现,它由一个新的虚拟整体水平所促成,通过社交媒体的非凡能力,赋予普通人改变物理战场及其周围话语的能力。社交媒体的强度和即时性正在制造一种新的“战争迷雾”(fog of war)。在这种迷雾中,包括虚假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互相纠缠,澄清与混淆几乎处于同等程度。

与以往策略不同的是,除作为战略实施主体的政府和军方之外,民意(网民)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决策。当前俄乌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全球多个国家地区、黑客组织、民间力量等都参与其中。

网络社会中认同力量的展现(分布式、多向度、实时性等)在此次冲突中结合加密货币网络,完成了从认同网络向行动网络的转化。对于俄乌冲突带来的冲击与变化,迄今人们已经收获不少新颖的名词,诸如“TikTok战争”“全球共时性”“混合战”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将俄乌冲突描述为“第一场由仅拥有智能手机却被超级赋权的个人在TikTok上报道的战争”。同一周,各种出版物开始将这场冲突称为“第一次TikTok战争”。《纽约杂志》更是创造了合成词“WarTok”。这些新名称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新的特征与规律,值得深入探讨。

二、智能时代战争新范式:现实与网络融合的“混合战争”

托马斯·里德(Thomas Rid)在其名为《网络战争:不会发生》(Cyber War Will Not Take Place)的论文中认为,一种通过恶意代码进行的潜在致命的、工具性和政治性的武力行为才能构成网络战争。所有出于政治动机的网络攻击都只是与战争一样古老的三种活动的复杂版本,即破坏、间谍和颠覆。而显然,他对网络战的讨论并未涉及媒体传播可能带来的影响分析。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网络攻势复杂而激烈,乌克兰仿佛成为“俄罗斯的网络游乐场”。然而,伦纳特·马斯切梅耶(Lennart Maschmeyer)和纳迪亚·克斯特尤克(Nadiya Kostyuk)研究发现,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并没有对乌克兰领导人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也没有削弱乌克兰人对其领导人的信心。同时,也有人对冲突升级后网络攻击的效果及网络行动的战略效用持怀疑态度,或将网络战的不足归因于“颠覆性”(subversive)的行动机制。西亚兰·马丁(Ciaran Martin)认为,网络作为战争武器的局限性并没有被充分地理解。他观察到,人们目前对网络能力的理解过于乐观,从低级骚扰到严重破坏日常经济和社会活动,网络被视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他认为,受干扰和破坏的战略脆弱性不在于军事领域,而在于医院系统、后勤、政党、电网和私有网络。

信息与智能技术所催生之智能时代下的战争呈现了物理、网络和社会系统虚实互动、协同共生的“三战合一”的发展态势,即“明战”(Physical)、“暗战”(Cyber)、“观战”(Social)跨域合一的常态化与一体化。总体而言,俄乌冲突爆发迄今,“混合战”成为最基本的特性。这场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的两场战争,而且是两场典型的不对称战争:一场是现实世界中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地面军事战,主要发生在乌克兰国家边界之内;另一场是网络空间中的新型战争,是美西方主导的针对俄罗斯的新型网络战、舆论战。前一场是军事实力差距悬殊、俄罗斯实力具有碾压式优势的不对称战争,后一场以全球一体化的网络空间为主战场,是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全球性策动和动员的“战争”,也形成了态势鲜明的不对称战争。

此次俄乌冲突可谓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枪杆子”和“笔杆子”高度融合、博弈联动的“混合战”。那就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传统军事战,与全球范畴的自下而上的网络战之间的高度协同、全盘谋划、实时联动。从俄乌冲突的进程来看,俄罗斯并非在网络战和舆论战方面欠缺考虑,事实上也做了精心准备,但当战争开始后,在全新的“混合战”中,俄罗斯依然处于明显的劣势。2022年3月2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波兰华沙发表关于所谓自由世界齐心协力支持乌克兰人民的讲话时称,各种经济制裁手段的相互结合,是一种新的经济国策,其造成损害的威力可与军事力量相匹敌。可见,军事硬实力不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力量。军事力量和网络力量优劣势的转换、对冲和博弈,使得俄乌冲突具有特别的借鉴价值和研究意义。两场不对称战争的交织,谁将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这是未来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但显然,即便俄罗斯在军事层面最终获得成功,也将付出远远超越预期的惨重代价。尤其是美西方成功地把俄罗斯从国际社会的产业链、金融链等全球基础设施网络中割裂出去,这将给俄罗斯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三、舆论战新范式:网络战与舆论战走向融合

舆论战的核心是宣传。舆论战范式转变的底层逻辑,是信息传播技术与传播基础设施的演进与变革。也就是说,社会信息传播范式的转变是舆论战范式转变的前提和基础。2000年以前,传统大众媒体和Web 1.0的网络传播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主导模式,我们称为传播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大众传播范式(也称为大教堂模式)。这一阶段的舆论战,无论是二战、冷战还是海湾战争等,国家力量和大型传统媒体强有力主导着信息传播的权力,因此我们称之为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舆论战范式。2000年以后,随着Web 2.0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由网民驱动的、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交传播,使得自下而上、开放性、分布式的信息传播逐渐崛起,形成了与大众传播范式不同的、新的数字传播范式(也称为大集市模式)。2020年以后,随着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由大规模、实时动态的大数据驱动的智能传播崛起,信息传播的数字传播范式进一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性传播范式。

当下的社会信息传播主要有四种传播机制,传统的大众传播和以门户为代表的网络传播依然在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2000年代初期,舆论战仍然是以自上而下的内容操控为主要表现方式。即便2004年乌克兰发生第一次橙色革命时,社交媒体还处于萌芽状态,舆论战也依然表现为更多样化的宣传手段和方法,但整体的作用是辅助性、低烈度的。随着近20年来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的爆发,舆论战的机制开始发生重大改变——用户驱动而不再是内容驱动的社交传播,使得大规模直接、实时的民众动员成为可能,强度也快速上升。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第二次橙色革命,则呈现出鲜明的“颜色革命”特征,但与传统摧毁性和颠覆性军事行动相比,依然还是低烈度的。而此次俄乌冲突中,以数据驱动的智能传播为新特点的舆论战,与传统军事行动已经高度协同与融合,舆论战拥有了与军事同等的强烈度,这无疑是舆论战的根本性改变。当然,由于信息的四种传播机制在今天处于联动与叠加状态,因此舆论战也呈现出复杂性和综合性,旧有的方式与特性依然存在,新的方式和特性也脱颖而出。只是智能传播还处于发展初期,因此对于未来舆论战角色的进一步升级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和警惕。

2022年2月25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报道称,拜登已获取了一份可供美国实施大规模网络攻击的选项清单,这些攻击旨在破坏俄罗斯在乌克兰维持军事行动的能力。其中包括切断俄罗斯全国互联网、瘫痪电网、干扰铁路线运行等目标,从而令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后继乏力。

在网络攻击的范畴上,舆论战属于更高层次的网络攻击。美西方一直是网络舆论战的“高手”,在此次俄乌冲突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2014年的乌克兰东部冲突也被认为是数字时代冷战虚假信息战略的缩影。而此次俄乌冲突不仅改写了战争模式,还深刻地改变了我们过去所认知的网络战和舆论战。这一次,网络战和舆论战与俄乌地面战争紧密相关、高度联动,可以说成了战争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大大超越了过去目的相对单一、低强度的网络战和舆论战,成为助力乌克兰地面抵抗的新型“混合”战。

在战争中,舆论并非自发形成,而是具有很强的可操控性和可引导性,舆论战的政治目标及利益诉求高于一切。其中,对发声平台的控制成为舆论斗争的策略。美西方凭借自身政治传播优势,引导国际舆论,全方位向俄罗斯施压。如美西方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交平台对 《今日俄罗斯》 (RT)等俄罗斯媒体设限或禁播。相较于冷战时期,开源情报 (open-source intelligent) 在数字世界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以往的秘密情报似乎被“TikTok们”所取代,而“几乎不需要秘密情报来确定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的大规模军事集结”。美国《大西洋》月刊文章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给未来战局带来一种全新发展态势,即实时公开高度机密的情报,它成为“西方用来对付普京的武器”。美国政府除了武装乌克兰、提供武器等常规做法,“递情报”也成为重要举措。过去一贯处于保密状态的美国情报部门,此次通过公开机密信息、公布卫星照片、动员乌克兰当地民众等诸多方式,成为引导全球自媒体的重要推手之一。美国政府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就批准了对俄罗斯发动网络战的程序,并将大量俄罗斯军事行动的机密信息公布于众。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危机的证据表明,这种情报披露策略的回报远远大于风险,即使在数字时代,真相和揭露仍然可以成为强有力的武器。相较于“谎言武器化”舆论斗争策略,周庆安等人通过对国际舆论斗争历史脉络的梳理,提出以事实真相作为武器的“真相武器化”概念,并将其视为一种公共外交和国际舆论斗争的最佳选择。

国内智库在总结北约认知战概念的基础上,对其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的运用作出分析。作为一种战略性传播,认知战为对手提供了一种绕过传统战场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手段。“如果社交媒体等媒介是认知战武器的话,认知战弹药则主要是信息。”除军民融合、信息欺骗之外,当前认知战的特点还包括智能媒体的崛起和全时全域的作战。俄乌冲突从由大众媒体主导的“图文信息战”迭代成为由社交媒体主导的“算法认知战”。史安斌认为,智能传播时代的“算法认知战”具有三个特点:战略性,以“战略传播”思维抢占命名权、阐释权和议程设置权;短视频化,主流媒体挪用社交平台上碎片化传播的战争画面,增强其报道的吸引力与说服力;情感化,网红借助社交媒体与全球网民进行互动,通过“代入感”的营造实现有效的媒介营销。此外,美西方通过策动欧美高科技企业以各种方式发起“制裁”俄罗斯的社会运动。3月10日下午,30名在短视频平台TikTok、YouTube和Twitter活跃的“头部网红”与“网络大V”,通过视频会议接收来自白宫的指导,大大升级了过去主要围绕颜色革命的舆论操作手法。

四、智能传播:俄乌冲突中AI技术的多层次使用

要辨析此次舆论战的特点,必须深入支撑舆论战基础设施的技术层面,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包括智能化的美国“标枪”肩扛式反坦克导弹系统,美国和北约的情报支援增强了乌克兰军队的战场感知能力,如利用面部识别技术辅助识别俄罗斯士兵身份信息等。战争各个层面的智能化,是这场舆论战呈现出特别威力的关键所在。美俄两国都致力于在军事系统和作战中使用人工智能,包括后勤、指挥、控制、情报收集和分析以及开发更加自主的武器。

战争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俄乌冲突正在成为人工智能的关键试验场。在实际作战方面,自主武器发展速度持续加快。乌克兰已经投入使用土耳其制造的TB2无人机,该无人机可以自主起飞、巡航和着陆,尽管它仍然依靠人工操作决定何时投放其携带的激光制导导弹。在网络战中,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帮助分析大量开源情报,推荐算法更是加速了社交媒体上有关俄乌冲突的虚假信息的传播,在TikTok上尤为明显。选择性曝光与偶然性曝光成为网络政治传播研究的重要关注点。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塑造用户与政治信息之间的连接方式。Forrester分析师麦克·瓜尔蒂耶里(Mike Gualtieri)表示,双方在冲突中散布虚假信息并非新鲜事,而使用人工智能和训练机器学习模型作为虚假信息的来源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机器学习能力是社交媒体的基础,政府和公民都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来影响大众的意见。包括此次才使用的GPT-3模型网络,它是一种具有1,750亿个参数的自然语言深度学习模型,可以用来生成信息,并将人类完全排除在此过程之外。通过人工智能引擎生成信息,并立即测试信息是否有效,如“每天快速发射1000次,人工智能就能快速学会如何影响目标人群”。社交媒体用户构建此类人工智能引擎和机器学习模型的门槛很低。特别是,以往“深度造假”(DeepFake)需要掌握复杂的技能,而如今则可以在没有编码知识的情况下被创建,且用来创建“深度造假”的工具在网络上很容易获取。Jeremy Kaln发现,许多著名的研究人员在推特上讨论人工智能行业如何更好地应对冲突,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帮助尽早结束当前的冲突。然而,大部分内容与现实脱节,而“显得出奇地幼稚”。他认为,“当技术开发人员无法理解他们正在建造的东西以及如何使用它的含义时,我们都处于危险之中。”

据路透社报道,3月12日,乌克兰国防部开始使用Clearview AI的人脸识别技术。Clearview顾问、前外交官李·沃洛斯基(Lee Wolosky)提出,将免费给乌克兰提供该人脸搜索引擎,供乌克兰当局在检查站的审查中使用。一个关键的挑战是,人工智能本身不是一种武器,而是一系列技术和技巧,在现有武器平台和网络空间中,人工智能在决策中的自主性和使用范围不断拓展和深入,这或许将导致不成熟的系统部署,其结果可能引起冲突的升级。

俄乌冲突是人类智能时代的第一场战争,也是人工智能初步显示身手的舞台。面向未来,人工智能究竟是成为造福人类的技术突破,还是加剧人类之间冲突和残杀的武器,这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亟待回答的问题。

五、传播的全新角色:现代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技术改变了战争形态,也改变了舆论战范式。从传播学角度,俄乌冲突让我们正视传播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的全新角色,更需要我们重估全球传播的新格局和新态势。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1918年就道破了战争时期信息传播的本质:“战争中最先牺牲的是真相。”交战双方以及深度卷入的各国,没有谁是假新闻的无辜者,只是参与的能力、手段和方式存在不同。无论是众多的国家行为体还是海量的非国家行为体,都基于各自利益和倾向深度参与了这场舆论战。智能时代的假新闻,无论是在技术的便利性、形态的丰富性、海量的信息量上,还是在传播策略的组合上,都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一,我们正在进入真正的全民传播时代。2003年伊拉克战争,借助电视网和互联网,开启了“全球围观”的战争新模式。此次俄乌冲突则开启了“全球围观、全球参与”的新范式。

其二,社交媒体已经深度嵌入社会。尽管它有助于此次冲突消息的传播,但也加速了不同叙事的发展。这也要求人们以社交媒体视角看待这场冲突时,应怀着批判的眼光。社交媒体在现代战争中的重塑作用及其特殊角色,也为在讨论未来类似冲突中社交媒体的角色与责任以及平台治理等问题时提供反思。

其三,智能时代AI技术在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智能时代的来临影响着信息传播的基本版图,人工智能技术正从技术手段向技术模式转型,它不仅引发了媒体内容生产的变革,重构了媒体结构的布局,还助力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形成媒介景观与社会景观的共融。相应地,媒介治理面临着算法干涉、信息茧房、隐私侵犯、信息失真等伦理挑战,同时媒介治理体系的伦理特征、运行机制以及实践原则也随之发生改变。

其四,传播再也不仅仅是信息和新闻内容的广播与较量,而是一场全球动员,局部战争开始演变成为全球的“民心之战”和“民众动员之战”。甚至整个全球网络空间都纳入高度联动,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全面博弈的作战空间,传播之争和传播之战提升到高烈度的现实军事行动的层面。

其五,封闭的情报和军事行动与开放的互联网构建了新的战争互动形式。首先,是乌克兰军事能力与美国和北约能力的紧密衔接。美军的情报部门、侦察机、预警机和监听部队通过网络成为乌克兰的全面支撑力量,比如侦察卫星在发现俄军动态和位置以后,就立即在驻欧美军参谋部和情报部门进行分析和甄别,然后分析结果会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以内,分门别类地快速传输给乌克兰军队司令部。其次,过去视为高度机密的军事情报和信息,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到前线每一名单兵,同时通过互联网开放,赋能乌克兰民众的反抗行动和情报收集,传统军事情报的边界被瓦解。

六、预演与警醒:舆论战范式转变下的中国应对

(一)在网络战和舆论战方面,必须清醒认识到敌强我弱的现有格局,早做准备、多做努力,才可能缓解平时和战时的被动局面。尤其是,面对有着鲜明自下而上特性的数字传播舆论战范式,无论在思维、体制、方式还是在具体能力建设方面,都需要及时调整战略、改革机制。

(二)此次俄乌冲突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约在武器供给、情报支撑、网络战配合、先进技术支撑、极限施压与制裁等各个准战争层面采取措施。可见,过去相对独立的网络战和舆论战,未来将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且与全球性经济战、军事行动和国际政治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因此,我们需要更加熟悉美西方的战略部署和战术打法,逐渐打造一系列具体应对的工具库,以在危机紧要关头化解这些挑战。

(三)当下首要的任务,是针对此次俄乌冲突马上组织专门的研究团队,汇聚国内真正“懂网络、了解网络、理解网络”的军事领域、技术领域以及学术界、产业界的团队,在面向社会相对开放的和相对秘密的两个层面,展开系统、深入、全面的专项研究。

(四)今天舆论战的核心,已经不在于信息的控制和管制等“消极防御举措”,而在于关键时候能否最大程度地进行社会动员和形成社会共识的“积极防御能力”。要正视国内舆论场的“剪刀差”现象,系统检讨本次俄乌冲突以来国内舆情出现的问题,通过内部和外部不同层面展开研究、解析问题、找到方法,营造有助于形成“统一战线”的舆论环境。

(五)针对网络战和舆论战的研判和战略部署,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研究,而要掌握全新的手段和工具,尤其是通过最新的技术建设整体性的、全球性的态势感知系统。基于新技术手段和大数据能力等,对俄乌冲突的具体态势和未来类似冲突部署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强大的技术支撑能力,对应对未来危机将至关重要。

(六)根据战略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构机构和部门设置。过去舆论战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方面,未来舆论战则将深度结合军事、情报、秘密行动等。美国在网络战方面已经形成一整套“主动向前防御体系”,而舆论战是其中关键环节。

(七)战争状态的网络战和舆论战基于一系列常态化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支撑系统、能力系统,要立足长远、提前布局,缜密规划、持续建立。新型网络战和舆论战,建立在新型基础设施之上,比如全球主导性的基础软硬件、全球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实时态势感知监控系统等。除传统大众媒体平台之外,对于全球头部网红、意见领袖和大众用户群体的引导和影响,也应该视为日常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总之,俄乌冲突是一次深刻的警示和警醒,需要我们在坚持全面合作、改革开放的基本前提下,对中美冲突、欧美博弈等形成新的战略认知,在网络战和舆论战方面早做准备,避免战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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